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
凡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周传儒曾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周制度》，开明书店，1934年）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地位确立的时间，与其它学科比起来还很短，因为时间短，它的学科地位严格说来也不高，与中国文学的其它门类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门槛相对较低，一般人都敢轻易闯入这个学科，而一般人是不敢轻易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甲骨文、敦煌学一类的专门学问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标准不明显，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献本身主要以白话文献构成（只有早期少量的文献是文言），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本身不具备难度，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还没有建立，这使得它的专业性不明显，这门学科的系统训练，很难在文献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谈鲁迅，读过几篇文章的人可以谈，读过全集的人也可以谈，而读过所有研究文献的人也在谈，其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作家、作品、思潮、社团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专业标准不明确的好处是易于普及，但缺点是不易于提高。很多人满足于看过一两本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就以为对这门学科有了解，其实这是误解。随着学科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后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它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懂得如何寻找史料、判断史料和应用史料。
我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熟了，是不是可以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很难说，但我相信，这门学科以后会建立起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现在比较没有争议的时间是从1917年算起，这些年许多研究者要上溯这个时间，比如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等的说法，在研究方面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但我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主要还从1917年算起，当然这只是为表述的方便，落实到具体的史料上，也可能会超越这个时段。比如白话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多数要涉及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活动，在时间上就要向前推，但这是特例。在空间上，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也在变动，把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的华人华文写作也算进来。作为研究方向，这个可以理解，但我们一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还是比较狭窄，主要是指1917年以后，中国以汉语形式产生的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相关的史料，当然涉及有留学背景和国外思潮影响时，可能会偶然提出使用西文文献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文献”的概念，最早是《论语·八佾》中提到的。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这话的意思是说，我能解释夏代的礼，可惜杞国没有为我提供足够的证据；我能解释殷礼，可惜宋国没有为我提供足够的证据。因为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流传下来的贤人的学识不够的缘故。如果有了足够的典籍和贤人的学识，我就可以引征来说明我的学说了。一般说来，文，指的是典籍、档案，大体是有载体的资料，因为那个时候纸和雕版印刷还没有出现。到了这些东西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文，一般是指书面资料。献，是指贤人的口头传说、议论。
文献的概念，随着时代记载历史的手段在变化，比如绘画、图片、影像以及到了今天的电脑时代，记录的手段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在今天，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文献”的概念，可以表述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传统的文献学主要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但现在的文献学概念却比较宽，大体包括：文献史及文献学史、辑佚学、辨伪学、注释学、体裁学以及文献检索与利用，特别是最后一条，主要指电脑的使用了。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王瑶生前曾专门讲过，他说：“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和特征。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它要求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历史联系。”（王瑶等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瑶同时还指出，将文学史研究与对同时代作家作品区别开来，首先促使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转化。因此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王瑶虽然专门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但我以为对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他强调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历史学研究，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这些年，可以注意到，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注重历史方法和训练的学者，成就越来越突出，他们由文学向历史学研究偏移的兴趣，值得我们注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样会失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对确立这一学科的历史地位有负面影响。
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我偏重于历史，在方法上也重视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当然这不是说这门学科中的文艺学方法和理论就不重要，而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方向的不同。我们使用的“历史”一词，通常包括两个意思，一是过去时发生的事件，二是后人对过去事件的理解、解释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才是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两者都可用“历史哲学”来概括，但两者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前者相当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相当于“分析的历史哲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不涉及和关心中国现代史，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理解，我们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中国现代史方面的史料，同时也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关键是看研究者在什么层面上使用和判断这些史料。比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定要提到《新青年》杂志，但在《新青年》群体中，很多人后来从事了政治活动，最典型的如陈独秀，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关心文学问题是不够的，更要关心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科学活动，这样我们研究的视野才能开阔。还有《新潮》杂志，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但它的主要成员中，后来的主要活动并不在文学。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没有纯粹的文学史料，只有可以放在文学范围内来解释的史料。广义的史料可以认为是过去和现在一切物质材料和文字记载，语言历史和口头传说都在这个范围内，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它们能帮助我们揭示这一发展阶段的某些规律。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大体可以定义为一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活动（作家、作品、思潮、社团、学校、报刊等等）相关的史料，都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要把眼光只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而要放在中国现代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