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每当谈及国际形势，美国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然而21世纪初以来，美国在战略和经济上经历的挫折以及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给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带来全新的挑战。美国将如何应对面临的诸多挑战？美国的对外战略与政策调整将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的国际战略产生何种重大影响？在美国大选年，这无疑是令人关注的议题。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就美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态势等相关议题专访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吴心伯教授。
美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经验
与教训
《领导文萃》：举凡大国的兴衰总是受到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和制约，国际体系变迁也反映了大国的兴衰轨迹。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历程也反映了彼时国际体系诸多力量的此消彼长。当前，重新审视20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是否仍对认识大国崛起之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吴心伯：应该说美国成为世界大国是一个渐进的历程，这一历程也显示了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和轨迹，对于认识当下及未来的大国兴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于二次世界大战，成型于冷战时期，膨胀于后冷战时代。一战时期，美军介入欧洲战事、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和建立国联的设想，象征着美国告别了孤立主义，开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同时，威尔逊所表达的改良弊端重重的传统国际政治、建立一个公正和平世界的愿望，也表明美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型大国，具有比英法德等传统大国更加进步的国际政治理念。然而，正如历史发展所揭示的，美国借助一战发挥世界大国作用乃是昙花一现。战后不久，孤立主义卷土重来，美国未能加入其创导成立的国联，也失去了通过这一新的国际机制革新国际政治的机会，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奉行的有限的国际主义大大限制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并引领世界共同走出经济萧条，从而导致了危机的扩大和深化。其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径，美国和英法等国的软弱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其结果是二战的全面爆发，美国也在吞下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苦果后加入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由此可见，一次大战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缺乏大国责任与担当不仅给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也使自身蒙受了巨大损失。二战爆发后，罗斯福总统痛定思痛，决心美国不仅要与其他同盟国家一道战胜德日侵略者，更要主导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付出二战的沉重代价后，美国终于义无反顾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从积极方面看，美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即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等。这些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架构深刻和长久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走向。二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政治理念。在1941年由美英首脑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提出了不追求领土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力、非殖民化、各国平等贸易、广泛开展经济合作等重要原则，发展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体现了美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政治理念的先进性，奠定了20世纪国际政治规范的基础。三是战后帮助西欧和日本实现经济复兴。虽然美国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支持是在冷战背景下进行的，具有强烈的反苏反共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色彩，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有利于世界经济从二战的废墟中较快恢复，并在1960年代形成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
如果说美国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不久对其世界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带有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意义的话，随着冷战的爆发和加剧，美国的国际行为逐渐异化，越来越具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特征，其领导作用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的侵略扩张。一是国际政治的军事化。二战后美国通过建立庞大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众多的军事基地，对战略要地和战略资源实施控制，从而加速了世界的分裂，加剧了东西方的军事对抗。二是频繁而多样化的对外干预。既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大规模的使用军事力量，也包括更加隐蔽的政治渗透和颠覆活动。美国通过“多米诺骨牌理论”之类的逻辑，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与美国的利益挂钩，从而为美国的干预找到借口。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诸多国家的独立、主权，造成了众多的人道主义灾难。三是罔顾国际道义。在反共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的驱使下，美国以善的名义行恶，长期支持一些腐朽、反动的政权，直接或间接压制、镇压一些国家人民进步的政治抗争运动和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阻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进步、民族独立和统一。美国的这些行为违背了国际道义，也与其促进民主、人权的自我标榜大相径庭。
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的
得与失
《领导文萃》：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曾一度显著扩大，其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吴心伯：冷战终结，美国不战而胜，迎来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战略机遇期。从加强其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看，美国在以下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首先是大力推动全球化。冷战终结使世界从二分天下变为一体天下成为可能，这也为美国利益和影响力的全球扩展提供了天赐良机。克林顿政府看到了这一历史性机遇，提出了以“参与和扩展”为特征的国家安全战略，要使美国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发挥领导作用。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推动全球化来实现的。借助全球化的潮流，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空前扩张，令世人觉得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客观上看，全球化促进了商品、资金、技术的全球流动，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而发达国家也拓展了投资和商品市场，收获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全球化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欢迎，被视为后冷战时期最主要的时代潮流。美国既是全球化的引领者，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既收获了可观的政治影响力，更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其次是塑造国际机制。在冷战期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或因美苏对抗的掣肘而不能顺利运转，或因东西方的分野而受到地域上的限制，国际机制的效用大打折扣。冷战结束消除了这些障碍，国际机制的重要性重新凸显。于是华盛顿挟后冷战时代美国力量与影响力的优势，借助全球化的理念和趋势，积极推动国际机制建设。在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参与建立、制定、补充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协定，同各国发表双边或多边的联合声明，其数量和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专门领域，都是国际政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轮的国际机制建设，如同二战后的那一轮一样，广泛嵌入了美国的理念，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偏好，是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收获冷战红利的表现。
再次是维持同盟体系。美国在冷战时代建立的庞大的同盟体系，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是美国海外最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资产，因此，虽然苏联解体了，华约解散了，冷战终结了，但华盛顿无意放弃这笔如此重要的战略资产。在欧洲，北约被赋予新的安全使命，并向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扩展。在亚太地区，美韩、美日、美澳等双边安全同盟均被保留下来，其中美日同盟通过再定义而扩充了其功能，从保卫日本转变为应对西太平洋的安全挑战。当然，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同盟的传统功能在弱化，维系美国与其盟国（特别是欧洲盟国）的纽带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紧密，但美国同盟体系的延续对其在后冷战时代维护和巩固其世界地位、主导世界事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领导文萃》：当前，美国对国际安全局势的控制力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由此，美国对其全球主导地位下降的危机感也日益上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冷战后，美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失误或偏颇如何为其当下面临的诸多国际政治窘境埋下伏笔？
吴心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对外行为也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失误，这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首先，美国“赢家通吃”的心态和政策滋生地缘政治危机。苏联崩溃、冷战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内部的原因所导致，换言之，苏联并不是被美国打败的，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但美国政治精英却普遍将美苏竞争的这一结果解读为美国的胜利，并将继承苏联的俄罗斯视为战败国。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以赢家自居的美国一是要充分享受冷战终结的红利，二是要在战略上尽可能削弱俄罗斯，使其难以东山再起。这典型地表现在北约东扩上。北约对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扩张表明美国不仅要将前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尽收囊中，而且要对俄罗斯“兵临城下”——将北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在俄罗斯边界附近。这给俄罗斯带来的不仅是安全上的威胁，更是政治上的耻辱。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大国历史与大国心态的国家，俄罗斯不可能对此忍气吞声。事实上，北约东扩成为冷战后美俄关系的转折点，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从冷战后短暂的蜜月期步入合作与对抗的阶段。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支持的在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则是对俄罗斯政治与安全利益的进一步侵蚀，从而加剧了美俄对抗。在美国的步步紧逼面前，俄罗斯开始反击，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向华盛顿发出了强烈信号，2014年普京出手克里米亚，则是对北约东扩的最强有力的回击。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美俄对抗的升级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俄政策的失败，它把后冷战时代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伙伴变成了对手，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赢家通吃”的心态和这一心态主导下的贪婪的地缘政治扩张无视了该地区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的基本现实。
其次，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了地区形势的持续动荡及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严重耗损美国国力。小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迷信美国的力量优势，谋求对外输出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9·11”事件为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提供了机遇，但到头来却成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最大的战略败笔。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不仅要打败塔利班，而且要重建阿富汗，建立一个安全、民主、世俗化的阿富汗政府，在伊拉克不仅要将萨达姆赶下台，还要塑造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能力。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在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几乎可以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建设相提并论。”而在伊拉克，“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统治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不仅如此，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充分暴露其单边主义倾向，它不仅疏远了反对入侵伊拉克的盟友，挑战了联合国的权威，更向世人显示出在一个单极或接近单极的世界上，美国会如何滥用其力量优势。而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以虚假情报误导国际社会、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行为更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备受打击。更为严重和影响深远的是，“‘反恐战争’渐渐呈现种族性和宗教性”，加剧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和对抗。总而言之，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的代价，软实力也严重受损，战略上陷入被动，其消极影响将是长期的。
第三是追求单极世界。冷战结束后，是建立一个平等、合作的国际新秩序，还是建立一个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秩序，是对美国执政者政治智慧的考验。老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带有大国协调的色彩，克林顿在第一任期谋求建立的则是一种美国领导的以国际机制为依托的秩序。到了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国力的迅速增长强化了美国建立其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愿望。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入主白宫后，全面奉行“优势战略”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致力于塑造美国治下的和平。2002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力。由于我们一贯忠于自由原则和自由社会的价值观，美国的这一地位被赋予独一无二的责任、义务和机会。这个国家的强大实力必须用于促进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越来越明确，这就是要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巩固和加强美国的优势地位。克林顿政府为强化其对世界事务的控制力，对欧洲防务一体化表现出强烈反感，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予以阻止。小布什政府则积极谋求美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优势，并表现出充分运用这种力量优势的强烈意愿，信奉单边主义，强调绝对安全。美国对单极霸权的追求暴露了其霸权性格中自私、狭隘、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在目睹了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所作所为后，世界对“美国治下的和平”更加警惕、更加抗拒。
重新定义美国的世界地位
与作用
《领导文萃》：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新兴大国实力上升、伊斯兰恐怖与极端主义势力泛滥、地缘政治危机频发等国际事态的发展，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似乎正经历下行通道。目前，应如何看待这一态势？
吴心伯：对美国的世界地位与作用来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之交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使美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遭到重创；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战略复兴和中国的战略进取改变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战略上独步天下的局面。在新的形势下，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毫无疑问，美国的优势地位在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力量优势不断缩水、外部挑战越来越复杂所致。从国际力量变迁方面，可以发现以下的发展态势：
首先，军事上，俄罗斯军事力量重振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削弱了美国的军事优势；经济上，当前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2%左右，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其次，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在下降。在联合国安理会，近年来中俄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功否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提案。过去数年中，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与美国的投票行为不一致的比例在上升，这反映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下降。
再次，美国处理外部事务的资源在缩水。在巨额预算赤字的压力下，美国军费削减将是长期趋势。美国对外援助占世界各国援助总额的比例在下降，因为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提供的援助在增加。对外援助是长期以来美国影响别国和国际事务的主要抓手，现在美国有关的援助项目一减再减。
最后，美国的软实力在下降。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国内政治僵局使其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斯诺登对美国监控全球网络行为的大揭秘更使美国的国际道义形象黯然失色。
《领导文萃》：您的分析确实非常透彻，在力量对比方面，美国的相对优势正在下降。同时，除了力量对比之外，美国是否也面临着更加多元的外部挑战？
吴心伯：与冷战时期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相比，现在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更加棘手和多元，麻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以应对。
首先，战略竞争对手发起挑战。俄罗斯的强势战略复兴和中国在经济、战略上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棘手的地缘政治挑战。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势反击令西方尤其是美国措手不及，使此前一直顺风顺水的北约东扩面临巨大阻力。除了有限的经济制裁，美国似乎难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对付俄罗斯。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美国视之为机会并采取大体积极的态度。然而，随着习近平的执政，中国在战略和安全方面的进取态势愈加突出。近年来，中国不仅在坚定地拓展其战略利益，也在巧妙地把经济资源转化为外交和战略资源，这对美国是个全新的挑战。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但迄今为止美国的应对并不成功。
其次，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无解。伊斯兰国的崛起是恐怖势力掀起的新一波浪潮，也反映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的长期性。奥巴马政府本来希望通过撤军伊拉克来摆脱这个包袱，但现在看来事与愿违。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深了它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这个矛盾将长期困扰美国，消耗其资源，分散其精力，并使其外交努力复杂化。
再次，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治理能力在全面下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僵局难破，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世界银行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额度被来自中国的贷款超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监测到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等等。这表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功能在退化，世界需要新的更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
《领导文萃》：在美国面临的外部挑战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确实呈现下降态势。那么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究竟是一个周期性的趋势，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下行之后又会缓慢或快速回升；或者是一个结构性趋势，即一些无法克服的因素使得这一趋势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
吴心伯：我认为目前美国地位的下降是结构性的，就是说美国世界大国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美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在下降。20世纪后半期的两次美国经济衰退，每次复苏的时间都较快，美国经济总量也都恢复到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左右，而2008年这次危机复苏所花时间甚长，经济总量也只占世界经济的20%多一点。此外，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非农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一直低于1%， 远低于1998-2007年间的2.8%。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
第二，从国际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力量和地位的大幅提升得益于苏联解体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这两大利好，今天放眼世界，不会同时出现对美国重大的战略与经济利好。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俄罗斯不会重演苏联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下降到6%甚至5%，也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陷入长期低迷。
第三，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力量的上升，美国正在失去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缩水到20%多一点，在不远的将来要跌破20%，而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总量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业已失去了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桂冠。
上述变化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是深远的。后冷战时代短暂的单极时刻已经结束，“美国治下的和平”将只会存在于历史记忆中。虽然与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相比，美国仍享有综合力量优势，但这种优势在逐渐萎缩。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先程度一度不断扩大，今天美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差距则在不断缩小。自二战后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以来，美国当下面临一个全新的身份：既非两极世界中西方阵营的盟主，也非单极世界的唯一霸权，而是多极世界中的“大块头”。就其世界作用而言，美国仍然会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其影响力今非昔比，既不能单打独斗，也不能颐指气使，在处理重大的国际问题时，华盛顿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的合作、协调与责任分担。
《领导文萃》：美国是一个在战略方面自我修复能力很强的国家。面对自身实力地位及外部挑战的变化，美国如何通过自身的战略调整，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挑战？
吴心伯：美国力量优势和世界地位的变化势必带来国际战略的调整。实际上，这种调整已经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显露出来。奥巴马本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看法与小布什有很大不同。他是美国优先论者，主张美国首先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好，同时也是国际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要充分依靠国际合作。奥巴马执政后即着手推动美国战略的转型，其第一任期内的转型努力主要体现在结束伊拉克、阿富汗这两场战争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上，第二任期内对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应对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举措，凸显了对外战略中“奥巴马主义”的如下特点。
首先，减少对外军事干预。由于认识到美国面临的许多安全挑战包含了外交、经济、文化等因素，难以仅仅用军事手段解决，而是需要平衡和综合地使用各种力量手段来应对，奥巴马政府强调必须“明智、准确和审慎地”使用军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武力是最后的手段，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的是支持而非主导作用。对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处理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对外用兵的新的原则。实际上，对运用军事力量的谨慎态度源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教训及其所产生的厌战情绪，也与美国的预算压力有关。
其次，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包括与盟友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来处理国际热点问题。这既是基于成本分析，也符合民主党的外交理念。在伊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充分抓住了伊朗新总统鲁哈尼上台所提供的机遇，顶住国内来自保守派和亲以色列势力、国外来自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坚持在“6+1”框架内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从而打破了伊核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僵局。在伊朗核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意义在于，它不仅证明“奥巴马主义”是行得通的，而且也为推动巴以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有选择的介入。美国在海外的实质性介入，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将取决于美国的利益关联度以及解决该问题的预期成本和可行性。奥巴马在2014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他只会在“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才会派兵参战，并且不会让美军卷入无底洞式的冲突中。这意味着今后美国只会在有限的地区实质性地投入军事资源。
最后，美国将主要依靠无人机和特种部队打击海外恐怖组织，避免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这既符合奥巴马结束“反恐战争”的政治需要，又能减少美军士兵的伤亡，并且在击毙本·拉登等恐怖分子头目的行动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虽然无人机打击因造成了不少平民伤亡而受到批评，但奥巴马政府将会继续使用这一手段打击海外恐怖组织。
《领导文萃》：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调整。在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未来美国的国际战略将何去何从？
吴心伯：对于美国国际战略的未来走向，尽管近年来美国专家学者的辩论莫衷一是，2016年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所提出的主张也大相径庭，但美国既不可能回归孤立主义，也不可能重拾全球霸权战略，而是最有可能奉行“有选择的干预战略”。所谓“有选择的干预战略”，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的定义，就是“选择对美国最有利的目标，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美国的巨大力量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该战略谋求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主张保留美国在欧洲、东亚和波斯湾的关键性联盟和前沿军事存在，“以帮助塑造这些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与此同时，该战略强调，“美国应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的双重错误，也就是说，美国应避免试图做得太多，并且应避免过于单打独干。”实质上，“有选择的干预战略”认识到美国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所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更加关注维护对美国重要的利益而非谋求控制世界的权力，追求有限霸权。在目标和手段上，这一战略竭力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和重要的海外利益，同时又适应了美国力量优势下降的现实和趋势，赋予决策者较大的灵活性。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建立和巩固其在西方阵营的地位是美国霸权的1.0版本、后冷战时代美国谋求全球单极主导地位是美国霸权的2.0版本的话，“有选择的干预战略”所追求的有限霸权则是美国霸权的3.0版本。从前面对奥巴马对外战略特点的分析来看，美国霸权的3.0版本是奥巴马开启的，并很可能为下一届美国政府（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所继承。
中国该如何应对？
《领导文萃》：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中，美国因素是无法避免而且必须妥善处置的外部变量。如何看待美国大国地位的变迁及其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吴心伯：对于处在崛起快通道的中国来说，美国战略调整的趋势既带来了机遇，也蕴含着风险。
从积极方面看，首先，随着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意愿和能力的下降，美国的决策者或许更能达观地看待多极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避免完全以零和思维看待中国力量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将被视为美国面对的诸多挑战之一，而不是美国战略上最主要的威胁。这无疑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其次，在霸权力不从心的背景下，美国需要更多地借助国际合作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这些合作既来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也来自主要的力量中心。鉴于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中国都将是美国越来越借重的对象。这为中国顺势扩大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也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增添了动力。
从消极方面看，由于美国的战略调整是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同步的，面对中国力量的快速发展、大国外交的稳步推进和国际影响力的节节攀升，美国可能会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战略焦虑感，对中国的战略进取以及在力量和影响力上赶超美国感到不安，不仅会加快应对中国崛起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布局，而且有时可能会对中方的某些政策行为做出激烈反应，从而严重恶化中美关系。近年来美国强力介入南海问题即是一例。此外，美国对国际事务有选择的介入意味着某些地区的问题和冲突会长期化和扩大化，在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会影响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将迫使中国在外交上越来越多地去应对此类挑战。
《领导文萃》：鉴于美国的对外战略正处于调整进程之中，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趋势？
吴心伯：这个问题应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应对：
首先，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中美力量差距逐步缩小的情况下，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做好对美国的安抚工作，加强与美国的对话、沟通以减少对方的疑虑和猜忌，这包括强调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
其次，我国在拓展周边利益、延伸战略触角时要注意把握好时机，并在具体操作上注重“有理、有节”。同时，对于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要创新思维与手段，在有效管控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解决。
再次，在亚太地区，我国应积极推进包容性外交，大力提倡与推动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防止美国以“盟友加伙伴”网络孤立中国，割裂亚太。
最后，在全球层面，我国应凸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意识和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问题的处理，使美国切实感到崛起的中国是其在全球事务上的重要伙伴，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是世界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我国也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来改变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架构，使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更加合理，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更好地维护和促进我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