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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农业与当前农业的区别
在任何一个国家，种植和养殖都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
我国古代的传统农业是一个种养循环、结合异常紧密的生态系统。它没有任何所谓废弃物的产生，作物种植生产的粮食主要供人类使用，副产物作物秸秆、粮食加工的各种副产物糠麸、粕等，以及极少量的粮食作为饲料饲喂畜禽，畜禽生产的肉蛋奶供给人类消费，畜禽养殖和人类产生的粪尿经堆肥发酵处理后是农田最主要的肥料来源，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生态循环。
这种种养完美结合的“闭环流动的封闭体系”，能够维持物质和能量的平衡，使中国数千年来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并得到世界公认。美国农业部土地管理局局长King总结了中国数千年始终兴盛不衰的经验后，于1911年写成了《四千年的农夫》一书。英国植物病理学家Albert Howard深受此书影响，进一步深入总结和研究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于20世纪30年代初，第一次提出借鉴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发展有机农业。
但是，在我国当前农业中，这种传统的种养循环基本消失。当前，畜禽养殖消耗了约80%的玉米，几乎全部的粮食加工副产物，大量的进口杂粮，豆粕、棉粕等传统的加工副产物甚至成为主要的加工产品，作物秸秆的饲料化利用比例逐年下降。畜禽养殖产生的粪尿不再是农田的主要肥料来源，仅是化肥等肥料的微弱补充。这种生产模式导致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其使用量均高居世界首位。土壤污染严重。土壤质量下降，耕作层变薄，20%的耕地盐漠化。秸秆资源化利用率低，地膜污染严重，严重影响土壤环境质量。
种养结合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
今天的种植业已经不同于过去的种植业，现在我们能够说什么是饲料作物？谁能准确界定什么是饲用玉米，什么是普通玉米？恐怕没有人能。我们一直把大豆、油菜、棉花作为经济作物，但现在豆粕、棉粕和菜粕已经成为畜禽的主要饲料蛋白来源，其使用量已经超过了我国国内传统经济作物的总产量，这些经济作物还是单纯的经济作物吗？至于说饲草更是如此，我们现在把饲草主要界定为苜蓿和黑麦草等牧草类植物，那么制作全株青贮的玉米、小麦、燕麦、油菜、甘蔗等不算饲草吗？
因此，在当前种植和养殖越来越密不可分的情况下，我们谈种植业的结构调整，要跳出种植业，从真正的种养结合来看待种植结构调整。
种养结合不仅是种植业自身的需求，也是我国养殖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的畜禽养殖业面临着诸多问题：生产成本高、竞争力低、污染严重。成本高、竞争力低的核心原因是饲料原料价格居高不下。以大豆为例，2004～2015年间国际大豆价格上涨的复合增长率仅为3.37%，而同期我国却从253元/亩增加到666元/亩，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9.2%。我国饲料原料的价格目前已经全面比国外高50%甚至一倍以上。我国畜禽养殖产生的大量粪尿之所以成为第一大面源污染源，是由于我国分散的土地所有模式、种养严重分离导致粪尿无法还田所致。
我国畜牧业排在世界前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结构不合理，生猪、家禽等以粮食消耗为主的养殖业规模过大，而以秸秆等饲草为主的草食畜牧业占比过小，加上秸秆不再作为农村的能源来源，导致秸秆利用率大幅降低。
从2013年开始，我国玉米价格直线上升，从原来的0.8元/斤，最高上升到1.3元/斤，在南方地区甚至达到了1.6元/斤。在这种情况下，种植玉米的利润非常高，经济效益非常好。当时，我们研究在饲料中用小麦替代玉米，调整以后一吨饲料就可以降低200元以上。加上玉米种植和管理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能不扩大玉米种植吗？在当前玉米价格低迷、库存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不摸清真正原因，是由于国内产量过多，还是进口替代粮食多所导致，而通过强制大规模压缩玉米种植是否合适？农民最清楚该怎么干，要让农民跟着市场走，自主选择种植什么。
从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来看，农业是最应该高度计划的产业！这是由农业所固有的特点决定的。一是农业有天然的不可替代性。我们可以不消费其它东西，但不能不吃粮食。二是农业天然的弱势性。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农民是靠种植粮食盈利的，即便是以大规模农场著称的美国，政府的各类有形和隐形的补贴也要占到粮食价格的40%左右。像日本、欧洲等土地资源紧张的国家，补贴更高也要维持必须的农牧业。三是中国当前特殊的阶段。在国外是依靠全国性的农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社等实现农牧业的订单和配额生产，农民的契约精神很强。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协会和具有影响力的农业合作社，很难实现订单生产，协会也没有配额管理的权力。而单个企业和种养户签订的订单生产，在市场价格好时，很多种养户往往不卖或少卖给签订合同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低迷时却要求企业全额收购，企业很难对不遵守合同的种养户进行追责。而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却有足够的权力和组织能力。只有政府出面组织，严格按照消费需求对需求范围内的给予订单生产和价格保护，对需求外的采取市场调节，才能避免我国粮食和畜禽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才能强制推动种养的有效结合。
很多人一谈计划经济就色变，以为又要走回改革开放前的老路，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完全靠市场调节，号称自由市场经济鼻祖的美国也是如此，他们对市场的干预也无处不在，只不过更多的是通过谷物协会、大豆协会等协会的名义来运行。
推动种养结合要解决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土地要适度集中，中国除黑龙江等个别地区外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农场，适宜的规模为100～200亩，辅以核定数量的畜禽养殖。二是必须大幅降低土地流转的成本。目前很多地区流转价格已经超过了每亩1000元，以如此高的价格流转土地，种植粮食很难再有较高的效益，在市场行情不好时更会赔钱，只能搞苗木、园艺等非粮种植。这就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规模，非粮种植严重了才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真正潜在因素。合适的土地流转价格不宜超过500元/亩。
應该严格测算我国的消费需求，按照确保安全的真实基本保障需求核算需要多少亩耕地，将这些耕地指标优先分配给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省、市、县、乡、村和户，明确每亩地每年应该缴纳给国家的粮食和品种数量，签订合同，给予补贴。对于违约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计划外的实行市场调节。如此，既可保障粮食安全，又可减少国家的财政资金投入。
应该出台鼓励小规模种养结合的扶持政策，摈弃扶强扶优的政绩观。我国国情决定了大规模的机械化模式很难与国外竞争，小规模、精细化、差异化才是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所在。
我们研究所正在研究农区的分区放牧养殖模式。按照3亩地养1头母牛的比例，流转150亩左右的土地，一半种植混播牧草，一半种植粮食，然后每年轮种。粮食种植产生的秸秆全部饲喂母牛，粪尿就地还田。住房就安在田间，一个农村家庭就能独立完成上述所有的工作，希望能通过此模式实现家庭年纯收入5～10万左右。这种种养模式也破解了秸秆利用和粪污处理难题。
大力推行以养定种、粪肥替代化肥。按照“以养定种”而不是“以畜定草”的要求，转变种植业结构调整的观念。除保证基本计划范围内的粮田外，要根据我国测算的不同畜禽养殖规模由种养户自行决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种植比例。要加大畜禽粪尿简易堆肥直接还田替代化肥，而不是鼓励加工成所谓的有机肥还田。在当前不能保障沼气发电上网、解决沼液处理难题的情况下，建议废除国家对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的补贴，全部用于粪尿堆肥还田的补贴，其效果要远好于已经成为摆设的沼气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