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相互加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和现实。在此形势下，各个民族国家原有的运行模式遭遇了挑战，其统治合法性在全球化浪潮下受到了冲击。为应对这种局面，民族国家需要开展谨慎的战略规程，而从文化入手，做好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转译，将文化冲击力转化为内在的民族向心力，将对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重建产生至关重要影响。
[关键词]全球化；国家合法性；文化转译
[中图分类号]D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2-0139-04
[收稿日期]2014-01-08
[基金项目]此文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QN2011045）。
伴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相互加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和现实。尽管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为时尚早，但我们却越来越有信心说目前世界正处于地理空间的终结期。如蒂莫西·W卢克所言，传统社会中空间性是根据无中介的普通人体的能力来组织的[1] （p.15）。在当今，这一态势已经改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空间性存在的传统状态，空间性不再是决定人类交往范围的主要因素，媒介延伸了人的身体，远距离的交往已经变得触手可得，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形势下，各个民族国家原有的运行模式遭遇了挑战，其统治合法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受到了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民族国家需要开展谨慎的战略规程，而从文化入手，做好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转译，将文化冲击力转化为内在的民族向心力，将会对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重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全球化下的政治图景
对大多数国家和民众而言，全球化首先意味着经济的一体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加强了相互依存的全球分工体系。随着各国经济互相渗透和互相依存程度的不断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经济一体化已经成型。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潮流。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它促进了国际贸易持续增长，在世界范围内调节了经济的供求平衡。但不可忽视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在带来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他们可以借助全球化的趋势，通过需求的互补找准角色定位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全球化给民族国家的经济管制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对于民族国家自身的合法性也带来了难以预计的影响。全球化不仅重塑了经济，也重塑了世界和民族国家政治。
首先，改变了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世界政治格局是指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的结构状态。全球化的到来使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格局变动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多元，面临的主要任务也在悄然改变。从以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综合实力的变动到当代国际道义，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从争夺世界霸权到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资源威胁等等。
其次，民族国家的观念受到冲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称之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时期。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域边界，并在边界划定的范围之内行使各种权力。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拓展，民族国家逐渐认识到，以往固定的区域观念已经不太适合整个世界的发展形势，而必须代之以全球的思维高度，重新审视国家主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问题，如建立国际间的协调机制，通过相互合作和处理各种国际关系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再次，民族国家的权力不断分散和弱化。经济全球化导致各个国家间的依存关系逐渐加深，交错复杂的关系模式正在国家和地区间不断涌现，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各个民族国家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自如地行使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主权，必须考虑国际间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和介入，如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左右所在国家的政治决策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影响下，民族国家自身的合法化也面临着危机。
二、民族国家的合法化危机
合法化危机的概念是仿照经济危机的概念而形成。根据这一概念，原有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表现为社会矛盾的增加，社会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的质疑，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威胁社会整合。
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所具有的控制文化，更具体和更狭义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所处的制度系统。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其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当社会文化系统出现问题，就会动摇合法性统治的基础，使得大众对政治的忠诚输入不足，进而导致整个系统出现崩溃。
具体到民族国家而言，马克斯·韦伯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它有固定的可以界定的区域，拥有对区域内事务持久而公开的支配性权力[2]（p.219）。而同时，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权力合法性的信念。权力合法性牵涉的是政治，合法性遭受质疑即已表明政治危机已经出现。从深层次来看，政治危机本质上是认同危机，当大众对现有的政治运行模式及其后果怀疑或者反对，根植于内心的政治忠诚已经动摇，并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漠视甚至抵制。政治危机肇始的原因则多来自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两者具有很大的关联。对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来说，最初的合法性来自于近两个世纪以来脱离殖民地，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获得独立的国际身份，而维系合法性的则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参与者，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预期难以为继，传统意识形态权威性的衰落，将会导致中国国家认同危机乃至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1. 意识形态权威性的势微
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在维护统治权威，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传媒的力量不可小觑。国家利用主流的传媒阵地，如官方的电视台、报纸和网站，运用凸显民族记忆、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和共享重大事件的关注等手段，通过创造一致的心理归属、营造优势的意见环境和内化意识形态等作用机制，实现了意识控制和建构集体记忆的效果，从而巩固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但随着传媒发挥的力量越来越大，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正在逐渐势微，其原因在于网络话语的不断冲击与挑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名人博客爆料，到各式各样的内幕贴、曝光帖和“求扩散”，再到“微博问政”，网络给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意愿的空间，网民可以在此自由的阐发观点，针砭时弊，发表自己的督导见解。但网络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每个人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的同时，也在加剧国家管控意识形态的难度。网络上谣言的扩散速度和信息存量，在当今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传播速度都要快，都要多。加之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些尚未解决的社会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等现实问题，民众对谣言承载的信息更容易信以为真，因而正统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正在逐渐的势微。
2. 国际多元思潮的挑战
多元思想的存在是思想自由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国际上涌入中国的很多思潮，既有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有对现存资本主义的辩护；既有如何使其走向社会主义的探讨，也有如何通过改良使其继续维持的研究。总的说来，诸多思潮都对中国当前的思想生态产生了挑战，尤以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为甚。新自由主义推崇的平等自由等理念对大众具有积极意义，但新自由主义秉承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认为个人是比社会结构和之都更真实的存在，宣扬个人至上的价值，反对集体主义价值观，这对中国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形成了强力冲击；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至上，怀疑理性科学对人类的推动作用，消解中心反权威，否认规律的相对稳定性。后现代主义对于反对权威，对既定等级秩序的叛逆有利于唤醒人们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的非主流的一面，对于提倡多元视角具有积极价值，但其宣扬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不利于价值观的塑造，容易形成思想认识的无归属感，由此会引起政治意识淡化和政治认同缺乏等严重后果；消费主义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物质利益至上，过分追求享乐主义，忽视产品的精神效应，这和中国长期以来推崇的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因而，国际多元思潮的涌进，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生态，也对既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3. 国民自身认同的觉醒
在前工业社会，认同诉求是对治理社会领域之秩序的一种召唤，不论此认同是以宗教、民族，还是以阶级为基础。时至今日，认同诉求被视为一种民主的劳作，一种对奋力的觉察，对那个对自我施展巨大力量、致力于无休止变迁的社会系统中的各行动者，也正是靠这种努力，努力试图为其自身决定生产其机体和个人生活的各种条件[3]（p.112）。伴随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衰落以及国外各种思潮的冲击，中国国民对自身的认同意识正在逐步提升。经过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管控和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再次转型，民众对自身的认同经历了无意识到有意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集体主义不再是认同的唯一目标，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价值也要得到同样尊重的意识逐渐被民众所接受。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民众更愿意针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也会形成自己的感观。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选择，认同不再是以往的铁板一块，在集体认同之外，民众自身的认同呈现碎片化现象，求同存异取代了以往的整齐划一，成为新的认同景观。特别是随着民众参与社会的渠道日益增多，加之信息的不对称和沟通机制的不完善，民众自身认同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愈加明显，在某些具体事情的处理方面，对合法性的质疑将会随着事情的进展而浮现。
意识形态权威性的势微，国际多元思潮的挑战和国民自身认同的觉醒，已经使中国传统的权威合法性面临危机，而如何化解危机，重建合法性则直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发展经济是重建合法性的一条可行路径，但过分利用就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减的消极后果，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着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结构转型，传统的人口红利已经趋于消失。在这样的条件下，让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十几年的高增长已经不会继续，现实的压力需要另寻蹊径去谋求解决之道。
三、文化转译与合法性重建
从因果关系来看，文化在逻辑上先于合法性。当民众普遍形成了与现有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则容易形成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政治合法性也就确立。反之，当民众所持的政治信念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悖，或对现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信任时，民众会对政府的精神和目标怀疑，忠诚感丧失，不认同现有的状态，造成合法化危机。因而从文化入手，做好文化的转译工作，让民众重现对国家以往的忠诚和认同，将成为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突破口。
文化转译类似于光的折射，打开、接纳并准许其他文化组合成新的形式[4]（pp.6-11）。著名语言学家卡普兰（EAnn Kaplan） 认为，文化转译（ translation）不只是将一种语言转换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还要将其所承载的文化传达给另一文化群体。它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两个已知的固定的存在（entity） 间的观点和语言交流，或是简单地将一种文化转移至另一种文化，而是具有第三空间，即转译本身具有生成性，它对所传达的信息加以改变和更新，参与意义生成，对两种文化都生成新意，并在它们的越界运动中缔造新的主体性。本文主要借用文化转译衍生的含义，用来指代不同的文化形式如何转变、建构乃至聚合成能够为重建合法性服务的文化形式，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外来文化转译成本土文化，非主流文化转译成主流文化，以及网络文化转译成现实文化等三个不同方面。
1. 外来文化的文化转译
全球化重新形塑了人类的认同空间。当外来的文化与本土已有的文化相遇，文化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所幸的是，中国传统以来就有着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外来的佛教文化、波斯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都能够被中国本土的文化吸收消化，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在当代，外来文化中对政治合法性冲击最大的则是西方一直推崇的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构成了西方民众现代主义认同的源泉。现代主义认同存在着特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必须被个体化，以这种方式，主体才能以发展性的规划想象他们的生活。 对比之下的中国，个体化的逐渐崛起为西方政治理念提供了可能。如何将外来文化加以改造利用，成为可以为本土文化所用的精神食粮，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如何做好外来文化的转译工作？最基本的一点可以归纳为抽象的继承和创新的改造。将西方理念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作为政治运作的终极目标，而在实际运作中，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法律领域中习惯法与成文法的讨论，民间法与规范法的争锋，就是在引进西方主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的有益尝试。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才能保证在接触吸收外来文化的情况下保持原有权威合法性的持续存在。
2. 非主流文化的文化转译
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体现了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人们对其所持的价值判断以及采取的相应行动。经过时间的推移，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可能发生自然的转化，但人类的行为可以加速，或者延迟这一过程。从特征上来说，非主流无法确切定义或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正在变动当中，或者说仍然存在较大变动。由此也就决定了非主流文化不盲从，张扬个性，具有创造力的内在秉性。从流行群体来看，非主流文化多数是在青年群体中拥有更多更广的市场。
在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方面，可能是冲突，可以是并存，也可以是相互促进。因而非主流文化的文化转译最主要的是做好分类工作。对于那些和主流价值观冲突的非主流文化，应该坚决予以抵制；而对于可以并存的，对主流文化没有明显负面价值的非主流文化，可以积极引导，让其向主流文化靠拢，并吸取其中正面的内容进行改造，做好文化的转译工作；对于相互促进的非主流文化，它们本质上可能是处于发展中的主流文化，则要积极的提倡和推动，让其繁荣发展。对于非主流文化所属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很多人对主流文化并不反感，甚至可以说是两栖的——频繁地在两种模式中转换，体验分裂式的痛苦和话语空间的冲突，对于这些人最重要的是培养它们的正确态度，以免在未来遭遇困苦时产生对现实的怀疑和不信任，影响对现实政治的忠诚。
3. 网络文化的文化转译
网络已经成为当今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诚如卡斯特所说，网络社会已经来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5]（p.569）。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流动的权力先于权力的流动，也衍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网络文化。从其定义来说，网络文化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在网络空间中，由于信息技术所导致的信息传播优势，铸就了网络文化无与伦比的传播速度。信息一旦在某一个中心点形成，就会如核裂变一般在网络空间中扩散开来。因而网络文化的文化转译，最重要的就是要给网络文化划上现实规则的“准绳”。网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平台和技术手段，最终要为现实的社会服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规模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的人心向背，直接决定了政治的最终走向。利用微博、博客和各种网络平台，宣扬国家的主流价值，及时就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和民众沟通，培植和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网络文化，对于政治合法性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外来文化、非主流文化和网络文化三种文化转译的完成，将会极大的提高现有权威的政治合法性，也将从根本上重塑以往的国家政治形态。
四、文化路径下的国家政治
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也和文化密切相连。从经济切入，提升现有政治的合法性已经被众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中国当然可以照方抓药。但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单纯的经济手段可能已经无法应对现实的局势，需要我们从其他方面着手来重建国家政治，文化将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路径。
以文化来重建合法性符合政治发展的一贯逻辑。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存在，本质上在于民众对政治运行体系是否认同，是否能够表现出足够的政治忠诚。文化是内化的，树立了良好的政治文化——涵盖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多方面的内容，将会有助于政治忠诚感的培养。同时，文化路径下的国家政治将会呈现不同以往的新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其强制性是潜在的，因而它的影响将会呈现长期化的特征；其次，文化不同于硬性的规则和制度，具有弹性，富于变化，对民众来说，也更易于接受；再次，通过对外来文化、非主流文化以及网络文化的文化转译，主流的文化已经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最后，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本身体现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竞争力，以此来重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形成的合力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深远。
总之，以文化的路径来重建国家政治符合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是重建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手段。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如乔纳森.弗里德曼所警示的那样，“文化仅仅是把特殊性的识别转化成认同的特殊化，最终转化成认同的类属化”[6]（p.311），如果深刻理解文化的内在属性，还要在社会的实践场域内识别它发挥作用的机理。因为文化的力量是将关于世界的假设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力量。只有在实践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路径下重建国家政治的远景目标。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法] 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M].舒诗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Paul Duncum，Clarifying 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 Art Education.2002. Vol. 55， No. 3.
[5][美]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美] 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责任编辑冒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