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当前社会转型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矛盾映射到政治认同范畴，便是公众政治期望与政治获得之间的政治落差超出合理区间，引发政治焦虑，成为群体性事件催生的心理根源。保持政治期望與政治获得之间的相对平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成为关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基于平等参与、信息共享、协商对话、理性反思、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涵，从利益、制度、党组织和价值认同四个层面为政治认同培育奠定基础。调整利益格局、补齐参与制度短板、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形塑主流政治价值观四个维度为培育民众利益、制度、党组织和价值认同提供路径选择。
[关键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认同；群体性事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8）05004108
在当前社会转型中，利益分化加剧、阶层固化显著、价值多元突出等现代性风险加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矛盾映射到政治认同范畴，便是公众政治期望与政治获得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即政治落差超出合理区间，引发政治焦虑，消解政治认同，增加群体极化风险，形成国家和社会治理困境。
在一定程度上，政治认同的弱化构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保持政治期望与政治获得之间的相对平衡成为关键所在。这实质上对党和政府如何真正有效贯彻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更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要求。与此相契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价值理念上倡导“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以寻求最大公约数”，在政治实践中坚持多领域、多层次、高频率的真协商，将化解矛盾、发扬民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融合于协商过程。因而，将协商民主引入政治认同培育，不仅将协商民主渗透和延伸至社会基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尝试，也为形成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夯实执政之基拓宽了路径选择。
一、 从内隐到外显：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关联
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心理，具有内隐性。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实践行为，具有外显性。从内隐到外显，虽然并非绝对的必然性关系，但基于内生逻辑的相耦合性，使二者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一） 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内生逻辑的相耦合性
政治认同是政治关系在心理层面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基于经济基础的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基石。由于利益内含着其“实现要求的主体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1]（P49）之间的基本矛盾，因此，政治认同内含的利益认同并非仅仅指对特殊利益的满足，而是建立在对不同利益主体间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合理调配基础上。实质上也就是对同一利益主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合理分割，实现两部分利益的动态平衡。这就需要一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以有效聚合不同利益诉求、规范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实现政治参与和保障政治权利。当制度的制定和运行体现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时，民众在实现利益获得基础上便会深化为制度认同，并强化参与的效能感，进而表现出对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理念的认同和追求。可以说，从利益、制度到价值认同的深化不仅表明了持续培育政治认同资源的必要性，而且体现了民众政治心理从初级的政治认知、到中级的政治情感、再到高级的政治意志的不断稳固的发展过程。但政治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正反双向运动过程，反向运动即意味着政治认同的弱化，表明民众出现了政治焦虑，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和不断完善影响政治认同的利益、制度、价值等关键性因素。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利益博弈、价值多元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并呈现出主体多元、类型多样、领域广泛、组织严密、作用联动等趋势。其产生也一般不具有突发性，但并非毫无预警，而是一种历经矛盾潜伏、酝酿、诱发性因素、积聚到最终爆发的渐进发展过程，且多发于县域范围。由于当前群体性事件主要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不涉及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因此，基于动机可分为“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事件”[2]，或基于诉求分为“利益表达、情绪宣泄和价值追求”[3]的群体性事件，或基于阶层分为“阶层性直接利益、非阶层性有直接利益、非阶层性无直接利益”[4]的群体性事件。究其根源，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极化行为，无论何种类型群体性事件都源自于“基本权利主体的个体性与共同利益的公共性”[1]（P166）这一矛盾。由于受传统政治文化、制度不健全、社会组织缺位等因素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呈现出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落差，并导致公民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谋求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平衡的意愿感和效能感显著降低，加剧了采取非制度化渠道谋求自身利益的风险。在一般情况下，当民众利益受损时会首先选择与利益侵害者协商谈判，无果后会选择制度化渠道维权，依然无效后便会采取非制度化渠道和过激性方式。如果一些代表相关群体的社会组织缺乏或缺位，以及新媒体的传播作用会进一步扩大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概而言之，政治认同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都是人民群众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都源自于利益要求的个体性与实现的社会性这一利益内涵的根本矛盾。心理上的政治认同弱化外化为行为上的极化参与的过程也是群体性事件由心理的被剥夺感、受挫感、不信任感演化为非理性抗争行为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呈现出渐进性的动态发展特征，在内生逻辑上呈现出高度耦合性，为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因果联系奠定基础。
（二） 政治认同弱化是群体性事件催生的心理根源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众对政治系统总是会有政治期望，如果执政者以此为动力并善于科学运用，不断培育政治认同资源，使民众有较强的政治获得感，便会填补和缩小政治落差。反之，政治落差的鸿沟扩大会使公众产生政治焦虑，并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出质疑，进一步弱化和消解原有政治认同。尤其面对当前一些基层政府决策机制的不科学、不公开，甚至决策失误，以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徇私枉法、服务意识不强等群众感知敏感的事件时，会使政府信任差序格局更加失调。由此观之，利益认同的弱化产生出相对的利益被剥夺感和被抛弃感，而制度和价值认同的弱化进一步使民众对权益维护产生受挫感，以及对政治系统产生不信任感，最终演化为民众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对抗甚至是暴力抗争。政治认同内含的利益、制度和价值认同等这些核心资源，也正是决定群体性事件由酝酿到积聚到最终爆发整个事件走向的先决性条件或关键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