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既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灵魂，母语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没有了自己的灵魂，而一种没有了灵魂的文化不会是生动而充满活力的，它终归要逐渐消逝。”
母语和我
杨福泉
母语与故土文化对我的影响
我是个纳西人，纳西语是我的母语，它对我来说，有一种魂牵意系的魔力。我觉得它是世上所有的语言中与我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关系最为密切的语言。尽管如今我当了教授、博士，并常有机会到国外讲学访问，在生活和工作中用得最多的是汉语以及英语，写作最多的是用汉文，但我不能想象，如果我不讲自己的母语，我的精神世界和人生会有多大的缺憾。
语言与一个民族的认同意识密不可分，这一点在纳西人中也非常突出。比如，在纳西族最大的节日、同时也是东巴教最大的祭仪“祭天”仪式上，按传统规矩，过去所有的参与者只准讲纳西话，禁忌讲外族话。纳西人自称“纳西美本若”，意为“纳西是祭天的人”，以祭天作为本民族的主要特征，可见祭天在纳西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在这个神圣祭仪中惟一使用的纳西语，也就具有了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
据民间传说，纳西族木氏土司乐于广采博纳地学习汉文化，积极吸引外来人才到丽江，但他们又非常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用各种方式叫外来的移民学习当地文化，比如纳西语。按规矩，不会说纳西话的人就不准参加祭天仪式，在过去，如果不能参加祭天仪式，相当于就开除了纳西人的“族籍”，因此，外来移民都很快地学纳西语，逐渐同化于纳西族中。这也是丽江古城成为中国少有的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区域之一的重要原因。
纳西的本土文化对我的影响从生下来后就开始了，而这种长久的影响全靠母语传承，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懂很多民间故事的人。他们常常给我和弟妹讲故事。像那机智的姑娘用火红的烙铁杀死吃人的鬼婆，鬼婆在树下化作荨麻的故事；一个妇人生下一只怪手，这只怪手最后差一丁点捞出了金沙江中神秘的金钟的故事；纳西人火把节来历的故事；金沙江姑娘和玉龙山老翁的故事等等，都是在祖父母口中听到的，祖父母用纳西语讲述的故事是那么有吸引力，长久地刻印在我的脑海深处。
除了祖父母讲的故事，我还从古城的老人们那里听到了很多用纳西话讲的民间故事。我小时候，每天吃过晚饭后，常与小伙伴到四方街玩耍。古城的一些老人在晚饭后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四方街，在北面店铺前坐下来，慢慢从怀中掏出各种各样的小酒瓶，边呷边说古道今，讲的多是地方掌故和民间故事，有时还互相争论谁对谁错。我常与小伙伴静静地坐在一边听这些老人神侃，有听不懂的可以问这些老人，但插话不能多，因为当这些老人侃得高兴时，是不喜欢话头被打断的。听这些老人的神侃，至今想来受益不少。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体现了母语的美妙，至今我都感到，把这些故事翻译成汉语，还是很难传达出其中的精彩和妙趣。
如今，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很多少数民族已经面临着母语逐渐消失的危险。我常常在家乡丽江古城看到这样的情景，用母语可以妙语连珠地把当地的民间故事、轶闻趣事讲得出神入化，妙趣横生的老祖母祖父们，如今面对自己那已经只会讲汉话的孙子孙女，一下子就变得拙嘴笨舌，他们不得不用磕磕巴巴的汉语讲述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用母语讲述的那种生动、妙趣和魅力，孩子们也就一脸茫然，提不起兴趣听这些本土故事，于是就自顾自去看电视上的肥皂剧，看明星们的作秀了。这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所带来的代沟，祖父母们一肚子的故事和乡土知识，也就因语言的隔膜而不能传给孙子孙女辈，使他们获得乐趣。如果纳西语断了传承，纳西人千百年热烈生动的人生和朴实深邃的智慧，将会因为母语的失传而无法薪火相传。
我认为，母语既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灵魂，母语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没有了自己的灵魂，而一种没有了灵魂的文化是不会生动而充满活力的，它终归要逐渐消逝，比如很难想象没有了汉语的汉文化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我在故乡进行民族学、社会学的调查时，常常感受到说一种共同语言对于拉近感情，进行心灵沟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和那些不会讲汉语的老人进行交流时，更显出语言的重要性。我相信，要想真正心领神会田野调查对象的内心世界和悲欢哀乐，不懂他们的语言是不可能做到的。难怪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非常重视学习调查地的语言，都要把它列为田野调查前和调查过程中应该学习的首要课程之一。我在家乡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父老乡亲用母语讲述的内容，特别是老东巴、乡野老人、民间艺人夹杂着纳西古语讲述的很多内容，我常常无法用汉语快速纪录下来，因为很多词汇没有完全对应的汉语词汇，因此，我经常用国际音标或纳西拼音文字记录，下来后再慢慢琢磨汉语的相应意思。我因此觉得，要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不懂语言，那是非常难的。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些不通纳西语的外族学者到我的家乡进行宗教调查，由于没有与汉语完全对应的词汇，翻译者没能把一些关键的东巴教词汇和概念翻译成准确的汉语，因此，就导致该学者在撰写论文时仅以翻译的内容为据，在基本概念上就出了错误，余下的洋洋洒洒的很多论证也就成了基于不准确的概念的误论。
1992年，我曾有机会访问加拿大印第安人的领地，访问了十几个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长老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对印地安人因丧失母语等民族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地老天荒般的心灵创痛感受很深。如今，加拿大境内很多部落五十岁以下的印第安人已不会讲自己的母语。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数百年间，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强制性地实行同化政策，很多印第安孩子从小就被强行安置在“寄宿学校”，剥夺了讲母语的权利，变成只会讲英语的印第安人，传统的民族文化知识仅仅保留在少数白发苍苍的耄耋长老的记忆中。几乎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个部落的酋长一谈到目前印第安人的文化现状，无不愀然悲痛。1993年，我们的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加拿大印地安部落的酋长代表团访问丽江，当他们在丽江看到满街讲着纳西语的民众，随处可见的纳西风情民俗；看到操着母语的纳西少女那么自豪地向客人展示自己的民族服装时，这些豪爽的汉子竟悲戚不已，有的竟至潸然泪下，说是想起了自己饱经苦难，满目疮痍的“母亲文化”。
面临着本民族文化濒临绝境的严峻局面，身为部落领袖的酋长们忧心如焚。近年来，随着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实行，以酋长和德高望重的部落长老为首，组织部落民众掀起了复兴本民族文化的热潮，从青少年到五十多岁的人都重新走进课堂学习自己的母语，通晓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长老成为印第安人的精神领袖。各个部落请这些长老给中青年和少年儿童传授本族的语言和各种文化知识，派人对长老口授的各种传统知识加以整理。
一个在生活上物质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族群，他们以母语为载体的本土文化的丧失所带给他们的心灵创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我思考很多关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问题。
浓浓的母语情结
对我而言，母语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魅力，母语情结是一个游子故土情结中最为突出的一方面。当我在故乡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时，即使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在旁边，我至今不能做到为了出于礼貌，用汉语和家人交谈。与父母和弟妹用汉语说话，在我来讲那是绝对困难而不可能的事，如果不用母语，就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浓浓的亲情。除了相互间用汉文写信，我至今连想都没有想过会用汉语和父母和弟妹说话。
在昆明和其他地方，和乡亲在一起时，全讲纳西语，如果有其他民族的朋友也在场，为了礼貌，我们有时也讲汉语，但总觉得乡亲相互之间讲汉话一下就隔了一层，别别扭扭的。一旦客人不在了，可以恢复用母语对话，乡亲之间一下觉得轻松和亲近了。
记得我在德国游学4年，虽然工作中常常与纳西文字写的文献资料打交道，但无人可与对话，便觉苦闷，有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用母语自言自语，心情郁闷时冲口而出发泄情绪的话也都是母语。
我不能想象我只略通汉语的母亲用汉语和我的女儿说话会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如果用汉语对话，我母亲的语言魅力、个性连同亲情的表达都会受到影响，心灵的交流也就会受到阻碍。因此，我对我在昆明长大的女儿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要求她与祖父祖母打电话时，必须用母语对话。女儿能听懂纳西语，但由于常年在昆明，说纳西话已有些磕磕巴巴，但还是坚持说。我母亲听孙女用纳西话对话，感到非常亲切，与她也用磕磕巴巴的汉话和孙女说话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看来很多纳西人的母语情结是相当浓的，在纳西人的聚会上，常常会有大家用纳西话神吹海聊，无意间就忘了也来参加聚会的外族朋友的情景。我听一个也是少数民族的朋友埋怨过，他娶了个纳西妻子，感到最难过尴尬的一件事是在丽江探亲访友时，个个只自顾自讲纳西话，把他晾在一边。他说在他的家乡，如果有其他民族的人在旁边，大家会照顾地用汉语说话。但我想象得出，如果大家为了照顾客人的情绪相互之间说汉语，那对这些纳西人来说又会是一件多么乏味而为难的事。
我在家乡曾听到过这样的一个笑话，20世纪60年代时，有几个纳西男子去北京办事，碰到了一些外乡人在大城市办事常常会碰到的不如意的事。他们走在街上，以为周围的人全听不懂纳西话，便气愤地用很丑的纳西粗话大声地诅咒着、发泄着心里的不快，没料到几个身着汉装的妙龄女子闻声跑来，边跑边欣喜地大声用纳西话喊着：啊，原来你们是纳西老乡呀！原来他乡遇乡亲，一串男人的粗话竟然引来了惊喜的几个故乡女子，把这几个纳西汉子一下子弄了个大红脸。
母语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无形文化，它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积淀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感情中，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气质特点、文化个性，都与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几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云南等地方方言剧节目很有市场，很受本地人欢迎，有些语言的表达方式根本不可能用普通话来替代。而这些方言俚语是构成区域文化个性特点的重要成分。我想，从汉语方言的这些事例中，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方言对于每天说着它的人们来说那种无法用其他语言取代的吸引力，这也可作为母语重要性的证明。
“三多节”和我的母语
对于客居他乡的纳西游子来说，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日“三多节”，便是充分享受尽情地听和说母语的快乐的日子。每年阴历二月八日，我们在昆明的纳西人年年过民族节日“三多节”，大家尽情地唱母语的歌，跳传统的舞。1990年，我们戏称的“纳西头人”和万宝等纳西前辈，决定改变一般由年长者主持节日的模式，叫我们几个纳西中青年学者来主持当年的纳西民族节日“三多节”。我作为当年的主持人，设计了首先用通俗而又稍为典雅的纳西语致词，然后用汉语致辞，并根据有外国朋友参加的情况再用英语致词的模式，结果很受大家的欢迎。因此，我也就常常成为“三多节”的主持人。
在2005年昆明过的纳西族民族节日“三多节”上，发生了与母语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生动情节。我们特意从家乡丽江请来了“纳西净地”乐队来昆明“三多节”上演唱，这是由丽江古城的几个业余纳西青年歌手组成的一个乐队，他们自编自创了一些用纳西语演唱的歌曲。这些歌曲既有传统的纳西民歌风，又有现代音乐欢快活泼的节奏，琅琅上口，通俗易懂。这组歌曲名为“纳西净地”。这盘CD歌带一问世，便很快受到了纳西人热烈的欢迎，据说有些国内外游客也很喜欢这些歌曲。他们在昆明“三多节”的演唱受到了不同年龄群的纳西人的热烈欢迎，演唱过程中，听懂纳西语的老幼妇孺都随着歌声开心地笑。不断有纳西青年女子上去给乐手们献花，大家被他们谱写的通俗易懂又生动幽默的纳西语歌词和曲调所感染。听说这盘CD在丽江一个星期就销售了5000盘。据朋友告知，丽江有不少对纳西语已经比较陌生的纳西后生听了这盘歌带后，又非常热情地去学自己的母语。看来，通过一种好的艺术形式，可以很好地张扬母语的魅力，将母语通过怡情悦性的方式传承下去。
多年来忧思母语在故乡年轻人中衰落的我，从这件事上深深感受到了母语对一个民族的魅力。只要摸准了路子，找到了一个契合点，母语可以点燃起年轻人心灵深处对母亲文化的眷恋和深情，母语可以永远是游子心灵栖息的港湾。
2005年回丽江过春节，给我深刻的一个印象是，很多纳西人开始用汉语音译纳西语的方式发短信互相问候祝福，于是就出现了有些母语掌握得不太好的年轻人找母语好的亲戚朋友求教短信内容的喜剧。从这种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母语对一个民族来说那种无法取代的吸引力。
想起那些到五十多岁了还重新开头学习母语的印地安朋友，想起那些从小远离故土失去母语而在乡友的聚会中怅惘不已的乡亲，我庆幸我这一生将能与母语相伴终生，我庆幸我在田野的跋涉中仰仗着母语，叩开了一个个父老乡亲的心灵，寻找到了无数依托母语而传递的美丽和深情。
（编辑紫萍）
“哈尼文是哈尼族所需要的，是这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文化所必需的。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哈尼人都不会讲哈尼语了，那么这个世界又失去了一种美好的文化。”
我为什么如此痴迷哈尼文
哥 布
我知道哈尼族有自己的文字，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此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么回事。那时我已经初中毕业并在一个哈尼族寨子教书四年。在一个假期我到表哥家玩，表哥长我两岁，他早我一年初中毕业，在家务农。在与表哥的交谈中，我知道了哈尼族有文字。表哥告诉我，他参加过哈尼文的培训并掌握了哈尼文。我十分羡慕表哥，羡慕他有机会接受哈尼文培训。后来的几天里，我一心一意跟表哥学习哈尼文。由于我从小就讲哈尼语，并有较好的汉语拼音基础，很快学会了哈尼文。当时我学习的是双声母的那套哈尼文方案。后来回到我教书的学校，我常常用学到的哈尼文给表哥写信。
一年后的一个寒假，我所在的学区选派教师到建水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学习哈尼文，为期一周。我们学区的大多数哈尼族教师都参加了这次学习，我也在其中。这次学习的已经是改进了的哈尼文方案，不再是双声母的那套。
随着学习哈尼文的深入，我知道了解放前哈尼族没有自己的文字，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帮助哈尼族人民解决文字问题，全面提高哈尼族社会发育程度，组织了有哈尼族干部参加的哈尼语文工作队，开始进行哈尼语调查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57年写出了《关于划分哈尼语方言和创制哈尼文的意见》的哈尼语调查报告，制定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哈尼文字方案》（草案）。哈尼文以哈雅方言的哈尼次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绿春县大寨哈尼语的语音为标准音。这个方案于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讨论通过，又经195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讨论，呈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行。1958年7月，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红河、绿春等县进行大规模、大面积、突击性的推广普及。由于当时哈尼文还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师资力量严重薄弱，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普遍不高，各方面准备不够充分，因此，那次哈尼文推广普及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的来说不是那么理想。此后哈尼文工作沉寂了25年。1983年，以红河州人民政府召开的“红河州哈尼文推行讨论会”为起点，再次较全面地开展了哈尼文的试行工作。1984年，红河州人民政府决定在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四县部分全日制小学试行哈尼·汉双语文教学。尽管绝大多数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先后放弃了哈尼文的教学，但在开展双语文教学试验的学校中也涌现出了一些成功的范例，证明了双语文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绿春县大兴镇广吗小学。该校从1984年开展哈尼·汉双语文教学试验至今，培养了一批哈尼文和汉文都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效果良好。通过哈尼文的学习，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用哈尼文辅助汉文科目学习的方法，效果十分明显。该校在上级重视、师资力量充足、哈尼文教学最活跃的时候，汉文科目的教学质量一度跃居全学区第一。
我和表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受了哈尼文的培训，虽然表哥很少有使用哈尼文的机会，也因为我所在学校没有开设哈尼文这门课程，我也从未在教学中使用哈尼文，然而学习哈尼文使我对哈尼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用哈尼文记录哈尼族的一些传统诗歌和民间故事等。当时我已经开始用汉文学习诗歌写作，若干年后，我的诗歌的思维语言变成了哈尼语，我的诗歌的外在形式变成了哈尼文。也就是说，哈尼文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开始用哈尼文写诗了。
1989年，我从一所山村小学调到县文联工作。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哈尼族文化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思考。我感到，哈尼文对哈尼族太重要了，哈尼族的文化传习和发展，哈尼族文化体系的建构，哈尼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哈尼文。我感到，哈尼文的创制和推广普及就是对哈尼族的一种拯救，至少是对哈尼族文化的一种拯救。我感到，如果我不用哈尼文进行创作，即使我成长为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对哈尼族的帮助将非常有限甚至没有，就保持和发展独具特色的哈尼族文化而言，我的工作甚至是有损于哈尼族的。于是，就在那一年，我用哈尼文写下了我的第一首哈尼文诗歌作品。两年后，我用哈尼文创作的诗集《母语》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哈尼文编辑室段贶乐女士的关心下，由该社用哈尼文汉文对照出版。直到今天，我仍然举着哈尼文的旗帜行走在大地上，虽然很多人不以为然，我却觉得意义非凡。
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初，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四期高级研讨班的学习。那是一期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班，集中了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单位及解放军的50多位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让我吃惊的是，这50多位少数民族作家中，使用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翻译的只有10位。让我不解的是，有的作家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让我气愤的是，很多人忙于走向世界走向全国，忙于追逐各种奖项，没有几个人想着走向自己的民族，走向那些边疆的操着母语的人们。这个现象对我震动不小。在这样的逆境下，我在北京仍然创作了数十首哈尼文诗歌。我知道没有刊物愿意和能够发表这些诗歌，它们只能在红河人民广播电台的哈尼语节目里播出，它们的受众是大山里的哈尼族群众。对，是大山里的哈尼族群众，我是在为他们工作，只要他们能够听到我的诗，我已经十分欣慰，我并没有走向世界、走向全国、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远大理想，甚至没有走向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奢望。
2005年1月，我在红河州政协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重视少数民族文字工作，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大会发言，阐明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会后，在红河州政协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会同有关专家对红河州的哈尼族语言文字现状进行了一次调查，并撰写《中国云南红河州哈尼族语言文字现状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全面回顾了1957年国家创制并试行哈尼文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总结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提出了具有很强可行性的工作思路，是哈尼文工作开展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料最翔实、观点最明确、思路最清晰、最贴近哈尼族社会现实的一份材料，其建议若能得到实施，将有效提升哈尼族社会的品质。在2005年4月墨江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该调查报告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而我想说的是这次调查中我们所遇到的哈尼族群众对哈尼族语言文字的欢迎。
红河州惟一的哈尼语媒体、红河人民广播电台的哈尼语广播极大地丰富了哈尼族群众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收听这个节目。本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中有59.02%收听过哈尼语广播。一些哈尼族寨子几乎家家户户一个小收音机，每到哈尼语播音时间就打开收音机，一家人老老少少在一起听广播，通过收音机了解外界，并欣赏哈尼族的文艺节目。广播成为了一些哈尼族群众与外界联系的惟一窗户。电台开通的热线电话越来越热，不断有人打电话点播节目和与播音员进行沟通。红河人民广播电台几个哈尼语播音员的名字在很多哈尼族村寨家喻户晓。这次调查组到绿春县进行调查，该县牛孔乡的一名热心听众得到电台哈尼语播音员白居舟也一同前往的消息后，就提着几瓶自家烧的好酒专程到调查组住地看望白居舟，让我们深受感动。很多在外地务工的哈尼族群众，也收听哈尼语广播，用这种乡音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哈尼族群众对哈尼族语言文字的文艺作品的渴望。一次，调查组在一家餐馆吃饭，听见调查组的人唱哈尼族歌曲，在这家餐馆打工的几个哈尼族女青年也唱起了哈尼族歌曲，她们除了唱一些哈尼族的传统曲目，还用汉语流行歌曲创编了很多哈尼语新歌。我们在金平县调查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在该县哈尼学学会一次活动的一份音像资料上，我们看到了金平县一个哈尼族寨子的妇女们表演的一个节目——哈尼歌曲联唱，曲目都不是传统的，而与上述女青年唱的哈尼新歌异曲同工，都是汉语流行歌曲重新填词改编而成，这些歌她们唱起来如此投入、如此动情，真是让人感动。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本来肩负为他们创造精神食粮的任务，我们却忙于走向世界、走向全国、走向诺贝尔和各种各样诱人的奖项，忙于为外面的人工作，根本顾不上他们。这不仅仅是我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为什么如此痴迷于哈尼文？因为我认为哈尼文是哈尼族所需要的，是这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文化所必需的。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哈尼人都不会讲哈尼语了，那么这个世界又失去了一种美妙的文化，哈尼人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让我深感悲哀的是：这一天其实距离我们不远了，人们却浑然不知。
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有二：一是写了哈尼文诗集《母语》并至今坚持用哈尼文写作，二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共同完成了《中国云南红河州哈尼族语言文字现状调查报告》。我坚信这些工作能为哈尼族社会带来益处。
（编辑紫萍）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各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母语负载着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珍视。”
感受母语的价值
□熊玉有
现今，社会空前开放，通用语广泛普及。作为少数民族，我们不仅掌握汉语，还花相当的功夫学习外语。这是一种潮流，每个人都需要顺应。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有人提出疑问：少数民族语文还有用吗？
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的母语不仅有用，而且还价值非凡。
我的母语是苗语。记得在中学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别人那里得到一本苗文识字课本，因为觉得是本民族的东西，突然间就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没有人教，自己便开始自学起来。声母、韵母、声调，连猜带蒙，不久就会认读一些课文。同时，从中还了解到了本民族的一些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学习，自己无形中获得了一种精神动力。从此，我有了一颗改变民族落后面貌的决心。为实现这一理想，我开始真正用功努力。几个学期下来，我的学习取得了不少好成绩。参加高考，我如愿跨入大学的校门。这当然有老师的教导，也有学校的条件，但回过头来，我深深感到自己因为学习了苗文而获得的精神力量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素。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仍然对我的事业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我从母语那里得到的一大益处。
升入大学，按照志愿，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学了一个月之后，有位老教授从学生档案里发现了我会讲苗语，他想方设法找到我，对我说他所教的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需要会苗语的学生，以培养苗语文方面的人才。听说学的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我没有多想，立即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很快转了系和专业。谁知，我转去的系和专业，有的同学却在想方设法转出。面对这种情况，我没有为自己的决定后悔和动摇，因为我觉得学习和研究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自己才有优势。在新的系和专业里，我既学习有关的理论知识，也深入了解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还同样认真提高汉语文水平。这样，我掌握的就是两种工具，也就等于在用两条腿走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应当比单一要好。确实，不久我就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了。文章的素材，大部分是通过苗语文获取的，由于有特别之处，所以所投稿件大多被采用。自然，那一点点稿费，也是我从母语那里获得的一种回报。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的眼界不断开阔，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根据苗族在国内外均有分布的特点，我一方面是把国外同胞的情况介绍进来，另一方面是通过苗语文把国内同胞的情况宣传出去。于是，慢慢就有人和我联系。1988年，学校接待一批来自美国和法国的苗族学者，翻译全部由我用苗语进行，连英语翻译也用不上。来访的苗族同胞回去以后，通过宣传，接着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从此以后，来的人便接连不断，每年约有上百人，或寻根访问，或旅游观光，有的甚至到苗族地区进行投资，而苗族地区的服饰、药材等，也因此找到市场，不断销往国外。据统计，仅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每年就有4000多套苗族服装销往美、法等国，创汇40多万美元。这其中的联络、交流，都离不开苗语文。由此，我们不难体会苗语文在苗族地区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学本科读完，由于成绩突出，我又读了研究生。毕业工作，我从事的还是自己所学的专业。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多数情况我得讲通用语，但有时母语还是很有一些特别的用处。比如带家乡来的同胞上街买东西，需要商量价钱，我们讲起母语来，对方听不懂，就少了一些想法，避免了不高兴的情况出现;打一个电话，不想让旁人知道意思，使用母语，可以起到很好的保密作用。这些还只是小事。1993年，云南民族学院聘请我去给一位名叫Ethel Emily Wallis、年近八十的美国老太太教授苗语课，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外国人学习苗语。我觉得，那样一位老人，远道而来，又不是苗族，要求学习苗语，确实很难得，仅就精神而言，就很值得我们敬佩。我没有讲什么条件，就开始教了起来。因为没有教材，我教会了她声母、韵母、声调以后，就给她讲许多苗族的故事。这些，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但她却觉得很有意思，要求我把故事编成书正式出版。后来，我们采用苗汉英对照的形式，把这项工作完成了。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Ethel Emily Wallis没有把苗语完全学会就回美国去了。但经她介绍，后来先后又有Dorothy Jean Martin(马多恩)、Ty Mussack(荣胜)、Diana Cohen(戴安娜)等美国留学生来和我学习苗语。其中荣胜、戴安娜两位学得最好，他们能与苗族进行一般的对话，戴安娜还与我一起编成了一本《苗汉英会话旅游手册》。这些成果的取得，进一步体现了苗语文的价值。除我以外，我知道还有英国、瑞典、日本等国学者通过其它渠道掌握了苗语文。而在美国，有的白人学习掌握苗语文后，还开办起了苗文学校，把教授苗语文当成了自己的职业。这是我们好些人都想不到的。
几个外国人学习苗语文，也许只是为研究和教学，说明不了多大问题。但你知道掌握苗语文还可以周游世界吗？1995年，我应邀到美国、法国和泰国对苗族进行考察访问，在外，多数情况我讲的都是苗语，只有在飞机和公共汽车上，需要时才讲了一点英语。你想，从昆明出发，到美国，再到法国、泰国，最后回到昆明，不就是绕了地球一周吗？如果要去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法属圭亚那、阿根廷等有苗族居住的国家和地区，用苗语文联络沟通也是可以的，而且国内有的苗族不懂一点英语也照样去回来了。所以说，掌握苗语文可以周游世界虽有些夸张，但也不无实际之处。现在，如果打开互联网，你可以找到不少的人用苗语文进行交流，那情形，就好像大家同住在一个屋子里，这也是另一种周游世界的感觉。也许正因为这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苗语文的学习。
总之，从自己的经历，我感到母语塑造了我的思维，给了我无穷的精神，开辟了我的事业。虽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各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母语负载着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珍视。只要我们善于发挥，相信母语定有它的作用和价值。
（编辑紫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