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全球利益；国家利益；公民利益；无公民社会；国际公共权力
[摘 要] 国际公共权力利益根源问题是关系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视角看，国际公共权力主要来源于公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国际公共权力必将随着这三大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这三大利益的交织与冲突决定了运用国际公共权力的难度。从21世纪的现实看，国际公共权力并不是对公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均追求或均质化，而是呈现倒置的梯形：只有国家利益才是国际公共权力的轴心利益，全球利益只是国际公共权力的发展趋向，而公民利益仅仅是国际公共权力较少惠顾的要素。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3-0062-06
国际公共权力问题的核心是国际公共权力的利益来源问题。虽然公共权力始终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和研究重点，虽然随着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多和日益复杂，公共权力的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公共权力的研究范畴大多停留在国家利益层面，对公民利益的研究也更多局限于国家利益，未能深入到全球利益的高度。因此，国际公共权力的难点在于其利益来源未能超越国家政治。国际公共权力的研究难点在于挖掘国际政治的利益根源。本文重点从社会群体利益的基点上，分析国际公共权力的根源问题；认为国际公共权力的根源至少包括公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三个层面。
一、国家利益：国际公共权力的轴心利益
国际公共权力是国际政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尽管学者对国际政治内涵的研究比较深入，可谓见仁见智，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识，“所谓国际政治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然而，一方面，当今国际政治的发展已经提升到公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三重利益并存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尽管国际政治的利益基础包含着公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但当今国际政治追求的利益轴心仍然是国家利益。
纵观人类文明史，从国家产生发展到现时代，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大约经历了三个时代，即配角时代、惟一主角时代和主要主角(绝对的第一主角)时代。
(古代)国家的配角时代发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在从氏族向民族转变过程中，人类社会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型。于是，国家才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从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中，国家从古代国家类型发展到近现代国家类型，民族也从古代民族演变为现代民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际公共权力舞台上掌控国家权力的是王族，国内政治所保护的似乎是国家利益，其实是王族利益。因此，强权的王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所谓的国家只是配角。强大的王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为世界文明增添了多元文明发展中心，而氏族时代不可能营造这种文明发展中心。当然，王族时代的帝国只是把不同地区的中心地带整合为一体，甚至是“有边陲无国界”，不可能把整个地球整合为一体。人类只有发展到工业文明才翻开了把整个地球逐渐整合为一体的发展历史。
人类社会结束了封建社会，开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伴随着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的崛起，在国际政治发展史上才结束了王族的主角时代，从而国家真正成为国际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为人类政治文明营造了两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其一，它结束了国际舞台上王族主角的地位，代之以国家的主角地位；其二，它毫不留情地结束了帝国霸权的国际局面，代替以民族国家均势的国际体系。后来，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断完善，民族国家的主权至上原则不断得到加强，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惟一主角的地位也就得以不断加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果在于，法国和瑞典联军阻止了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称霸世界的野心，从而宣布了帝国称霸的失败，后来这种阻止称霸的历史典故还很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61—1714)企图称霸，但被英国荷兰联军阻止了；拿破仑(1795—1815)企图称霸，被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四国阻止了。希特勒(1939—1945)企图称霸，被美国、苏联与英国阻止了。这个和约主张用“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构建世界国家体制，标志着国家掌控内部事务及对外独立的胜利，圈定了新的国家社会的政治准则，为全欧洲提供了一步根本性与全面性的宪章。总之，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胜利成果就是反霸权、把国家主权提升到国际体制的最高原则，把国家利益确立为国际公共权力的核心原则，结束了君主王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历史。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历了欧洲确立阶段、亚非拉放大阶段和受到全球问题及全球政治挑战的阶段，进而开始把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整合为荣辱与共的“地球村”，从而第一次开始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正整合为地球人。这仅仅是个开端，以后的历程还会很久远。
透过上述历史表象看背后，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社会从氏族社会到王族帝国时代，再发展到国家社会的根本原因和发展规律，是从(古代)民族利益(包括从氏族利益时代发展到王族时代)提升为国家利益，从民族社会提升到国家社会，因此国际政治也就从民族政治(包括从氏族到王族)为主角提升为国家政治为主角的发展历史。
因此，国际公共权力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古代国家是王族主宰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而民族国家时代则改变为国家利益主宰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王族时代形成了王公贵族的等级封建专制，而民族国家则发展了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在王族时代，由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越是下层等级的人越是没有人权，越是权贵显赫的人所能实现的人权也就越大，帝王拥有最高的人权。因此可以说，在王族时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根本就没有国际公共权力，有的只是王族的私权力，在中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等等说法。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古代，由于缺乏公共利益基础，国际公共权力只存在萌芽，而且也还大都存在于思想家、学者们的著作里，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权力则始于民族国家时代；在王族时代，绝大多数国家，只有“草民”的概念而没有公民的范畴，正如中国古代只有庶民、刁民、黎民、草民等但绝没有公民，而公民的范畴和公民权利则是国际公共权力的最后根据；其实，在王族权贵利益为大的时代，“国际公共权力”运行的根据不是“公民权利或人民权利”的合理性，而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强盗逻辑；因此，政治学中流行的“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全体社会成员”，只能适用于民族国家时代，“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应当限定在“只适用于民族国家时代”的范围，甚至可以进一步限定其只适用于发展到民族国家时代的那些国家；只有消除历史残留下来的封建等级权贵的特权，公民社会才会到来，公民权利才
会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否则就是纸上谈兵。
甚至可以说，“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的真正落实和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不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民族国家时代，而是基于追求全球共同利益的全球政治时代。
二、全球利益：国际公共权力的趋向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全球问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震撼着以往的民族国家体系，使得全球公共利益浮出水面，从而把国际公共权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全球问题成为把国家利益提升到全球利益的根本转折点。有的学者提出，“所谓全球问题，就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全球问题的外延十分广阔，包括生态恶化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水石油等资源短缺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网络犯罪问题、贩毒吸毒问题、艾滋病传播问题、核武扩散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人口激增问题、难民问题、移民问题、国际人权问题、金融危机问题、恐怖活动问题、民族宗教问题、走私问题、海盗问题等等。由此形成生态政治、气候政治、毒品政治、核武政治、民族政治、宗教政治、资源政治、地缘政治、跨国政治、人口政治、人道主义政治等全球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的自身精神信仰价值问题。全球问题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将“掀起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场大变革”。在当今世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能摆脱全球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国家和民族若无视全球问题中所内含的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不仅会损害自身，而且要殃及整个人类。”
全球政治的兴起正是基于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因此人类共同利益才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向前发展。全球政治的产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全球政治发展中，开启了人类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从国家主权至上、国家中心向人权至上、人类中心发展的新阶段，进而才开始了解决全球问题从国家治理平台向全球治理平台的转变。
以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政治的领土化、主权的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成为支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国际行为体的不断活跃，国际关系内容和国际议题日益丰富并多样化，人类开始进入到多元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政治发展阶段。因此，解决全球问题的主体、范围及全球理念和全球价值重点锁定在“全球性”上面，超越了国家中心，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跃升，真正实现了政治向全球的扩展。”
传统政治的利益驱动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而全球政治所追求的利益价值导向则是人类中心而不再是国家中心。全球政治关注和追求的是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遵循的是全球伦理价值，而不是国家伦理价值。当然，这种转变不单纯停留在理论上的转变，已经演变为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向。虽然，从国家政治向全球政治发展的这种“趋向还远未发展为主流，甚至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存在，但它们却反映着全球政治的新质。”
全球利益需要发现的眼光。全球利益不仅是当今世界国际公共权力的利益基础之一，而且也是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离开全球利益，很难解析全球政治。
何谓全球政治?这个问题，学界还未能形成共识，可谓见仁见智，观点精彩纷呈。对于全球政治，西方学者主要有政治延伸论、跨国价值论、边界模糊论和全球价值论四种，中国学者主要有政治复合论和共同利益论两种。
西方第一种全球政治论就是政治延伸论。其著名代表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政治’……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此后，乌·贝尔提出跨国价值论，吉登斯提出边界模糊论。马丁·阿尔布劳提出了全球价值论。
对于全球政治，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主要有政治复合论和共同利益论两种。前者主要代表是俞正樑和王逸舟，后者的主要代表是蔡拓。俞正樑认为，“全球政治……是多头政治的混合体。”①他还提出，全球政治“是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问题在政治层面的集中反映和体现。”王逸舟的观点也是一种复合论，认为全球政治是“一种同时涵盖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国家间政治和非国家行为体政治等多个‘对子’的大政治范畴。”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视野开阔，但不足有两个，其一把全球政治等同于世界政治、人类政治，即把全球政治当作世界政治的代名词。其实，世界政治包括地方政治、民族政治、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全球政治只是世界政治的一个层面。其二，同样没有找到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如果找到全球(共同)利益，也就自然找到了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
直接明确以全球利益作为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的是蔡拓先生。他给全球政治下了如下定义：“全球政治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这个定义的最大合理性在于阐释了人类整体利益或共同利益是全球政治的利益基础。这种观点也深刻展示了，人类主体普遍性发展只有产生全球利益，才能超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实现人类主体利益的最大化。
本文认为，人类群体利益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其动态发展的根本是从民族(初级形态是氏族)利益发展到国家利益，然后再发展为全球利益，从氏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的角度看，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从氏族社会的共同利益发展到国家的共同利益。全球政治反映的是在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和超越国家领土政治的基础上，追求人类政治共同利益的整体性。在这里，“政治的整体性是指政治主体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人类整体”，从而开启了“从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转型”的时代。
全球利益支撑的全球政治只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才刚刚开始的事情，至今仅有约半个世纪。然而，我们还没有理由认定，当今的国际公共权力将会以全球利益为主要支点，因为，国家利益或国家主权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舞台上的惟一绝对第一主角，没有任何国际主体与之抗衡，世界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此，全球利益支撑的国际公共权力只是当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向。而距离完全实现公民利益，或把世界公民利益转换为国际公共权力则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三、公民利益：国际公共权力的
最后合理性根据
国际公共权力追求的合理利益不在国家利益，甚至也不在全球利益，而在公民利益。因为，无论国家利益，还是全球利益，最终所实现的利益合理性都是公民利益，或者说，公民利益是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后合理性根据。
研究公民利益在国际公共权力中所占比重，
需要分析两个问题。第一，全球利益分为潜在的全球利益和现实的全球利益。现实的全球利益的顺序永远是先保证国家安全利益，然后是官员利益，最后才是公民利益。第二，公民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并不是一个概念。公民利益和公民权利可以视为大致相当的范畴。公民权力包括合法权益和非法权益，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权益。合法权益和非法权益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灰色利益。因此，不难断定，公民合法权益只是公民利益中的一小部分，此外，从法哲学视角分析，公民利益包括个人应有利益和实有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只是法律保护的那部分实有利益，还有一部分公民实有利益是灰色利益。
在当今国际社会，官员腐败现象依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利益分配的现实视角看，腐败在于官员利益的恶性膨胀，是对全球利益的不管不顾和对公民权利的肆意压缩。此外，全球利益和公民利益并没有自己强有力的保证机构，更多地还要依靠国家机器。联合国、欧盟、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组织远远不能与国家机构来抗衡。因此，在国际公共权力体系中最大限度地承载公民利益和最大限度地限制官员利益不能不说是很不现实的乌托邦。
从动态的角度看，实现“民权”和“人权”的最大化乃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必然要经历两个发展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从王族时代的庶民发展到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公民。王族时代社会公共权力重点确保官员的利益，百姓的人权毫无保证。在封建社会及其残余严重的国度，官员希望百姓要做良民和顺民，不希望启蒙人民，因而采取愚民政策。世界上只有一部分国家社会完成了第一环节。而实现从国家公民到世界公民的转变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当今世界金钱拜物教、官员腐败、第一线劳动者的劳动异化程度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而且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第二个环节是从国家公民到世界公民。这是下一个时代的发展目标。只有在那个发展时代，全球利益才可能高于国家利益，公民利益才能得到根本性的保证。国际公共权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承载全球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
尽管当今世界，全球利益和公民利益在国际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占比重并不大，甚至在有些国家里仅仅还是星星之火。但是，两者的良性互助终将演变为结束国家利益独霸国际政治的野蛮局面的燎原之势，目前，很多国家不仅提出而且试图更大程度的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因而在日益发展的国际公共权力系统中在不断增强着全球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承载量，因此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地看待人类的希望。未来社会，随着政治文明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公共权力所能容纳的全球利益和公民利益的部分也就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影响国际公共权力的利益要素是动态发展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际公共权力不过是国际舞台上王族权力的角力而已，并不体现民权和公民利益。民族国家时代，国家利益才演变成为国际公共权力的主流，才有了公民利益的部分显现。现今时代，全球利益只是影响国际公共权力的一个火种和趋向，还不是主流。全球利益主宰国际公共权力则是下一个时代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 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