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居世界第5位｡这一年,世界休闲组织理事会决定,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大会在杭州举办｡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当选为2010年世博会主办地｡中国开始以一个崭新的姿态,步入旅游大国的行列｡旅游大国是和旅游饭店的建设连在一起的｡在这背后,有着一连串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的讲述者庄炎林,曾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第四届全国侨联主席､党组书记｡
游客住宿问题惊动了中南海｡廖承志点将庄炎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稳定了,封闭多年的国门也打开了,不仅港､澳､台同胞形成回乡探亲潮,肤色各异的外国旅游者也纷纷来华旅游观光｡1978年8月,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后改为国家旅游局)应运而生,庄炎林从国家外经部办公厅主任位置上,调任该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庄炎林担任此职,是主管侨务､旅游和外事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点的将｡到旅游部门能做什么?别说一般人,就是刚刚履任的庄炎林也不太明白｡
在其位谋其政｡庄炎林认真回顾了一番中国旅游业的风雨历程｡
中国现代旅游业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上海｡当时经济凋敝,战乱连年,缺乏发展旅游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游者渐次增多｡1954年,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成立,但新生的共和国因为受到一些国家敌视的政治因素,朋友还没有遍及天下｡到1958年,内地旅行社共接待境外自费旅游者才1万多人｡随着周恩来成功访问亚､非､欧14国,并与法国建交,架起了通往西方的桥梁,来自西方的旅游者开始增加｡但突如其来的“文革”狂飙,使新中国刚起步的旅游业陷入停顿状态｡这一停顿就是10多年｡
“你的工作,就是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庄炎林上任之际,廖承志把他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
对廖承志,庄炎林相当熟悉｡庄家和廖家可以说是世交｡解放前,庄炎林的父亲庄希泉与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都是爱国民主人士,彼此熟悉｡解放后,何香凝出任中国侨委主任,庄希泉和廖承志同为副主任｡廖承志对庄希泉素来敬仰,后来主管侨务工作后,经常到庄希泉家走动｡两家彼此非常熟悉,交往如同亲人｡庄炎林和父亲一样,也呼年长于己的廖承志为廖公｡听说让自己搞招商引资,建旅游饭店,庄炎林不禁吃了一惊:“这是为何?这可是建国后少有的事｡”
廖承志向庄炎林讲起了个中缘由｡
随着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相继出台,来华旅游观光的人员与日俱增｡1978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达180.9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人数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32.4%｡但是,在这一喜人的数字后面,却隐藏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住宿｡外国客人来华,总要住宿｡但泱泱大国的首都北京,此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张,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的星级宾馆相差甚远｡庞大的旅游大军令北京的接待单位捉襟见肘,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不是立即安排宿舍,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北京实在无处下榻了,便把客人送往郊区､天津,甚至用飞机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有好几次,廖承志在深夜接到告急后,还亲自与民航联系,调度飞机拉送客人｡有些客人久仰北京饭店的大名,宁肯在大堂静坐,也不去别处｡一国之都尚且如此,外地就更不用说了｡到桂林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的被安排打地铺,于是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住宿难,势必减少来华人数,减少创汇效益,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这显然与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强调的“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业,为改革开放积累外汇”,“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游(即旅游和石油)工作”这个精神相违背｡旅游住宿问题成了对外开放的瓶颈,建设旅游饭店势在必行｡可另一个矛盾是,国家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财政吃紧,不可能拿出大笔资金来建旅游饭店｡而回国旅游观光的华人华侨中,多有豪商巨贾,手中掌握着大量游资,且有意在国内投资｡
游客住宿难这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也惊动了中南海｡邓小平发话说: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利用外资修建旅馆应多搞几个点,一个地方1000至2000个床位｡他还具体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外国旅游者如果在中国消费1000美元,我们一年接待1000万旅游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两游”(旅游､石油)搞个十年八年,一年赚50亿美元,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为了扫除旅游住宿紧张这个“拦路虎”,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这个特殊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内,总局局长卢绪章兼办公室主任,而负责具体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刚刚上任的庄炎林｡
廖承志对庄炎林说:“要改革开放,就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建国初,我就痛感有修建招待归国华侨的高级饭店之必要,所以后来促成了新侨饭店｡”
庄炎林知道,戴着北京第一家公私合营高级饭店桂冠的新侨饭店,是廖承志与其表妹夫､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邓文钊合作的结果｡父亲庄希泉在抗战期间便与邓文钊相识于香港,曾资助他办《华商报》,因此也为新侨饭店操心不少｡
“新侨饭店在五六十年代为接待归国华侨和海外客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当然落后了,但其经验值得借鉴｡这就是,国家没有钱,但可以想法利用外资!”廖承志斩钉截铁地说,“这次找你来,是看中了你有身体本钱,有组织工作经验,也熟悉和了解外面的情况,经得起折腾｡”
“经得起折腾?”庄炎林一时没弄懂这话的意思｡
廖承志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你要经得起折腾,就是让你要做好碰钉子､挨棍子的准备｡利用侨资､外资建旅游饭店是新事物､新现象,肯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你不仅要想象自己如何处在风口浪尖上,更重要的是,不能被风浪刮倒,要站立潮头,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廖承志说得很庄重｡他深知,现时利用外资建饭店,不仅是工程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蕴含着解放思想､突破固有经济体制的意义｡因此,他把这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信得过的庄炎林｡
利用外资建旅游饭店引起的争论,甚至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高度
从廖承志手中接下任务后,庄炎林心里既高兴又深感责任重大｡他了解到,新侨饭店建起后,由于人所共知的政治因素,合资饭店建设渐渐无人过问了｡如今要利用侨资､外资建设高级旅游饭店,在中国大陆是近20年未有的事｡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庄炎林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1978年12月12日至15日,谷牧和廖承志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研究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会议｡会议纪要上报后,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同国务院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方针政策定了要落实,首先是选好人｡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首要的工作就是物色合作伙伴,然后是谈判､论证､签约｡庄炎林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和廖承志的叮嘱,第一炮非常重要,必须打响,这第一家合资饭店打不响,或打了哑炮,不仅是个人名誉扫地的问题,还将影响中国旅游事业的进程｡为此,他开始了艰难的前期工作｡海外华侨､华人来了,外商也来了,前后找上门来洽谈的竟有几百家｡为了在众多有意投资的华侨和外商中找到合适的伙伴,为了在谈判中为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庄炎林和手下人常常忙到下半夜,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广泛地接触多个国家的外商和侨商,反复比较,选择最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