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部全面反映中国语言学历史与现状的专科百科词典——《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面世，引发了学科震撼，社会瞩目，好评如潮。
《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填补了国际语言学领域的空白，为中国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语文》杂志的评论称：“《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一面世，就引人注目。出版不到一年就在原5千册的基础上加印3千。这大概是许多同类专业词典望尘莫及的。这本书有鲜明的特色，突出的优点。”
香港《中国语文通讯》杂志发表的评论称：“《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就是一部饱含语言学者汗水与心血的著作。内容丰富，收录客观；大胆探索，述、作结合；风格统一，体例完善。实在地说，没有默默耕耘、精诚合作的精神，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部详尽、平实而又颇具份量的语言学工具书。在中国大陆目前滥出辞书的不良风气中，《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无疑以其严谨、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澳门《华侨报》称：“《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完全无愧于前卫辞典的称号。尤值得赞扬的是，辞典兼收并蓄了各家各派、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令人强烈地感到百家争鸣的蓬勃气息，也正好体现了该辞典的中青年编纂者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披露：“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翻看着那本《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不无幽默地赞扬：一个人正派、一个出版社正派这非常不容易，因为现在不正派的事情太多了。”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获评首届“汉字文化学术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祖谟宣读获奖评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颁奖。《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新社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还获评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中国图书奖是经中宣部批准，与“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并列的中国图书“三大奖”。评委会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版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负责同志和科技、学术、知识界著名专家组成；评选条件主要依据图书的内容质量、技术指标，兼顾印刷质量、印数、装帧水平，全面综合评比，同时参考读者反映和书评文章的评价。
在当时社会拜金主义思潮泛滥，纯学术著作纷纷遭冷遇的日子，一部语言学工具书为何能异军突起，引起如此巨大、广泛的社会反响呢？
细究之，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全面反映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信息量大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采取大型辞典的框架设计与小条目主义相结合的方式，立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辞书学》、《语法学》、《修辞学》、《方言学》、《中国诸民族语言》、《语言理论·语言新学科》、《人物》、《著作》、《语言学史》等卷，收词目近万条。
内容涉及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不仅反映了大陆学者的研究状况，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语言学的成果亦多所反映。
有不少珍贵资料由该辞典首次披露。例如《方言学》卷与《中国诸民族语言》卷，就有不少资料是第一次公开见诸书面或以辞典的形式面世。
对于新学科、边缘学科、新动态，《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也不吝篇幅予以反映。例如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人机对话、中文信息处理、代码转换、Markoy过程、声纹、言语识别、语言年代学、伴随特征、牛尿格、博力体句衬、勒脚式腰尾韵、普贤回旋、口哨语、叫卖语言等，不胜枚举。
读者们惊讶地发现，以往的语言学辞典不收录或很少收录的辞书学、语音学、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修辞、语言新学科等内容，不仅设有专门篇幅，并且立目、释义也十分专业、严谨。其实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编委会特意挑选了专业的编写班子承担，并聘请上述专业权威的博士导师来指导、把关。
书末另编有《中国语言学大事记》，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此外，还配有《中国少数民族用语简表》等多种附录。
因此，专家、读者们认为，《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信息量大，超越此前国内任何一部语言学辞典。
笔者清晰地记得，有台湾学者不无感慨地说，没想到大陆能编纂出版这种集大成的语言学工具书，真正达到“一册在手，可览中国语言学全貌”之效。
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宗旨就是要着力反映中国语言学的真实面貌，自然要刻意彰显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区别一般的语言学辞典。
因此，编纂者有意识从选目、立条、释文、例证等多方面来综合体现“中国特色”。
譬如，除了利用《人物》、《著作》、《语言学史》、《中国诸民族语言》、《音韵学》、《训诂学》等卷集中反映中国特色外，还有意识在其他各卷的释文中尽量体现。
例如，一般的语言学辞书在介绍各类元音、辅音与各类语法范畴时，大都喜欢采用外国语言的例证，而《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则注意努力选用中国境内语言的例证，因为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中就蕴藏着丰富的原生态语言学资料。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以往一些所谓的中国语言学辞书，大多充其量只能算“汉语言学”辞书。因为编纂者眼中只有汉语，而对中国境内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视而不见。鉴于此，《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特意设立《中国诸民族语言》卷，并在《修辞学》卷增设少数民族语言修辞部分，在《文字学》卷增设少数民族文字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许多重要语言现象，少数民族语言学、语法学、语音学、方言学、文字学、修辞学术语，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
诸如“白马语”、“错那门巴语”、“弥药语”、“勉语标一交方言”、“古代突厥碑铭语言”、“R声类”、“擦元音”、“法范畴”、“添意粘附成分”、“声明学”、“中和音势”、“无性字”、“基字”、“六末省文”、“La类格助词”、“第三啭声”、“饰集词”、“能作”、“三时一式动词”、“分离词”、“玛丽玛沙文”、“水书”、“渤海文字瓦”、“土优克”、“字腔”、“折断腰”、“钩钮”、“罕怀冠”等一大批闻所未闻的语言现象、语言文字学术语出现在读者眼前时，学者们由衷地为中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语言资料、语言文字学研究感到震惊与叹服，也自然为《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中国语言学情结与开放式视野而拍案叫好。
三、规范与描写相结合，学术性与资料性并重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编纂者认为，专科辞典与语文辞典的编写原则应有明显区别，后者可以强调规范性与描写性，而前者由于有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则应做到规范与描写相结合，学术性与资料性并重。《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将这种指导思想体现在各卷，而以《人物》、《著作》、《语言学史》等卷尤甚。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着力打破论资排辈、门户之见的陋习，尽量公允地对待各种流派、各种学说、各种年龄层次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学术价值与资料价值为取舍的标准。
譬如，《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大胆设立了《语言学史》、《中国诸民族语言》等卷，并突破以往语言学辞典对立目价值的认识，果敢地为以往语言学辞典不予立目而确有参考价值的内容设立条目。
譬如，《语言学史》卷经过征求意见与认真筛选，破天荒地将一些有影响的当代语言学学派、学说、事件、研究状况、机构、刊物等设为条目，以利于研究者、学习者的查阅。例如“当代国外汉语研究”“国外藏语研究”“当代港台及国外方言研究”“言语交际学研究”“古汉语研究”（杂志）“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研究所”等。
以往的语言学辞典，囿于盖棺论定的思维，为求保险，一般很少收录在世语言学家及其著作。而《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对卓有贡献的当代语言学家，甚至是有影响的青年语言学家（如游汝杰、唐钰明、申小龙等）大胆收录，还适当收录了一些港台及外籍学者，引起了较大反响。
上述创新做法被权威辞书专家评价为“有利于更好地、更集中地反映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四、系统性强，方便实用，收藏价值高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设计者深谙辞书编纂的规则，将整部辞典视为一个有机的工具书整体，各个分卷巧妙互补，相得益彰。与此前一些单科语言学辞典相比，显然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与收藏价值。
譬如，读者在查阅词条“知照分合观”时，可将释文中所涉的及的音韵术语、音韵学说、音韵学著作、音韵学家、音韵学讨论情况等，分别与《音韵学》、《语言学史》、《著作》、《人物》等卷及附录的《中国语言学大事年表》中的相关内容联系起来阅读，这样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某一语言学现象或研究状况获得一种较全面的了解。
有辞书专家注意到，《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在一些精心设计的词目前标有星号，有的词条释义后面还标注“参见xx”以提示该词条有“超级连接”功能。这种设计，与今天的网络“超级连接”功能已有几分类似。
五、资源优化整合，破门户之见，开风气之先
说到“破门户之见，开风气之先”，特别应该浓墨重彩提到的就是《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创新的编委会组织形式。
以往这种集大成者的大型工具书编纂工程，一般都由功成名就的权威专家教授担任。《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编写者却创造性地由来自江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广州师院、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江西大学、湘潭大学、浙江教育学院等四十多所院校的百余名中青年语言学者担任。
由陈海洋担任主编，邱尚仁、丁峰担任副主编，蒋冀骋、申小龙、苏新春、唐钰明、游汝杰、冯蒸、王建华、吴为善、张玉今、匡国建、钱宗武、冯隆、王远新、张林林、宋永培等担任各分卷主编。他们大多是刚毕业不久甚至是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
这种编写队伍，最大的优势在于：热情高涨，精力充沛，不计名利，团结合作，不守成规，敢于创新。
说到“不计名利”，笔者印象特别深的是，《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出版后，突然发现《中国诸民族语言》卷有编写者的名字被漏印了。没想名字漏印者听完工作人员解释与致歉后，竟然毫无怨言，表示谅解，令人唏嘘不已。
为了加强《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权威性、学术性与严谨性，编委会又聘请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语言学大师朱德熙先生担任总顾问，聘请陆宗达、张世禄、商承祚、胡裕树、曹先擢、唐作藩、郭锡良、刘坚、胡明扬、黄典诚、安子介、马学良、袁晓园、徐德江、周秉钧、濮之珍、张永言、吴宗济、王伯熙等数十位知名语言学家担任顾问。聘请余心乐、许嘉璐、詹伯慧、许威汉、唐启运、李维琦、刘焕辉、李新魁、曾宪通、陈建民、倪宝元、戴庆夏、郭在贻、王勤、鲍怀翘、郑张尚芳、张公瑾、史有为、雷有梧、陶立瑶等数十位知名语言学家担任各卷审订。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亦欣然为《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题签。
由于上述知名语言学家都是担任具体编写任务的博士生、硕士生的导师，所以指导、帮助自己的弟子，自然是毫无保留，倾力支持、提携。
由于各位编写者、顾问、审订都是来自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流派，老中青i结合的互补优势，极大地强化了编写队伍的知识结构，加重了学术功力，开阔了思路视野，优化了资源整合。在这支“前无古人”和谐协作的特殊编写队伍里，根本没有门户之见的一席之地！因而，《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亮点频仍，“开风气之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六、几点启示
白驹过隙，光阴荏苒。从《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开始编纂的1986年至今，一转眼27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当年的中青年如今成了中老年，当年的博士、硕士如今成了博士导师，当年的普通教师成了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当年的一些顾问也已离开我们前往天国。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成功编纂，带给我们几点启示：
1.中国语言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年轻人。
一个学科要想能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后继有人。所以，自己从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走过来的导师们，一定要时刻注意为今天的年轻后辈创造顺利成长的条件，营造鼓励进取的氛围。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语言学亦不例外。
2.中国语言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破门户之见。
人类对客观，对主观的认识永无止境。刻舟求剑，门户之见，实乃中国语言学健康发展之大敌。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就在于其能包容，能纠错，能纳新。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各流派、各门户间的融通、共存，共进。
3.中国语言学繁荣昌盛的出路在走向社会，与时俱进。
中国语言学有过辉煌的昨天，但也迎来了尴尬的今天。当今之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新规层出不穷。面临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时代，商品化时代，地球村时代，几近边缘化的中国语言学如何应对，何去何从？
继续躲在象牙塔玩自恋显然已不合时宜，不融于现代化社会肯定死路一条。中国语言学的前身——传统“小学”，之所以在古代中国能成为“显学”，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能融于彼时社会，服务彼时社会。所以肩负中国语言学中兴发达的青年学人，必须走向社会，调整知识结构，开拓进取新路，服务多元社会。
须知，中国语言学必须要能与时俱进地满足社会需求，才不会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所抛弃。
中国语言学一定要破茧化蝶，中国语言学一定能破茧化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