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于阳新著《中国政治时钟》一书，自然地联想起黄炎培与毛泽东于1945年在延安时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感叹中国历史难以抗拒周期性兴衰，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管怎么努力，最终太平盛世都无可奈何地走向崩溃和兵荒马乱。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跳出这周期律，新路就是民主。70余年过去，且不论新路几何，现今我们对中国定期兴衰的原因仍不够了解，即便民主是一个好办法，仍不过是术，而非道，不是对周期性兴衰的基础研究与认识，方法论毕竟无法代替认识论。
《中国政治时钟》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在于系统提出了中国朝廷政治的深层结构及其三千年来演化规律的基础原理，以及对其结构缺陷和兴衰原因的详细解释，并命名为“政治时钟”。
就像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演绎法体系一样，该书一开始使用了一个公理，作为推论中国政治实践的依据，这个公理就是国家模型，即国家是什么，以及中国是什么。作者选用的是新制度经济学中道格拉斯·诺思的国家学说，又参考马克思国家理论对其表述方式进行简化提炼。至于为何选用诺思而非其它，可能作者有自己的考量和比对。
作者把诺思学说提炼成一个均衡等式，即国家是统治者与全体公民的交易，国家收取税收，公民获得生命财产保护。该书逻辑就是根据这一定义，具体演绎进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情况，组成一个解释体系，从而揭示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些明显特征，比如为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何官场庞大而腐败、土地兼并泛滥、江湖黑道盛行、儒家与古代政治相伴为生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该书为解释古代政治周期性兴衰，提出了一个量身定做的“剩余产权”理论，剩余产权是古代中国政治的要害，其他因素大多是通过剩余产权对兴衰过程施加了影响力。
该书中的所谓剩余产权，是指国家明文界定的法定产权与实际执行保护的产权之差。作者认为这是导致秦汉以来政治制度周期性兴衰的要害，它相当于国家应该保护而没有保护到的各种公私产权，在古代主要是土地产权，它是国家财政的基础，国家兴亡基本上起于财政兴亡。剩余产权之所以致命，原因是产权所有制是国家的基础。根据该书表述的国家等式，国家的本质就是收税与保护的均衡交易。国家保护的内容涉及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两方面，由于生命安全是相对固定的常数，所以变动不羁的主要是产权活动，它是分析的变量。作者还认为，产权是国家征税的主要税基，也就是征税标的物，在古代表现为土地税，在现代表现为各种工商税。国家财政发达必须依赖产权经营的发达，国家兴旺依赖其产权制度下的经济兴旺。古代中国大量出现的剩余产权危机，就是通过蚕食国家经济基础慢慢地导致太平盛世的衰亡。作者指出汉代土地兼并、魏晋占山格（占山格，指政府准许私人有限占据山泽的规定——编者注），北宋不抑兼并，明清江湖黑社会都是普遍的剩余产权现象及其吞噬行为。
为什么中国古代会产生显著的剩余产权现象？该书给出的答案又是另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作者认为秦汉以来的复式代理政治模式，是导致剩余产权产生的主要原因。所谓复式代理政治，就是指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官场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一共十八级，逐级代理执行皇权的政治意志。古代中国的官场为什么会形成九品十八级科层制？作者认为先秦的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争史是一个分权制（分封制）与集权制（郡县制）的抉择史，残酷战争的结果是处于东亚大陆板块地缘的华夏共同体选择了中央集权模式，并由秦始皇奠定了中央集权基础，一直延续到明清。战争结果不讲因果，也不讲意识形态，就是一个硬性选择，并规定了后世两千年的格局。
广袤的国土归于皇帝一人，只有聘用庞大的代理人队伍才能够胜任管理，而代理人之间又是间接辗转代理的，公卿代理皇帝，州府代理公卿，县令代理州府，直至农村基层。相对于世界上一般的团体代理执行，过于冗长的十八级代理放大了代理人道德风险，危机在数学上呈几何级数增加，以致于到了基层，中央指令执行大打折扣，该书认为连一半的忠诚度都达不到，诚如以前流行谚语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就带来两方面的恶果：
第一是中国传统特有的官场腐败，自古云：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漫长的权力代理弊端，不可避免产生大量权力漏洞，基层权力执行与中央意志有较大出入，官员可以轻松地中饱私囊，而不必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第二是官员本是国家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代理人，由于长链代理权力逐级放大的漏洞，官员贪腐渎职盛行，基层社会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切实保护，于是产生了社会正义危机和剩余产权扩散，即一部分产权得不到法定保护，从而被官员中饱私囊，或者黑白两道合伙霸占。
作者说剩余产权现象滋生的社会危机有两种，一是秦汉至明清不绝的土地兼并，权贵或恶霸强行霸占农民的土地，间接摧毁国家的财政基础；另一是中国特有的江湖，按照作者分析，江湖黑社会的本质就是对剩余产权进行寻租，并据之提出剩余产权寻租概念。江湖黑社会的牟利模式与土地兼并不同，土地兼并直接窃取了剩余产权，并且慢慢洗白；黑社会的盈利模式是不霸占剩余产权的土地，而是霸占产权上面的经济产出，即产权的使用权收入。这是中国历史上两种剩余产权衍生现象的分野，一个所有权转移，一个不转移。
在这个基础上，该书对三千年来中国周期性政治兴衰的原因作出了一番解释，作者概括一般的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周期现象，认为周期性运动是由内部两方面矛盾不均衡运动引起的，譬如月球绕地周期运动的原因是地球引力与月球离心力无法使月球静止，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原因是生产预期与消费之间的不均衡。于是作者据此推测，导致中国政治周期性兴衰的原因，主要是围绕国家产权制度上的建设维护力量与产权的破坏性力量的搏斗造成的，具体说，产权的建设力量包括产权制度的创新和整顿，譬如说秦始皇、北魏孝文帝、朱元璋的产权制度创新活动，或李悝、王安石、张居正等的整顿，产权制度的破坏活动则包括土地兼并、江湖黑社会和吏治腐败。该书发现历史上的帝国模式，以产权和税赋制度为标志，基本上在名义上延续了800年左右，譬如西周分封制825年，秦汉至南北朝810年，隋唐至两宋678年，这就与国家时钟假设相互印证。
最后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该书的逻辑。除结论外，该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极为大胆，因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选用归纳法，先搜集素材，然后小心归纳。但相对于三千年历史总体规律而言，其资料汗牛充栋，非人力可以轻易驾驭。该书大胆使用演绎法来推演中国三千年政治史，从而使思考过程变得精炼，大大缩小了工作量，其结论虽有待学界推敲，亦不啻为一种思考方法的启发与创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越是大型的课题越适合使用演绎法，越具体的课题越适合归纳法，譬如新近验证的宇宙中引力波的存在就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运用演绎法的成果，但是相对于应用物理学的问题则需要不断的实验、观察和总结。该书的分析对象较为特殊，是有信史以来的中国政治结构的总体变化，客观上有利于依据一定的逻辑进行推演，反而不利于信息量庞大的传统归纳法，因为信息量实在是太大，涵盖了全部中国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