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的关注点以“隶变”为主，从文字载体的演变过程看它与“隶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另外，通过梳理文字载体的转变来分析其对汉代隶书所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关键词：隶变;文字载体;汉代隶书
一、文字载体的演变与“隶变”
目前关于标记文字载体的说法，在文字发现的早期有“结绳说”。而关于它的记载在《周易·系辞下》中有提及“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即是借助绳索打结而赋予其特殊意义。除此之外，“契刻”之法则更加贴近文字记事的功能，汉朝刘熙《释名》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用也”。[2]这不仅显示了古人最早的文字使用方法，也表明碑刻文字之源的所在。之后借助文物考古行业的发展使得许多历史久远的文字遗迹得以呈现于世间。史前陶器上面的文字，其载体发生改变，由天然的石质载体转向人工化的陶器，这种转变不仅是载体转变那么简单，相应的陶器文字较石头文字来说更具主观美化的追求意识。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当中代表陶器上的彩绘符号。
从“结绳说”到陶器彩绘符号，这都是文字发展早期的载体形式，此时的文字相对来说处于初期阶段。真正文字及其载体成熟的阶段当属商朝时期的甲骨文被发现。据史料记载，清朝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一次生病过程中从药渣里面发现骨片文字，由此揭开了甲骨文字的面纱。后来经过许多著名古文字学家的研究，获取了许多甲骨上的文字信息，并结合当时有限史料最终明确了甲骨文字的来历：甲骨文字，属于秦汉之前的殷商文字，是用刀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属于先秦大篆文字，后来又有考古发掘出只是写但没有镌刻的骨片，从而断定在商朝时期人们对文字的记录方式已经从契刻转向刻与写相结合的方式。当时甲骨的用途主要是宗教祭祀，其文字的普及度不大，但从载体的角度看，已经由陶制材料转为骨制材料。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青铜这种特殊材料开始与文字产生交集，并且成为权力的象征，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较甲骨文更加成熟，许多文字中蕴含的美感和规则正在不断深化。李致忠《简明中国古代书籍史》中提到“最初青铜器上只铸刻所有者的名字。随着青铜器的被珍重，贵族及其统治者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纪念的重大事件，铸刻在青铜器上”。[3]此时除了以青铜为载体铸造铭文外，还将以木牍、竹简作为材料记录文字，极大地发挥了书写的特性，至此文字的记录方式已经完全成熟，主要是刻与写两种方式并存。
到了秦汉之际，文字的记录方式延续前代，以契刻和书写两种方式为主，文字载体也以石质材料和木质材料为主，所有的一切其出发点都是以实用的角度进行改革。
二、文字载体转变与汉代隶书
前期文字所用不同载体材料，既是从经济角度上的考量，也是根据当时人们经济发展来决定的。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物质支撑，则文字载体的发展也会产生改变。由于人们对于文字记录作用的需求变大，相应的文字载体对于文字的信息承载量的多少也就变得十分重要，载体所承受的文字量越大，传达信息内容就越大。可是在秦朝以前都是以篆书为官方正统文字，书写烦琐，识读不易，而且笔画复杂，如果在相同大小的载体中，要想附加更多的文字信息，用篆书记录的话，肯定是很难的。因为篆书发展至秦代，单从文字的章法上来说，秦代之前的大篆章法布局呈现纵向无横向，到了秦代篆书文字一律呈长方形，不以文字本身的笔画多少以及结构特点进行组合，而是通过纵向延伸的方法将其拉长。从字形上看，每个字的区分度不大，从文字笔画上看，点画數目较长较多，在有限的载体中很难多加文字。在此情况下，到了汉代之后，古人的智慧总是令人惊讶，他们以“隶变”的方式来解决字体的烦琐问题，开始有意识的做出横向的伸展，字内各个部分逐渐相互区别，字形变化依据每个字点画的多少以及字与字的整体布局进行区别对待。这样就有了大小、长短、方圆、疏密、曲直等各种因素的调节，这样的变化使得在有限的载体空间中文字信息的承载量逐渐提高。如此，文字在载体的不断改变过程中，从实用目标出发而进行“隶变”，这既是载体变革的推动作用导致，也是文字信息需求所导致。
三、结语
“隶变”过程不是简单的字形变化，应该将其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重新审视之后就会发现：社会需求的力量是文字载体转变的核心动力，也是“隶变”产生的重要动力，这使得秦篆与汉隶的转变认知，以及文字演变的进程都具有极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彧译.周易·系辞下传（第二章）[M].北京：中华书局，
2006：10.
[2]汉，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李致忠.简明中国古代书籍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2008，11：30.
作者简介：常加，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