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的一个下午，北平太庙几棵参天古柏下的草坪上，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左手捧书，右手执笔，埋首茶几，在一摞泛黄的稿纸上勾勾画画，其间若有侍者近前添茶倒水，他就稍稍抬头，扶正眼镜，对侍者含笑示意。此刻，与古柏一箭之遥的亭殿高门紧锁，琉璃瓦缝间的几株劲草顾盼摇曳，哨鸽在瓦蓝色的天空盘旋飞舞着，汉白玉拱桥上偶有孩童嬉笑玩闹，一阵舒爽的秋风掠过，园内顿时夕阳散乱，树影斑驳。几片架在红墙上的黄叶随风飘进了草坪，中年人掩卷落笔，饮尽最后一杯淡茶后起身掸尽衣衫上的风尘，弯腰捡起黄叶，凑近鼻尖闻一闻，又立刻藏进袖筒里去了。
此时的北平正值初秋季节，萦绕京城整整一个夏季的暑热早已消散殆尽。中年人告别茶摊老板，转出草坪，把卷有文稿的布包夹在腋下，来到亭殿前站定。他将亭殿通体打量过一圈，目光留在了黄中泛黑的铜锁上。沉默几秒后，他摇摇头，掏出藏在袖筒里的黄叶，近前几步，置于殿门前的汉白玉石阶，随之转身疾行，一路走出太庙东门。
这个中年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钱穆。
这一年，钱穆38岁，在被他视为“讲课如登辩论场”的北京大学刚刚开启第三年授课生涯。不过，与此前两年不同的是，这一年钱穆在继续开设上古史和秦汉史两门课以外，还独自承担起了一门中国通史课程。
按照当时北平高校的惯例，通史课程一般由治各断代史专精者依次接力，合力完成，北大亦循其旧。钱穆对这样的讲授方式颇为不满，他屡次在课堂上对学生直言不讳道：“我们的通史一课实不大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
很快，课堂上的言论传到了校方那里，钱穆的意见得到了尊重。校方认为通史由多人分讲的确不妥，但由一人独授也殊为不易，两相折中，通史课程可改由钱穆讲授前半部，陈寅恪讲授后半部。钱穆闻讯，力排众议，自言“一人可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
事实上，校方“通史由一人独授殊为不易”的担忧不无道理。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刚刚过去不到二十年，知识分子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技术也未臻成熟，在新方法和新理论下，若要凭借一己之力穷尽五千年史籍，时人多生“力有不逮”之感。为避免学不精、专不透，学者大多选择某一断代进行专门研究。在此现实情况下，无论出于课程质量的考虑，还是对教師精力的照顾，“聘请不同学者分任通史各断代”也合乎情理，倒是钱穆的两次“要求”颇显“任性”。出乎意料的是，北大继续尊重了钱穆的意见，正式聘任他独讲中国通史课程，并特意为其安排了一名助教。
独自承担通史课程，上窥远古，下涉清末，尤其考验学者的精力和学力。按照钱穆的想法，“通史一课必于一学年之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毕，绝不有首无尾，中途停止，有失讲通史一课之精神”，该课最终设计为一周两堂，每堂两小时。钱穆当时暂居汤用彤家，地处南池子，距离太庙最近，于是，每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他便携带书卷，步行至太庙的参天古柏下面，置身桌椅，摊开纸笔，泡一壶茶，与香火尽熄、已成遗迹的帝王家庙做伴，在北京的舒爽秋风中，仔细撰写、推敲、改订第二天的课程讲义。
五十多年后，定居台北素书楼、双目失明、“与书本绝缘”的钱穆口述《师友杂忆》时，思绪至此，不禁深情讲道：“余于后午去，必薄暮始归，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完。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
二
不得不承认，北大校方对青年教师钱穆足够尊重宽容。
如果我们愿意把目光顺着历史的时间轴往回再延伸一些，不难发现，20世纪分别由蔡元培和蒋梦麟主政时的北大，“对教师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几乎形成了一股风气，比如蔡元培不计较梁漱溟的文凭，聘请其入职北大哲学门，不计较胡适的学历，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若再细细追索，又可察觉，北大的“宽容”并非无的放矢，其实质是校方对学者自身学问的认可。梁漱溟凭借的是《究元诀疑论》中的缜密哲思，胡适倚仗的是他不同凡响的眼光和见识，至于乡村小学出身的钱穆，一切都和一篇叫《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文章有关。
1930年，人近中年的钱穆在《燕京学报》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不过，若想理解钱穆坚持独自承担通史课程的动机，一窥《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真正价值，就必须重回钱穆的少年时代，梳理他和一位学者兼政治家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钱穆出生于1895年7月的江苏无锡七房桥，就在这一年春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黄海，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狭路相逢，激战四个钟头后，北洋水师伤亡惨重，旋即遭遇“全军覆没”的惨败，李鸿章背着沦为“民族罪人”之风险，奉命远赴东洋，与日本内阁签订被后世定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一时间，“四万万人齐下泪”，官员们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各省封疆大吏半数也参与其中。在官员策动下，入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的举人们同样热情高涨，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
康有为时年37岁，梁启超22岁，他们率领举子，打算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很快，一篇洋洋万言的《上今上皇帝书》在这对师生的快笔下诞生，悲愤激昂的举人们陆续赶到松筠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康梁的计划，他们将携带此书，连同京城数千名闻讯后主动响应的市民，一路前往位于西城旧刑部街的都察院，呈请当值官员代奏“圣上”。数年后，康有为在其自传性质的《我史》中，竭力铺陈甚至夸张了这次活动。
康有为成长于19世纪中期的官僚家庭，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遭遇的屡次挫败感受颇多，浸润在传统文化的书山辞海里，和当时许多饱学鸿儒一样，他同样思索着“如何救中国”的大问题，但也同样屡屡碰壁不得其门。康有为21岁时接触到西方思想，转向西学，从此走上和一般儒学士子稍有不同的思考路径。在中西思想的激烈碰撞下，他坚定了“中国若要兴，非变法不可”的信念。1888年，踌躇满志的康有为借顺天府乡试之机，第一次尝试将变法主张“上达天听”，却受阻未能成功。现实的挫败使他清醒认识到“因循守旧思想”在政界的根深蒂固。于是，康有为从京师退回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把梁启超收归座下，同时寻求变法捷径，写成《新学伪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