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权力斗争”模式，一度是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典型范式。然而由于史料和研究视角的局限，该模式亦难以为继。从理论建构来看，这一模式基于派系模型框架，套用西方的精英冲突理论，使得中国研究趋于模式化和简单化；从历史语境来看，“权力斗争”模式难以摆脱对中共的价值预判，尤其是对中共民主化程度的怀疑。从分析方法来看，“权力斗争”模式夸大了党内斗争的内涵与外延，未能厘清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差异。通过对“权力斗争”模式的分析省思，亦可发现利用多重史料、开展微观研究、创新研究方法将是摆脱海外对中共党史的概念化想象，推进中共党史研究走向世界的可循之路。
[关键词]模式；派系政治；中国史研究
[作者简介]陈佳奇（1992-），女，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史。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6-0022-04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同时为“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信息资料，20世纪50年代美国关于中共的研究蔚然兴起。但由于外交壁垒及史料欠缺，这一时期美国学者主要基于“极权主义”模式，对中共的研究着眼于宏观层面，偏于理论建构，尤其是注重考察中共领导精英如何通过形塑一个崭新的党政机构，将黨的意志和控制范围扩展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视角和结论充满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①但是，随着“文革”的爆发，尤其是“文革”小报在海外的扩散，披露了众多关于中共高层内人事权力与派别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为海外中共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几近一家独大的“极权主义”范式逐渐被新的解释框架所冲击。②其中，以“权力斗争”模式主导下的中共党内的精英政治成为新的研究范式而被广泛采用。
一、权力斗争模式概述
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权力斗争”模式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关注中共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亦包括派系政治框架下中共精英阶层的研究。这一模式体现了海外党史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极权主义”模式向“派系政治”的转变。其立论逻辑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因争夺权力而产生分化，在政治角逐中产生最高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通过一系列人员与组织安排实现权力重组，中共高层内部则经历着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一般遵循着如下规律：即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党内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法理基础及正当性支持。权力斗争的胜出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以权力斗争模式来分析，无论党内的冲突源于政策分歧或是领导人之间的个性冲突，最终都会演变为权力斗争，都会产生出一个斗争的失败者，因此争夺权力是党内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政策的出台是由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分配状况决定的，最终的决策实际上反映了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的一方的意见。白鲁恂将“派系”与“共识”作为中国政治两条相互冲突但又同时存在的发展主线，表面的共识背后却是官员之间永无止境的合纵连横、明争暗斗。他认为从派系政治入手，亦可分析中国政治的稳定和动荡。③由此可见，分析中共上层以及党内派别斗争成为运用“权力斗争”模式研究中共政治和政策演变的惯循之路。
二、“权力斗争”模式的分析理路
“文革”爆发后，西方学者开始以政治精英间的“权力斗争”来分析这场政治运动时移势迁的原因。多数学者放弃了“极权主义”模式，转而采用精英冲突的观点，提出以派系（factions）或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来研究中国政策制定的模式，强调党内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中共政治决策及实践的影响。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运用“权力斗争”模式分析中共革命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共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为经，以党内政策参与者的权力斗争为纬，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文革”爆发的原因是1956年合作化完成以后，中共领导层对“大跃进”产生了不同认识，逐渐上升为“两条路线”之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以“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④为防止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决心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保证自己的最高权力。这场源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政见与权力斗争，成为“文革”爆发的起因。
及至70年代，权力斗争模式仍有余温，最明显的表现是派系政治模型被应用于对精英政治的研究之中，其中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将派系定义为领袖与其支持者之间形成的“庇护关系”。它以权力及利益为出发点，属于一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以领导人为核心辐射出去的人际网络，成员间具有垂直的上下位阶。派系的稳定有赖于领导人能否保证其跟随者享有分配回报的持续性与增值性，其内部具有很大的弹性，整个派系在抓住政治机遇上也就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派系组织内部的沟通网络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派系之间人员的流动及派系之间的合作将成为可能。⑤
伴随着这一模式的广泛使用，涌现出以白鲁恂、邹谠、陈永发等人代表的一批中国政党研究的先锋学者。邹谠在对黎安友的派系模型提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以“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来取代派系的概念。首先，他否认了黎安友有关“派系基于垂直性的庇护关系”的说法，认为中共党内许多派系实际上建立在平等的个人关系基础之上。其次，他否认各派系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共识，相反，他认为中共意识形态是任由政治精英采撷的战利品——获胜者赢得对合法性的垄断权，而失败者则受到意识形态和道德方面的唾弃。再次，邹谠并不认为党内的派系政治会形成均势，派系政治最终都会以“赢者通吃”的结局收场。他将派系政治视为向“霸权”过渡的一种形式，它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潜在混乱的，而霸权政治才是中共政治的正常和稳定状态。⑥白鲁恂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土壤来分析植根于此的中共政治斗争的规律。他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中国面临的权威危机，中国人缺少安全感，需要透过个人关系寻求支持，需求无法满足引起的挫折感与愤怒容易使看似稳定的结构迅速崩溃，这是权力斗争的原因；中国社会的冲突需要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式，而在一党体制下，这些冲突只能通过党内斗争来解决，党内斗争具有必然性；他进一步指出，中共党内的凝聚力与严格的纪律使得中共领导人不能开诚布公地显露分歧，也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在党内外寻求支持，中共领导人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解决彼此的分歧，这就推动了中共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演化，直到不可调和而出现一方胜出、另一方被彻底淘汰。⑦
回溯派系模型的分析理路，可以窥见其主张包含以下方面：权力问题在中国政治中，远比其它经济社会政策还要重要，事实上中共领导人间就是为了权位与影响力而斗争。政治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周遭的追随者；实际上操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都是领导者用来斗争的工具；中共政治是典型的“派系模型”，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胜利者将清除败北的一方，从而推行全新的政策路线和人员布局。
三、“权力斗争”模式评析
（一）逻辑分析
“权力斗争”模式将中共党内高层对治国理政的路线之争、个人性格差异造成的人事之争、以及对于国家发展方略选择的认识之争都归结为“权力斗争”，并将“权力斗争”上升为党内一切冲突的表现和中共政治运行的主线，这样的界定夸大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中共领导人认识上的分歧，虽然可以发展到政策制定层面，甚至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领导人的冲突，但是其实质还是一种思想上的差异。这种思想上的分歧与对立在一切政党内部都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不是所有的党内斗争都是权力斗争。
同时，这一模式混淆了“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两个概念的界限。权力斗争是指党内的各个集团为争夺对党的控制权进行的斗争，发起斗争的因素是多元的，既要满足个人对权力的欲望，同时也要使自己的主张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本目標是实现个人威望与影响力的提升。路线斗争，它在表象上极易呈现为权力斗争，因为只有拥有权力才能推行路线，但路线之争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治理路径的选择，为国家发展选择一条更合适的道路，周恩来明确提出党经历过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⑧如果将路线之争也化作权力斗争的范畴，很大程度上未能厘清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差异。
（二）理论建构
派系模型虽然具有较为严密的理论建构，但是套用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现实，其分析难免趋于简单化、模式化，这种分析模式显然受到中美两国长期隔离的影响。囿于材料和分析视角的局限，加之缺乏实地的田野调查，使得80年代前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拥有一种近乎模式化的“概念想象”，难以抓住中国政治演变的动力及要因。
派系政治理论往往夸大了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政治过程的影响。派系领导者常常为了增强其权力或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政策、利益而与其他派系领导者结成联盟，以达到各自可以接受的政治结果或分享权力的目的。这样的分析简化忽视了制约并影响中国政治发展和决策的其它要素，尤其是经济状况、外交环境、社会文化和底层抗争等因素。另外，党内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一直是党内生活的重要原则，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无论其具体实施效果如何，党规党纪始终是约束领导人个人行为的圭臬。在派系模型视角下，中共领导间的集体协商与共识的达成被忽视，残酷争夺、无情打击的派系之争难免被过度放大。
此外，派系模型中对于领导人派系的划分也难免牵强附会，很难依据详实的材料对领导人的派系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对中共高层的人事关系存在主观臆断和贴标签的情况。例如“激进派和保守派”、“意识形态派和技术专家派”、“文革派和老干部派”这样简单的派系划分忽略了很多政治精英具有多重的政治历史背景，更不足以解释政治精英的升迁路径，即使通过搭建数据库的方式对中共精英进行量化研究却有推进实证研究之效，⑨但以高层领导精英为主研究视角，缺乏“眼光向下的关怀”，因此难以发掘众多历史事件背后国家政权和民众生活的互动及其关系，更难以深入研究以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对造就民众思想、凝聚国家认同的理路。民众作为政治运动的承载者以及政策执行的推动者，可能会表现出超越高层预计的合作或抵制的姿态，与此同时决策者也会根据情势的发展对路线方针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这种中央与地方、上令与下达之间的“讨价还价”才是历史的真实而复杂的面向。缺乏国家与社会联动的研究意识，单纯依赖建构上层精英冲突的理论或追求精英简历的量化研究，都无法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嬗变。
（三）历史语境
语境是将有关过去的大量信息编织成一体的一种基础性方式，并普遍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⑩在历史语境这一平台上，事件、个人、时代均可找到可以依托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多重背景，在历史整体的关系网络之下，搭建起个体与总体、区域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个人的研究也受到语境化思想的影响，权力斗争模式的鲜明特点就是基于西方的历史语境。这样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价值预判，即中共是非民主型政治结构，这种基于西方历史语境下的分析，忽视了中共自新中国建立以后发展民主政治的努力。西方语境影响下的“权力斗争”模式将中共执政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勾连，中国人重视“关系”，在人情社会中依靠关系的亲疏程度来形成利益集团，强调权力至上，难以摆脱基于中国历史传统因子而对现代中国的僵化想象。
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及其局限，更多取决于研究所处的历史时期。“文革”爆发后，众多党内元老受到打击和迫害使海外学者感觉到中共精英内部存在冲突和各种紧张关系。加之大陆对外开放程度不高，西方学者可资利用的各方面资料有限，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共原有的党内规范被逐渐打破，海外学者将其归纳为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的模式也正扭转了70年代史料缺乏、个案实证研究难以开展的困局，适应了海外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需要。但是这种模式没能说明中国政治为什么以一些持久的不同政策之间的共存为特征，如果政策只是追求权力的一种手段，就不能解释农业中物质刺激与集体主义、工业中的计件工资与工业计划的按部就班，这些看似矛盾的政策，为何会在当代中国的同一历史阶段一再上演。政策调整中的冲突与平衡、执行中的张力与弹性，更不是政治精英借助政策博弈推动权力斗争的结果。
正是由于缺乏事实史料的实证性研究，西方学者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认识难免流于空泛，研究视角也更为宏观，难以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体制的实际运作方式和过程。加之过分夸大高层政治精英及其斗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忽视经济、外交、抗争等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对中国政治的上下联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缺乏涉及，研究流于片面狭隘。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大批公民通过多种途径迁入香港，国外学者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研及区域研究的机会增多，美国学界逐步兴起“中国中心观”，从微观个案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已日益成为海外中国研究所普遍接受的研究途径。这种基于西方精英政治的历史语境政治及分析框架的“权力斗争模式”的影响逐渐弱化，继而被“国家——社会”这种多元维度的研究模式所取代。
四、结语
“权力斗争”模式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并进行了出色的理论建构，在有限范围内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能够做到史论结合，如《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依然體现了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权力斗争”模式套用西方的精英冲突理论，其分析流于简单笼统，尤其是将权力斗争视为中共内部一切领导层更替、路线裁决、政策推行的动力，这就显得夸大其词，难以摆脱西方历史语境的影响。这一模式放大了“权力斗争”的内涵与外延，将中共党内的路线之争放大为权力斗争，着重强调领导人及其斗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忽视经济、外交、抗争等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国政治的上下联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缺乏涉及，研究流于片面狭隘。由此可见，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不能仅满足于从宏观视角去梳理历史，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既有研究资料和视角进行反思批判，以历史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看待中共历史和政治的演变进程，广泛推进微观研究、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丰富可资利用的资料。通过考察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发掘众多历史事件背后国家政权和民众生活的互动及关系。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书写宏观历史进程的波澜壮阔，也是为成百上万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做一份见证。
[注释]
①相关代表性的作品包括：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James R. Townse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Ezra F.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②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0页.
③白鲁恂（Lucian Pye）著.胡祖庆译.中国政治的变与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1989年版：第2-4页.
④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起源翻译组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⑤Nathan， Andrew J.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53）， 1973， p34-66.
⑥Tsou， Tang.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 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The China Journal， no. 34， 1995， p 95-156.
⑦ 白鲁恂著.胡祖庆译.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权威危机之心理文化研究.台北：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页.
⑧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⑨对于中共高层精英的量化研究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曾一度备受关注，其内容主要涉及对中央委员、省市领导人的简历的研究，以此为切入，探讨中共精英人物的生平经历对其思想认识、进而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相关研究包括史宗翰、单伟、刘明兴：《关于中共政治精英简历的量化研究方法——以中央委员会的历史变迁为例》，见 http：///system/download/63970. Bo， Zhiyue，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1949-1998. Armonk， NY： M.E. Sharpe，2002. Baum. Richard ，The fifteen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Jiang takes Command？ The China Quarterly （153）： 141-156. Bo， Zhiyuan，"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factional group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 （39）：223-256.
⑩邓京力.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