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也就是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领袖的机制。当今世界，贤能政治已在政治理论中黯然失色，但是，在中国背景下，复兴并重新解释这种政治理念尚有三个重要理由。其一，贤能政治过去是，也会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二，西方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体制，而贤能政治有助于弥补其部分缺陷；其三，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本身正变得越来越崇尚贤能。本文接下来将讨论一下这几个方面，最后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贤能政治和中国政治文化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尚贤使能”的理念是春秋时期贵族等级解体的产物。战国时期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家也认同此观点，针对如何定义“贤能”，如何开展政治活动、确立以“贤能”为基础的制度，政治思想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孔子认为，贤能政治始于有教无类的说法。然而，在此过程中不是人人都有同等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拔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领导去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并鼓励更多有才学的人参政。孔子认为，这样的统治者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
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度使优胜者博取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无论该体制有何缺陷，它确实提供了选拔贤才的最低标准，并带来了适度社会流动。科举制度传播至韩国、越南，同时影响了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发展。二战后，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为按照贤能标准选出的政治统治者所做出的周全决策。目前，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在中国，史天健和吕杰认为大多数人民认可“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认可自由民主话语（liberal democratic discourse），前者认为有必要选出“关心人民需求、决策时考虑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会选择好的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后者则强调可以确保人民参与政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的程序性安排。[2]
贤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贤能政治理念辩护的著名言论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政治领导人因有卓越的能力做出知情的、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而被选出，并被授权统治这一共同体。”在接下来的历史中，贤能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后来的思想家几乎很少为纯粹的贤能政治辩护。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19世纪的“自由精英”如密尔和托克维尔都提出了试着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主张。不过，将贤能政治理论化的努力全部从西方政治话语中消失了。虽然探讨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书籍千千万万，但人们很难找出最近有任何一本论述贤能政治的英文著作。
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
如果自由民主政治被广泛赞同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像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那样，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缺乏贤能政治的辩论或许没有问题。但是，民主制遭遇的质疑越来越多。商品、服务和资本史无前例地全球流动造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危机”，这一点很多政治学家都有所记述。[3]在政治过程中，资本家利益掌握了过多的权力，尤其在美国政治体制下，一人一票被说成一美元一票看来并不冤枉。政治理论学家已经对投票制度本身提出质疑。部分原因是选民往往只自私地关心自身狭隘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子孙后代和居住在国家边界之外的人的利益。詹森·伯南曾说，如果选民无法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不如不去投票的好。[4]当然，也存在如下的问题，投票时若只是追求狭隘的利己主义经济利益，就会给缺乏代表的非选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全球变暖）。同样值得担忧的是，或许选民也经常弄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布莱恩·卡普兰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显示，选民常常是非理性的，他建议对选民的参政能力进行检测以作为矫正措施。[5]当然，这样的建议在自由民主社会是注定行不通的。一人一票形式体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原则在当今具有接近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19世纪，密尔还能提出让受教育者获得额外选票的建议，但是如今支持这种建议的人可能被认为（在西方国家）已经丧失了道德指南。
幸运的是，中国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这么教条。儒学家蒋庆认为，民主的合法性——在西方根植于人民主权论——应该受到来自天和地的合法性的平衡。他认为，在现代背景下，这种政治理想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现，其中权威在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之间分配，三者代表了三种形式的合法性。类似的，复旦大学教授白彤东和香港大学教授陈祖为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即混合政治体制模式，其中，贤士院的政治领袖通过考试及在政府基层工作的政绩选拔产生（我也赞成混合体制，由贤能之人组成的议院被称为贤士院）。这些模式可能有点乌托邦色彩，但他们提供了新的——这或许存在争议——更好的标准来评估中国及其他地方的政治进步。不是以中国是否变得更为民主来判断政治进步，新标准提供了判断政治进步（或退步）的更为全面的方式，关键是中国政治制度是否变得更为尚贤。这里或许有令人乐观的理由。
贤能政治与中国共产党
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鼓动革命，增强军事力量以便终结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欺凌。但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相对安全和强大的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较少地担心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问题。因此，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由德才兼备的政治领袖进行善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晋升机制因此变得更为尚贤。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流大学里的优秀学生往往不会寻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情况不同了。高校校园成为招募工作的主阵地。[6] 2010年，在清华这样的精英学校，全部本科生中的28%，大四毕业生中的43%，以及硕士毕业生中的近55%是共产党员。[7]（我在清华教书近8年，我最优秀的学生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同时还瞄准了城市地区“新兴社会阶层”中的年轻专业人员，包括商人、私企经理、律师和会计。
干部晋升体制的尚贤色彩更为明显。在最近与几位中外学者的对话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先生讲述了一些有趣又很说明问题的细节。李部长提到，对于不同政府层别，会使用不同标准判断其能力和品德。在基层，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尤其重要（换句话说，或许民主在基层更为重要）。在更高层，更多地强调理性，因为领导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制定决策时涉及治理的更大部分内容，当然关心群众、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很重要。干部还应以身作则树立廉洁的榜样。为了说明政府高层干部选拔的严格（尚贤）性，李源潮部长介绍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选拔过程。首先是包括退休干部在内的提名过程，获得较多提名的候选人将进入下一个环节。接下来是考试，试题包括如何当好秘书长。十几个人参加考试，之后有5位入选下一轮。为确保过程公平，考试答卷要被张贴到走廊供所有人判断。之后是口试，考官专家组由部长、副部长和大学教授担任。为确保透明和公开，为秘书长工作的一般干部可以旁听，他们可以监督整个过程。之后，人事部门将组成一个检查组，考察各位候选人的政绩和品德，品德的表现更为重要。这一轮中选出两位进入下一阶段。最终的当选者将由一个由12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投票产生，至少需要获得8票。如果首次投票没有人获得8票，部长们将做进一步讨论，直到三分之二的评委就当选者达成一致。
改进贤能政治
中国共产党“实际存在”的尚贤好处很明显。干部要经过极其严格的人才选拔过程，只有那些过去政绩优异的人才可能上升到政府的最高层。培训过程包括对品德的培养，如在贫困乡村地区工作一定时间，培养诸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品德。此外，这种尚贤的选拔过程只有在一党制国家里才有用。在多党制国家中，因为政府主要官员可能由于不同政党的领导而发生更迭，因此不能确保政府基层官员因为政绩突出而得到提拔，政党也就没有强烈动机去培训干部，让他们在政府高层工作时更富有经验。因此，即使是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的有才能的领导人，一旦上任也可能会犯很多“初学者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在政府最高层工作而接受过适当的训练。[8]中国领导人由于经验和训练的关系，不太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中国领导人上任后，他们可以做出关系所有利害关系方利益的决定，包括子孙后代和居住在国外的人。在多党制民主国家，领导人通常通过竞争性选举获任，与前面情况相反，领导人需要考虑下届选举，他们很可能出于短期政治考虑做出决策，增加连任机会。像后代子孙这样的非选民利益如果与现时选民利益冲突，很有可能不会被认真对待。
此外，在西方式民主中，真正的掌权者是在选举中由人民选出的人，这个事实往往意味着“官僚机构”不重要。因此，相对平庸者会进入官僚体制。这一缺陷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尤为明显。从最近我与一位年轻的罗德奖学金（也许是美国教育体制中最有声望的奖学金，目的是选拔未来领导）获得者的谈话中可以略见一二。她对国际事务感兴趣，我建议她或许可以进入美国国务院，但是她回答说，有人警告她，美国国务院中多是平庸之辈，真正有才能的人很难在那样的体制中脱颖而出。相反，中国政治体制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官僚”和“掌权者”，因此有志向的能人并不会怯于加入这个政治体制的基层，因为他们有希望向高层晋升。
不过，中国式的贤能政治可能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一方面，它只存在于推崇贤能政治的稳定政治文化之中。像上面提到的，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重视贤能政治，但在其他的文化中可能并非如此。例如，美国政治文化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精英”思潮，因此很难想象它会支持尚贤的一党制。但这并不是否认美国政治体制中的精英主义元素（例如，最近几届的美国总统都是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政治领导人往往不愿意公开表现出精英主义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很难想象美国的政治体制会做出鼓励贤能政治的重大宪法改革（有可能会预见到更糟糕的变化——例如美国本土再次遭到重大恐怖袭击时会变得更为强调军事）。与此相反，中国宪法体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可能经历重大变革。
中国式贤能政治尚有诸多改进余地。我对政治体制的理解也许还不够深刻， 在此，姑且让我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如果人才选拔的过程缺乏透明，这会削弱政府合法性。如果人民不清楚选拔过程，他们就会怀疑这种选拔主要是由于忠诚、关系或腐败。如果能够实行公开、透明的选拔机制，就会消除上述疑虑。经过李源潮部长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严格选拔过程的介绍，我对当选者的敬意增加了10倍！我想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感想。当然，李部长向我们介绍选拔过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选拔过程将更趋于透明，这是一个好现象。
第二，如果对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言论的自由加以限制，这会阻碍贤能者的决策制定。最好的政治决策当然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一味担心负面结果可能会阻碍相关各方自由表达观点。我发现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内部调研，以尽可能充分地获取信息，干部们也被鼓励不断学习和提高，但言论自由障碍的减少可能会提高决策的质量。
第三，过分严格的、历时多年的人才选拔过程会阻碍冒险精神。换句话说，相对有创造力和原创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会在早期被淘汰，因为他们会得罪人或挑战“做事的正常套路”。在危机时刻，或许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做出巨大变革，但在平时，过于强调保持现状可能会影响制度的实用性。也许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个问题的话）有解决的办法，比如在政府重要岗位上多设置一两个岗位，允许其他出身的能人，如商人或学者来担任。
第四，在领导选拔过程中应摒除对女性的偏见。由于女性经常需要照顾其他家庭成员，她们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公平地与其他男性竞争政府最高职位。如果我们同意领导应该有同情心，那么上面这点就很重要。如果同情心主要是一个女性的特质（也许这个说法有争议），那么我们应该鼓励更多女性在政府任职。
第五，领导选拔过程应允许领导者有足够地时间对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在党校的几周学习也许并不能让领导者有充分时间阅读政治学、历史和哲学名著，进而增加领导者的知识，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如果鼓励政治领袖减少工作任务，专门去阅读名著（特别是儒家经典），从长期看，会增加其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的能力。
第六，选拔过程有必要考虑国际经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服务中国人民。但中国现在是国际大国，其内部事务会同样影响到居住在中国边境以外的人的利益，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中国需要尽可能人性化。在选拔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过程中，也应该重视海外经验，甚至是外语技能。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贝淡宁（Daniel A. Bell），1964年生，加拿大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199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并在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2004年加入清华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儒家。代表作有《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东方遇到西方》《自由民主之外：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中国新儒学：在社会变革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
[2] 文化对人民理解民主的影响. 2010年华盛顿特区美国心理分析协会（APSA）年会.
[3] 例如，查尔斯·库普乾.民主的隐忧[J].外交事务,2012,1 /2月刊.
[4] 詹森·伯南.投票的道德[M].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
[5] 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
[6] 郭钢.中国大学生入党[J].当代中国,2005,14:43.
[7] /magazine/print/2012/03/obama-explained/8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