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姚名达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专攻史学史。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的学术方向转变，将时代使命、社会责任、学术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融贯为一，他开始与爱妻黄心勉一起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后又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战问题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从史理、学理上论述“国难”的由来，研判抗战形势的变化并提出应对之策。1942年6月日寇进攻赣中赣南，他率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遇敌被围，壮烈牺牲。史学家姚名达用热血书写抗战史，成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关键词姚名达，史学史研究，黄心勉，抗战救国，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2-0003-07
“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血洒疆场，用头颅和血躯构筑起一条保家卫国的长城。而这条长城的基石也有著名的大学教授，如姚名达、吴承仕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这些为国捐躯的学者更加值得我们怀念与表彰。他们一生治学，将生命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命运，当中华民族受到外族入侵时，便能自觉地担当起抗战救亡的责任和使命。他们从历史文化中发掘民族精神，用民族精神激发、凝聚全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共赴国难，保国保种，并走出大学校门投身战场，用自己的热血谱写悲壮的抗战史。历史学家姚名达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人物。
姚名达（1905.3.17—1942.7.7），字达人，号显微。他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南门外竹坝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父姚德源善植菜蔬，兼营撑船摆渡，收取往来客贩一些零钱小费，维持家计还能供子女读书。其子姚芳权亦即姚名达的父亲，由此半耕半读，成为清末兴国县一名乡间秀才。他熟读经史，兼嬗诗词，一生聚书数千册，并撰有《中国妇女运动大事年表》《棠梨馆戊寅诗草》等。姚名达六岁随父识字念书，八岁入私塾，十岁入达德学堂。时值民国初年，经学已经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日益冷落寂寞，史学因其经世济民的功用而愈益受到重视，又由于父亲的影响，姚名达自幼就养成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①他对历史的爱好并不像先辈学者那样，先读《左传》，由经入史，而是由《三国演义》《纲鉴易知录》等通俗读物读起，受到启蒙，诱发了他对历史的爱好。他十三岁考入赣县中学，其读书志趣已由《三国演义》移情历史、地理古籍。十八岁，中学毕业，迫于家境生计，拟为师为贾为医，皆无果，困守家中足一年。是时，国学之风流煽，上海南洋公学开办国学专修科。父亲卖掉家中几亩薄田，送他入学修国学。1925年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他又报考并被录取，成为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校长曹云祥致词，吴宓主任介绍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与学生相见，并先后发言，论及如何研究、如何治学。14日，王国维开讲“古史新证”，为国学院第一堂课。23日，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姚名达初入清华，踌躇满志，学问兴趣甚广，又恐精力不济，欲集中一点能有突破，但不知从何处着手，故于课下求教梁启超，梁先生指示说：“史也。”①姚名达由此步入史学的道路。
9月28日，国学院举办师生茶话会，姚名达第一次有机会与王国维面对面请教、交流。王国维的温和、儒雅风格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事后回忆说：“聆其言，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②次日，王国维讲授《说文练习》课，姚名达“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出示其在南洋公学撰写的《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证于先生”。王国维上下浏览，寻思片刻，说：“考据颇确，特事小耳。”③此文证孔子适周在鲁昭公七年或十年，选题细小，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有限。
受王国维《古史新证》与《说文练习》两门课程“追寻史源”的启示，姚名达尝试借鉴王国维的方法研究《史记》，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征询老师时，王国维告诉他研究规模不宜过大，劝他先就《六国年表》作笺注。《六国年表》无史料出处，记事无月日。王国维由《太史公自序》“因《秦记》……表六国时事”这句话，断定《六国年表》出自《秦记》。根据老师的思路，姚名达撰成《六国年表寻源》。王国维看过后，又进一步教导他说：
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地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
并建议他“读《诗》《礼》，厚根基，勿为空疏之学”。④然姚名达对《史记》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去，自1926年11月撰《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驺忌的三段话》后，便放弃了他的研究计划。
其实，姚名达一心致力于研究的是清代学人章学诚。姚入清华前就曾读胡适《章实斋年谱》，在南洋公学又听何炳松讲授《文史通义》。入清华，受业梁启超，受梁氏《历史研究法》课程的启发，立志十年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因从章学诚史学研究着手，先作专题研究，再著史学通史，完成《章实斋先生年谱》《章实斋之史学》。
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鲁。⑤
于是，又作《邵念鲁年谱》，继作《刘宗周年谱》，由浙东学术寻求章学诚学术渊源。章学诚及浙东学术研究引导姚名达步入学术道路，奠定了他一生的学问基础。1928年6月清华研究院三年期满毕业，由此开始了姚名达的学术职业生涯。
1929年3月，姚名达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之余，仍致力于史学史的研究。1932年“一二八”抗战彻底改变了姚名达。他说：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兽兵突然进攻闸北，我们闻风惊避，空手出门，那宝山路祥瑞里十三号的小家庭旋被日本兵焚毁了。我们三四年来的心血，悉付之一炬。家具、藏书，十数部手稿，连心勉（姚妻黄心勉）的母亲遗像完全变成灰烬。我们除了几条生命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弱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是这样地没有保障，我们除了浩叹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我们逃走的时候，沿途大半是缠过小脚的妇人携着幼孩，痛苦呼号，惨不忍闻……我们目击心伤，始知国家不强，则贻祸人民；人民不智，则贻祸国家；如欲强国，必自充实人民的智识始。⑥
2月8日，他在无桌无椅的窘状下写信给胡适，说：
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飞机一顿工夫便炸毁了，东方图书馆隔两日亦被延烧完了！这不仅是该馆的致命伤，亦是我国文化的莫大的损失；敝馆五千仝仁同时失业，同时毁家颠沛流离，莫可言状。名达仓皇避寇……虽吃尽艰苦，而精神尚能振作，毫不灰颓；誓必自强灭敌，决不畏难苟安……不容我们再作纸上工夫，我打算从事政治和社会运动。⑦
至于他如何从事社会运动？他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说：
名达惨遭倭寇，失业毁家，动心忍性，谋所以报仇兴国之道，乃归结于唤起国民之自觉；而自学之端，自明了国破家亡之原因始，则历史知识之普及，实为当今之急务……欲发挥吾人之所长，以贡献于国家，莫若于函授历史知识于一般民众。①
于是邀集同志，组织上海历史研究会，与新世纪函授学社合作，普及历史，使民众认识国家悲遇的由来，并且还邀请胡适参与其中。其实，姚名达从事社会运动，实效最大者当数其与爱妻黄心勉合作从事的妇女解放工作。
旧社会，妇女的命运最悲惨。姚名达早些时候便曾关注妇女问题。
平生最同情于妇女运动，每见幼孩缠足，小婢挨打，野鸡拉客，少女受愚，愚妇被弃，辄如利刃刺心，惋痛不已！每谓一切痛苦，皆由不识不知始，故欲解放妇女，必先自开发妇女智慧始。②
他在清华国学院受梁启超的影响最深。梁早年研究妇女问题，认为中国所以弱，由于妇女不学；中国所以贫，由于妇女无业。
母教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女学是母教的根本。……母强则子强。……少年强则中国强。……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妇人不学始。……缠足的风俗不改变，则女学不能成立。③
姚名达实践先师的箴言，与爱妻黄心勉于1932年4月在上海创办了女子书店，激扬女学，开启女智，出版《现代日本妇女》等书。他为此书写序，说：
我以为决胜疆场不全在战时的轰炸冲杀，而半在于平时的研究调查。……文人不可闻贼胆寒，应该奋起研究。
只有将日本作透彻的研究，才能借鉴并战胜它。1933年3月8日姚氏夫妇创刊《女子月刊》，他们在《发刊词》中说：
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把纷乱的社会安定，把贫弱的国家富强……最少也应该把愚鲁的自己聪明，把痛苦的自己解放，把怯弱的自己健壮。④
《女子月刊》行世近四年余，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才不得不停刊。每期发行二万份，在上海及华东妇女界影响广泛。姚名达一度担任社长，并在《月刊》上发表《中国妇女运动与梁任公先生》《我为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肯当社长》《黄心勉女士传》《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国难的由来与现状》《一年来的中国经济》《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战略》等。1936年7月中共党员、女作家凤子（封禾子）接受左翼作家钱杏（阿英）的指示，经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谢六逸介绍，到女子书店与姚名达相见，接手《女子月刊》编辑工作，⑤《女子月刊》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在上海的一个妇女刊物。
《女子月刊》讨论妇女问题，研究妇女历史，辅佐女子教育，发挥妇女能力，提倡妇女职业，矫正社会陋俗，改良家庭生活，促进妇女运动，因此，深受妇女们的欢迎，拥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每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问疑释惑，诉说苦衷，让姚氏夫妇感动不已。还有读者受《月刊》启迪、感召，主动参与稿件编校，使《女子月刊》真正成为了妇女自己的刊物。
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怀抱同情之心，欲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希望“竭智尽能，领导妇女运动，开发妇女智慧，为沉沦深渊之中国妇女界开辟一条生路”。⑥然其经营过程，步履维艰。首先是经费严重短缺。为了让更多的底层妇女阅读到《月刊》，不得不压低定价赔钱发行。姚名达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正始中学等校授课，用讲课费补贴刊物。有时资金周转不开，不得不拆借维持。1933年10月27日为支付印刷费逼讨，不得不忍痛把仅有的资产，三友实业社股票一千元，向朋友彭枕霞押借六百元，言明半年还清，月利一分。到四月二十七日期满，无法清偿，只得先送一百三十元和一百元期票给他，声明随后分二月还清。却不料彭收到二百三十元后，竟于五月七日把千元股票没收过户了。这件事对他刺激颇大，深感世态炎凉，不禁痛哭流泪，加以政府不谅，又复查扣月刊。他说：
这种四面夹攻的环境，我实在抵抗不了……后来朋友劝我旅行外埠，以解烦闷。我才勉强出门，住在一个朋友黄癸元先生家里。黄先生告诉我，他一家男女老小共有七个人，全体都喜欢看《女子月刊》。《女子月刊》在每月十五号出版，至二十号方可寄到。他们眼巴巴侯到那天，都在门口等候邮差，邮差一到，大家便上去包围，伸出十四只手乱抢，都欲先睹为快……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大为感动。①
于是，姚名达又欢欢喜喜地回到上海，继续用心办理《女子月刊》。
为了节约办刊成本，姚名达、黄心勉诸事躬亲，节衣缩食，拼命工作。
每日六点即起，夜十二点始睡……一日竟有十七八小时之工作。……睡眠不足，遂致永久头痛，百病环生。……进餐亦从未从容下口，每须投箸而起，以接待宾客，料理琐事……以一二人而兼管数十人之职务，无论精粗巨细，皆须躬亲料理。
……
月刊定价既极低廉，批发与各分销处，折扣又极大，且售出账款，一时不能收清，故销数愈多，垫本愈大……只以数万读者，爱护方殷……所以忍死须臾，挺身前进。……所入既已尽用于印刷，身无余钱，家庭生活当然困难，故每日买菜，仅用小洋二角，夫妻儿女六人每月伙食仅须十三四元……以致营养不足，面黄肌瘦。②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精神与心理的压力又大，黄心勉严重贫血、衰弱，又患头痛，经常干咳，经医生确诊为肺结核和结核性脑膜炎，亦即世俗所谓“肺痨病”，这在当时是无法医治的。1935年4月24日，黄住进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病情一天天加重，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仍念念不忘女子书店、月刊和四个女儿，5月4日已不能讲话，陷入昏睡，上午9时注射麻醉针，犹知呼痛。10时姚名达握着妻子的手，大呼“心勉”，眼睛还晓得动一动，再呼，再动。10点10分，便不再动了。一位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而鞠躬尽瘁的普通女子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在她的枕下，发现了三道遗嘱：一是给《女子月刊》的读者：
女子月刊亲爱的读者们：我负不起社会和家庭的重任，离开你们去了！我的工作没有做完，希望你们负起责任干下去！心勉。
二是给丈夫姚名达：
名达：我含着痛楚去了，你不要忘记我一生受尽了一切痛苦！你虽然真纯爱我，然而不曾减免我一点痛苦！
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为人太多，为己太少，太刻苦了，太忠厚了，太轻信人言了，太没有主张了！叮嘱你切记我的话，不要把自己杀害了。
我的四个女儿，你要好好教养她们！你唯一的爱妻心勉。
三是给四个女儿：
恕、□（原文缺）、、，我亲爱的女儿：你们的妈妈，不幸被恶疾杀害了，可怜你们这么小就成了孤儿！我真不放心！好在你们的爸爸是一个最好的人，一定会好好教养你们的！
你们要服从父亲和姑母的教训，努力求学，自立不靠人，尤其要姊妹互助，不可自相吵闹。你们若都能成大人物，我死也甘心了！你们的母亲心勉。
爱妻的离世，使姚名达悲痛万分，心如刀绞，高声呼叫：
痛心哟！我唯一的爱妻，我唯一的挚友，我唯一的灵魂，我唯一的主宰，她竟撒手去了。……她是数万万被社会压迫的妇女的一个代表，有志抵抗而终于抵抗不了，终于失败而死了！③
救一人易，救一国难上加难。黄心勉以柔弱之躯扛负救国救民之责，终因势单力孤倒下了。
黄心勉去世后，姚名达深陷困厄、悲痛，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黄心勉女士传》中说：
让我和你握紧手，带我一块去吧。我对这人生也深深地觉得没有多大意味，失去你更加没有生存的价值了。①
其实，这样反而让爱妻难以安息，因为爱妻未竟的事业、责任、义务必须由他来承担，他必须从消沉中挣脱出来艰难前行。1935年华北危机，国难当头，他在妻亡家破的困厄中撰写成《国难的由来和现状》。指出：
国难不是自“九一八”开始的，是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的。我国自有国难到今年，已经九十四年了……“国难”，“国难”，什么是国难？谁造成我国的国难？国难的现状怎样？如何才可消除国难？这是国民人人必须知道的问题。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便是我国国难的来源，它的终极目的是要我们死，要我国亡”。
它们侵略我国的手段是分六个步骤：第一，强迫开放海口，减低关税；第二，强迫开放内地，扩大市场；第三，强迫割让边疆与属国，改为他们的殖民地；第四，强迫租借海口，骗取开矿筑路的权，分割势力利益范围；第五，诱惑各民族脱离中国，挑拨各军阀互相残杀，甚至用武力助逆，不让我国统一。若再进一步，则非把我国灭亡不止了。
自1905年以后，日本“在华三十年功夫，便把我国的生死权握在手里……及至九一八祸发，便不可收拾了……到处都是危机。日本早已公然宣称中国没有国家组织，前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声明更公然宣称日本欲独占中国的野心”。②并将日本、苏俄、英、法、葡等国对中国各地的占领与控制绘制成“中国现势图”，说明我国国难的现状，唤醒国人的国难与民族意识，寻求救国救难的办法。
国难日益加深，姚名达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变化。他说：
经一二八之难……个人对史学之观念既已转向唯物方面，进而创为唯利史观之说。
运用唯物论，从经济利益方面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他撰文说：
受各帝国主义侵略已有九十六年的中国，国防尽撤，军事上固绝无反抗的力量；而重要资源大半已被强占，经济壁垒大半已被毁灭，交通命脉大半已被控制，生产机关亦半被居有，半被支配，非但新兴的民族机械工业不能发展，即固有的农业、手工业及贩卖土货的商业亦已尽被破坏，趋向完全崩溃的路途，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除了极少数被帝国主义者豢养的买办阶级，以及偶然占得统治权的官僚军阀，谁不叫苦连天，深切地感觉生活的困难？对外既无力反抗，不能夺回已失的权利，惟有对内自相争夺。中国社会所以不能安定，乃是帝国主义大力侵略的必然结果……正是吃苦的时候！数万万的劳苦大众都在啼饥号寒，最后的一滴血快给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榨取完了，谁不叫苦呢？
其实，叫苦是没有用的，只有行动起来，才能生存。因此，他提出要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充实自己，依靠自己；利用环境，改造环境。树立三项目标：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思想；打倒个人主义。在困难、危机和混乱中找到个人与国家的出路。③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姚名达关注现实，欲借历史研究找出抗战的答案，计划撰写一部《中国战史》，此书并未完成，但留下了一篇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秦始皇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遗稿）。该文从秦国的地理环境、民族特质、秦立国以后的内政与外交等方面，考察秦统一的政略和战略。指出：
一个国家的兴亡，人心的向背必有重大关系。……六国的统一是经过了长久的时间……一俟政局统一，国界打破，血统与文化的同化也就表面化、具体化，而再不能分裂了。④
论证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194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年。姚名达撰《不平凡的一九四○年》，分析了欧洲战场的形势，指出：
今后局势的推移，其决定力不在德英两方，而在东方的苏联和西方的美国。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邪恶轴心结盟，使美国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威胁，战争的危机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袭来，于是加紧援助中英等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这一年已汇入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
统计这一年，日军新占之地除宜昌、沙市二三城尚未夺回，但南宁、钦县的克复足以抵偿而有余外，许多城市都在激战之后回到祖国的怀抱。比较前一年，踏入更加坚实不摇的相持局面。这是反攻的基础，这是胜利的先声。①
他又撰《从史理学和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如何打击倭寇的进攻》等，从学理方面研判抗战形势未来变化，由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提出抗击日寇的办法，他的看法与主张多被以后战事所验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东南亚各国一方面以武力相威逼、恐吓，一方面又以“大东亚主义”煽惑、诱骗，拨弄离间各国族群分裂，鼓动土著傀儡，排斥白人与华侨，进而建立倭寇残暴、极黑的殖民统治，掠夺、独吞东南亚各国的资源。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受日寇诱惑纷纷屈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诸多的不利因素。姚名达深感问题严重，于1942年1月撰成《西南太平洋的民族问题与各民族应有的觉悟》，分析问题的原因在于白人的统治没有重视当地的民族、民生与民权问题，以致造成日寇可乘之机，利用土著民族与白人统治的矛盾，借土人的力量，取代英美法等国统治东南亚地区。指出战争胜负并不全凭军事，英、美等反法西斯阵线应重视并处理好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民族问题，“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彻底改造西南太平洋的不合理的局面，各民族始有合理的生活”。人类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有平等的资格，各民族的利益，各阶段的利益，都应该合理的协调，这是三民主义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原则，正可用来解决西南太平洋问题。西南太平洋地区各民族也应觉悟起来，“应知倭寇在中国东北、台湾和朝鲜的非法掠夺及无理压迫，较白人统治凶恶万倍。如果为虎作伥，必引狼入室，后果实在不堪设想。为了解放自己……必须提高本身的政治知识、生产能力，方才可以求得民族自立”。②
1942年6月日军攻占上饶、鹰潭、抚州等地，并将战火引向赣南。中国军队在樟树、宜黄、南城一线集结，试图阻扼敌人进攻。同时疏散吉安、泰和等地的机关、学校，免遭破坏。姚名达执教的国立中正大学位于泰和杏岭，距前线不足200公里，学校决定提前进行期末考试并放暑假。姚名达利用暑期组建“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慰劳将士，扛送弹药，抢运伤员。6月13日战地服务团成立，校长胡先任名誉团长，姚名达为团长，全团40人。次日，在胡先校长主持下，举行授旗和宣誓仪式。6月15日早，服务团冒雨出发，22日到达吉安，7月4日到达前线樟树镇，5日，日军分三路来攻，战斗激烈。国民革命军58军军长命令服务团在12小时内撤到新淦。姚名达及全体团员说：“唯致力抗战，方有建国之望，若畏葸不前，何以励士卒？”坚持与将士共进退。6日，服务团随部队转移。7月7日晚，姚名达率团到达新淦县石口村，入一祠堂内稍作休整，准备乘夜渡江至新淦县城。这时日兵悄悄摸来，姚名达及同学们措手不及，赤手空拳与敌搏斗。姚名达中弹牺牲，学生吴昌达负重伤倒下，日兵用刺刀猛戳，也惨遭杀害。师生二人为中华民族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学人该如何治学？阅读姚名达的论著，尤其是他研究抗战的作品，常常让我陷入沉思，还有他怀念爱妻而撰写的《黄心勉女士传》，读后不禁落泪。他研究历史、史学史，研究抗战及社会，能很好地将时代使命、社会责任、学术探讨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融贯为一，用历史学家深邃的眼光、广阔的视野，从史理、学理的角度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战形势及走向作出全面、深刻的分析，并提出应对的策略与方法，有见解，有实施方案。
至于什么是学问，学问有什么用？他在率领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时，一位学生向他打听期末考试成绩。姚名达说：“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一律80分以上，你是82分。”学生觉得这样对其他同学不公平。他严肃地说：“你以为我不公平？你是读过旧书的人，总该知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句话”，强调“一个做学问的人，最要紧的是做一些立身处世的真学问。别人在准备逃难的时候，你们参加战地服务团，虽未必真能收到什么服务效果，却至少可以有一点振奋民心士气的作用，你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实际的战场生活，这是当前第一等的真学问。光读几句死书，强记几个朝代、年号，有什么用呢？”③
姚名达作为历史学家，一生治学，学求真学，用求实用，用热血书写抗战史，既研究历史，又是一位历史的创造者。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史中，他创造了历史学家的抗战史。1943年3月25日国民政府为他颁布《褒扬令》曰：
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精研史学，富有著作，去夏参加该校战地服务团，充任团长，率领学生出发江西新淦县工作，忽在石口遇敌被围，仓卒奋斗，中弹捐躯。学生吴昌达受刃重伤，同时遇害。均属见危授命，深堪嘉许，应予明令褒扬，以旌忠烈，而昭矜式。
7月7日姚名达、吴昌达殉国一周年，国立中正大学集会纪念，校长胡先赞扬姚名达：“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2002年姚名达殉国60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为之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真教授真学问总是在现实磨难中历练出来的，风草雀鼠，悬河滔滔，难以彻悟其中的道理。
【作者简介】牛润珍，男，1954年生，河北成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方志学及民国学术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Yao Mingda was a great modern historian who specialized in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Song-Hu Anti-Japanese War" on Jan. 28， 1932， he had a great change of his academic interest. He related the mission of tim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his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inking of reality. He started to promote the women liberation movement with his wife Huang Xinmian. In the meantim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Movement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n he considered the origin of the "national calamity" and studied the war strategy according to his judgment to the war situation. In June of 1942， when Japan invaded the south and middle Jiangxi Province， he led a service team of Zhongzheng University to the war an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Yao Mingda wrote the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ith his own blood and became the first professor who had died in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Yao Mingda，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Huang Xinmian， Anti-Japanese War， Women Lib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