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环境七大国表现出风格各异的环境外交。在国际环境事务中，七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发展轨迹不同、侧重点不同、内在动力也不同。德国是领跑者，美国是拖后腿者，中国是积极合作者，但多数时候是被动回应。有差异，也有共同，经济考量是七大国环境外交的基石，合作是七大国环境外交的基调，联合国是七大国环境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比较中知彼知己，中国在21世纪能够对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中国需要提高环境外交的地位、明确环境外交的思路、落实环境外交的制度与工作。
序言
环境问题演变为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环境外交的兴起。所谓环境外交，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运用谈判、交涉等外交方式，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信息、人才、技术和资金的跨国合作；国际环境立法谈判；国际环境条约的履行；处理国际环境纠纷和冲突等。环境外交的另一层含义是，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环境外交的实质是，各国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世界有限的资源及环境容量中获得尽可能大的份额。
现代环境外交，肇始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快速发展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今天更是空前活跃，已完成从国际关系的边缘向中心转移的进程，成为国际外交的主流形态之一。以2007年以来为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许多重大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G8+5对话会议、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变化专题辩论会、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主要经济体气候变化会议、东亚领导人峰会对话会、各种重要的双边会议(如中法、中英、中日、中澳首脑会晤)、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厘岛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曼谷会议以及最近的以“绿色亚洲”为题的2008年亚洲博鳌论坛，等等。随着环境外交高潮迭起、国际关系“绿色”日深，环境大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和影响。
所谓环境大国，主要是指那些在环境领域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区域或全球性环境影响的国家。世界上公认的环境大国有中国、美国、巴西、日本、印度、俄罗斯、德国等七国。由于全球环境形势主要是由上述环境七强所主宰，因此它们的环境外交政策格外受人关注。但是，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对环境七大国环境外交的比较研究。拙文拟就七个环境大国环境外交之异同，作一个初步的比较。
一、七大国环境外交之异
正如自然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世界环境大国的环境外交也是风格各异，特色鲜明。
1．七大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作用大小，大致可分为四类：领导者、积极参与者、旁观者(搭便车)和拖后腿者。若用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对国际环境谈判的参与程度、环境履约的程度和对外环境援助的力度(这一指标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等四大指标对环境七大国进行考察，可以看出：目前世界环境领域并没有真正的领导者。相比之下，德国、日本处在前列，巴西、中国和印度居中，俄罗斯处于中后位置，美国位列最后。
德国是七大国中最激进的，有世界环境“准领袖”之称，其环境外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国际环境谈判中具有较强的议程设定能力。冷战结束后，许多重要的国际环境谈判都是由欧盟推动的，比如气候变化谈判、生物安全谈判、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等。追根溯源，欧盟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其实就是德国。
第二，在国内和国际环境问题上往往先行一步，起到示范作用。德国的环境立法世界领先。德国已逐步建立起一套当今世界上最完善的、由8000多部法律构成的国家环境法律体系。2002年，修改后的《核能法》规定逐步放弃使用核能，震惊世界。德国的绿党政治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在OECD的环境评价中，德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环保的国家。在国际环境舞台上，德国常常提出最激进的目标，并且常常超额完成国际环境条约的义务。无论是酸雨问题、臭氧层保护还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都体现了德国的这一特点。
第三，在国际环境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当今最复杂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后，围绕《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可谓一波三折。在三个关键点上，即议定书的谈判如何开始，在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何去何从，在俄罗斯犹豫不决的时候如何说服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德国都发挥了突出作用。
第四，积极签署国际环境公约。在这一领域，与其他环境大国相比，德国遥遥领先(参见表1)。
第五，在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方面呈下降趋势，表现差强人意。1983年一1990年，德国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一直在0.4％左右的高位上下浮动。1990年之后，ODA的比重从0.42％下降到了1998年最低时的0.26％，与其承诺的占国民收入0.7％的援助比例相差甚远。2004年，德国的援助总额只位居世界第五。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只能称作“准”领袖的原因之一。不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德国却是做得最好的。以2003年为例，德国的ODA支出比例是0.28％，高于同期日本的0.20％，美国的0.15％。
总之，德国是推动当今世界环境保护的一支主要力量，但还难冠之以世界环境领袖的称号。要成为世界环境领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强烈的政治意愿、强大的财力和环境科技实力。德国有比较强烈的推动世界环保的政治意愿，但在财力和科技实力方面，难以与美国和日本抗衡。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在国际环境事务中很少单打独斗，多是借助欧盟的整体力量与美日博弈周旋的原因。
在德国之后的是日本。日本环境外交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大力强化环境外交体制。1993年日本设立了“中央环境审议会”，对环境行政进行审议，聆听社会各界的意见，检查环境基本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就此后的政策方向向政府报告。2001年，环境厅升格为环境省，开始在制定日本环境外交政策和参与国际环境谈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其传统强部通产省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援助方面也承担重要职责。日本国际合作署(JICA)，主要负责技术合作项目，过去一直是外务省下面的一个半官方机构，但在2004年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权力大大增强。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主要负责官方援助的贷款项目的融资，成立于1999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形成了以外务省、环境省、通产省为中心，日本国际合作署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为主要支持机构，其他省厅协同推进的环境外交体系。
第二，加大国际环境援助的力度。即使在20世纪9 0年代，即世界公认的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期间，日本仍然加大了对外环境援助。1992年一1996年期间，日本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总额约9800亿日元的环境援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