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军事外交包括军事硬权力和军事软权力运用。文化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软权力资源。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军事外交展开文化认同、参与塑造国际制度、树立国际形象等军事外交行动。从实质上讲，是军事软权力的运用和实施。由此，中国军事外交中军事软权力运用已成为中国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手段和策略。
关键词：中国； 军事外交； 军事软权力
中图分类号：E0-05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4-0086-04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再主要的是自然和人力资源，而更多地取决于知识和信息；国际政治上的争夺不再表现为掳人抢物、攻城略地，而更多地表现为思想的较量，为理想、信念而战；国家的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不仅仅有国外的核军事力量，而且还有国外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同化；国家实现安全目标也不再完全通过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实现，而更多的是通过合法化的政治文化及其认同来确保。[1]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军事外交及其军事软权力运用的理论和实践，并对其面临的挑战进行对策性思考。
一、 军事外交及军事软权力：理论分析
（一）军事外交及其相关概念
英国学者艾伦·詹姆斯所言，“联系是外交的核心”，“外交的必要性在于就各国问题与外国保持日常的联系”。在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最经常的关系是军事外交关系。
与“军事外交”相似的说法最早源于美国。托马斯·C·谢林在《暴力外交》中首次使用“暴力外交”这一概念，[2]之后相关概念即逐渐散见于各类著述中。罗伯特·J·阿特在《强制性外交》中认为，强制性外交是“强力说服”：试图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实际使用有限的武力，使得一个对象——一国、一国内部的一个(或若干个)集团或者一个非国家行为体——改变其可厌恶的行为方式。[3]作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外交在国家外交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中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性研究。杨松河认为，“军事外交是代表国家军事安全利益或国家集团安全利益，以军队为主体、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涉外活动”。[4]军事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为实现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目标服务。
“军事外交”虽表现形式与“暴力外交”、“强制性外交”有相似之处，但其本质是不同的。后者必须涉及威胁使用或有限地实际使用武力，即它可包含某些其他类型的强制行为；前者泛指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及其相关事务的处理，是一国从军事角度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它可以包括军事硬权力和军事软权力运用。
正如奈指出，“军队在创造软力量上也能发挥重要作用。除了硬力量的能力产生的力量光环外，军队在和平时期还与其他的国家拥有广泛的官员交流、联合训练和援助项目。”[5]
（二）军事软权力的理论诠释
1. 约瑟夫·奈关于软权力的定义及其不足。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软权力概念以来，这一概念便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奈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是吸引力而非通过强制手段获取结果的能力。而硬权力是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使他者去做本来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指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与具体资源相关的命令式权力。软权力是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并决定他人偏好的吸引同化权力。”并认为一国软权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即“对他人的文化吸引力、在国内外所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6]
以上所述，奈的软权力理论强调了非物质因素(如文化、价值观念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而克服了过去许多现实主义者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使得权力思想更为全面与完善，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迅速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但是，奈对软权力的定义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还存在某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奈把军事权力只作为硬权力，实际上军事权力同样有军事硬、软权力之分。
2. 国内学者关于军事软权力的相关论述。近年国内学者有关军事软权力的论述主要有：关于军事软权力的概念。“军事软权力是指通过对军事理论、编制体制、军人素质尤其是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军事文化等各种资源的创造性开发、发展、发挥，所形成的己方凝聚力、鼓舞力，对敌方的威慑力、打击力，对友方的感染力、影响力的统称。”[7]“也可以把军事权力分为军事硬权力与军事软权力两个部分。其中，军事硬权力指为武装力量提供的物质与人力资源，是直接形成威慑与打击能力的权力；军事软权力指将物质与人力资源转化为有效战斗力的能力，是用非强制手段去影响与塑造别国的能力，是间接形成威慑与打击能力的权力。”[8]“军事软权力是指国家通过柔性方式运用全部军事资源所获得的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能力。”[9]“何谓军事软权力——用非强制手段达到军事战略目标的能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军队基于自身性质、军事思想、军事文化传统、自身形象等所产生的一种战略能力。”[10]
关于软权力的形式与特征。“军事软权力包括对己方凝聚力、鼓舞力，对敌方的威慑力、打击力，对友方的感染力、影响力。”[11]“军事软权力可分为以下五个组成部分：激励军队形成强大向心力的凝聚力；获得物质与精神支持的吸纳力；推动发展、追求领先的创新力；将构成要素组织成效能最大有机体的整合力；向外界正确表达意图的辐射力。”[12]“军事软权力包括整合力、文化力、影响力、创新力。”[13]“我军软实力建设除了战斗精神、军事作风外，还包括“谋略能力”、“组织结构力”、“军事文化力”、“军事外交力”等。”[14]
综上所述，笔者对军事软权力有以下几点初步认识：一是军事软权力建立在一种关系之中，施动者与受动者不同，产生的性质是不同的；二是军事软权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我方、敌方和友方；三是军事软权力与军事硬权力密不可分，两者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
（三）中国军事外交中的军事软权力理论归纳
根据以上论述，“对友方的感染力、影响力”、“向外界正确表达意图的辐射力”、 “军事外交力”等都是指中国军事外交中的军事软权力（以下简称军事软权力）。
1． 军事软权力的应用价值：国际舞台上博弈的焦点。一是有效澄清“中国军事威胁论”，增加军事互信。目前我国军力的迅速提升，引起一些国家的猜忌及歪曲。因此，必须增强军事“软权力”，才能适应军事领域激烈竞争的复杂形势。同时通过强有力的软权力建设，努力消解外界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二是增强军事软权力是塑造和维护我军良好形象的形势所趋。在信息时代，军队形象直接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军事行动的合理性。现代传媒技术把世界连成了一个“地球村”，军队的言行表现，会很快引起广泛关注。三是军事软权力能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胡锦涛同志提出我军的历史使命是“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军事软权力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做贡献。[15]
2． 军事软权力：内涵及资源。笔者认为，军事软权力是指在中国军事外交中为捍卫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利用文化等资源而采取的非强制性或柔性手段产生的吸引力和同化力。军事软权力具有双重属性，即有国家和军事属性。
构成建设军事软权力的四大来源：一是中国军事思想和军事文化。我国军事文化包含着和平、合作、和谐、共同安全等人类普世价值观。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新安全观、和为贵、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绝不称霸等理念。三是中国军事外交实践。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对军事资源的诸种运用，不仅使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国防战略和军队建设目标，还能传递信息、消除疑虑、增加信任、增进合作，塑造军队和国家形象。四是中国独特的军队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军事软权力有三个构成要素：一是文化认同力。包括和平、和谐、合作、共同安全等普世理念的认同。二是制度影响力。在中国军事外交中，把这些普世理念在联合国和区域安全合作中制度化机制化而产生的吸引力。三是国际形象力。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援助、维和行动、联合军演等军事行动而产生国际影响力。
二、 中国军事外交：军事软权力的当代表现
中国军事外交是国家展示军队形象、宣传军事政策的窗口，也是增进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军事软权力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中国军事软权力运用的有效手段。
（一）文化认同力：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加强军事思想文化交流
一国的军事思想文化成为国际广泛接受的思想，它就会产生巨大的认同力。文化认同力主要包括和平意识、合作意识。一是和平意识。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中国饱受战乱，对战争灾难的厌恶，激发对和平的向往。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宣扬和平观念，反对霸权，不以武力相威胁。自1995年首次发表军控与裁军白皮书后，到2006年，中国先后发表五版国防白皮书，表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共同维护和谐地区及和谐世界。二是合作意识。合作意识是对冲突意识和敌对意识的否定和替换。为了军事合作，在中国军事外交中继续改善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军事关系，求同存异，扩大共识；进一步加强睦邻友好，把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进一步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军队的传统友好关系，增进相互团结与合作。2002年以来，我军先后与中亚五国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举行了双边和多边的反恐演习，与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举行了双边陆上演习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与英国、法国等国军队举行了海上搜救演习等。
（二）制度影响力：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加强安全对话和国际军控合作
国际制度指的是持续的、相互关联的正式与非正式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体系可以界定行为规则、制约行为体活动、帮助行为体的期望值趋同。所谓制度影响力，是指国际制度体系所具有的影响行为体行为的非强制性能力。[16]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与磋商，参与支持国际军控与防扩散合作，不断提高制度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与磋商。中国军队积极地开展双边防务磋商，更加广泛地参与多边安全对话，为加强军事互信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截至目前，中国军队在与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家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到巴基斯坦、蒙古、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乃至相距遥远的南非、意大利等国家，开展“面对面”的防务交流和对话，疏通拓宽了军事互信的渠道。二是支持国际军控与防扩散合作。现有国际军控制度和载军法律体系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集体安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军事外交中，以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际军控和多边核查机制，先后参与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军控谈判，并认真履行了国际军控条约的义务，选拔和派出多名武器核查专家参加了联合国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导弹等军控领域的武器核查任务。
（三）国际形象力：在中国军事外交中树立国际形象
形象是内在气质的外化，军队形象是构成军事软权力的核心要素。大国形象主要包括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平形象、军队现代化形象。一是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军队积极参与国际灾难救援行动，履行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帮助了受灾国人民重建家园。近5年来，中国军队先后10余次对10多个受灾国实施了紧急救灾援助。这些国际救援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为塑造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和平形象。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队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军队积极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自1990年以来，先后向联合国的15个任务区派出近6000名官兵。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派出的维和军事人员最多。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使中国军队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自己、争取理解与支持的重要平台。三是现代化军队形象。自2000年以来，我们先后5次邀请外国军事观察员或驻华武官，观摩我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热忱欢迎外国军队“走进来”的同时，中国军队还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出去”。2001年以来，我军先后9次派员观摩外军军事演习，我军到境外与外军联合军演的次数不断增加，合作国家数目不断增多，地域分布不断扩展。不断实践新安全观，增加彼此间的军事透明度和政治互信，展示中国现代化军队形象。[17]
三、 中国军事软权力建设：挑战与对策
（一）形成普世文化观念难度较大，弘扬中国普世文化
形成普世文化观念的难度主要体现在：第一，政治性跨文化传播也诱发了形形色色的国际争端和冲突。特别是军事外交的执行者、参与者的宗教信仰、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误解的萌生提供了程度不一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军事对外交往的失败和国际分歧和误解的产生。第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状态。其文化一旦落后，就意味着综合国力中无形的精神性要素的缺失和不足，综合国力的弱势必然导致处于被动的地位，受制于人。强势的国家会运用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努力向文化弱势国施加舆论影响。第三，由于对异质的文化或外来文化产生消极的偏见，由此导致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最为要紧的是，作为代表国家政府的交流主体---军队，其交流行为深受政治意识形态支配，国家利益的功利主义考虑人为地制造交流障碍与冲突。
因此，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弘扬中国普世文化：一是挖掘共同的价值观。要正视和化解跨文化传播中的跨文化因素，即文化（价值观）差异。这意味着要讲究劝服的方式和技巧，要深入细致地与对方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往往不是通过远距离广播而实现的，而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18]不断挖掘如和平、合作、和谐的共同价值观。二是强化中国军事外交中文化传播的合法性。按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政治哲学家，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看来，国家间任何自愿的合作和协作都是建立在诚信的沟通基础之上的。三是增强广播及互联网上的播放能力，但两者都应以更好地听取他人意见为基础。有效的军事对外宣传是包括听、说在内的双向道路，这就是交流通常比纯粹的广播要有效的原因。[19]
（二）参与塑造国际制度能力尚不够强，在中国军事外交中要强化参与塑造国际制度能力
“尽管中国军事外交面临对待现有国际体制的性质和作用、国际规则制订过程中的不合理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受少数西方大国掌控的事实、某些国际机制和公约对中国约束性及中国自身发展的前景、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面临的西方遏制压力、中国对待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态度等等。”[20]
除此之外，还体现在：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比较被动”，缺乏参与及设计意识；中国在联大或安理会上很少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如中国在裁军会议上提出的解决方案，更强调原则性的东西，很少有具体的或实用性的解决措施；在国际间的维和，尤其在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和问题上（比如涉及非周边地区的热点），主动倡议比较少。
因此，中国军事外交中必须面对融入世界后更多的权利、好处和责任、义务，必须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适应新情况；正确把握国际体制的性质，即不能南北划线，也不能国家利益决定论，要考虑新形势与矛盾，即要考虑本国发展需要，还得考虑人类共同利益；加强中国军事外交中的互动性，发挥参与国际机制的建设作用。
（三）针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误读，改善中国军事外交中的国际形象
中国形象的误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第一，不同的政治、利益、文化对中国“国际形象”导致评价标准差异。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引起了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恐惧，一些国家感受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自身安全难以保障而制造出来的威胁。第二，信息传播的非对称性，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误读。“非对称性是指国家之间在信息传播手段、信息传播流量和信息传播平台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各国国际传播处于非对称性状态。”[21]正因为如此，美国等国家凭借信息传播优势，在大众传播方面进行有效舆论控制和舆论同化。使我军在海外国外相当多的人群中形成了“世界安全的威胁”的负面形象，导致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形象的质疑。
因此，在中国军事外交中，进一步改善中国国际形象：一是语言需要用行动加以强化。二是宣传方式有待改进。虽然军队媒体有一定的覆盖率，但与美军等媒体灵活多样、渗透力强的宣传方式相比，我们主要是单向灌输方式，效果并不理想。面对不少海外媒体的歪曲报道，缺乏有力有效的回应办法。三是可信度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也是软力量的重要基础。“在传统的力量政治世界中，典型的问题是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能赢。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22]
（四）完善中国军事外交理念，调整外交政策的风格和实质
一是中国外交政策服务于中国的根本利益，故而不能也不应改变。但在不放弃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调整军事外交策略。需要采纳有吸引力的政策，运用军事外交来更有效地解释我们的共同利益。二是要学会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国军事硬软权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说：“美国是一个真正需要履行其价值观，并致力于使全世界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国家……不光是剑，橄榄枝也能代为其言。”[23]简而言之，中国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军事外交中对军事软权力作用的更好理解，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形成军事软硬权力的更好平衡。三是与中国军事外交多个层面间建立更多的政策协调，并把这些协调和其他的事务联系起来，对军事交流具有整体战略意识。四是军事外交需要资金的更大支持，要增加中国军事外交中军事软权力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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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摘自Thomas Schelling，Arms，and lnfluence，pp.1-34，并作节略。Copyright 1966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经 Yale University Press 允准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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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