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旧事
1927年农历9月27日，我出生于原四川省巴县惠民乡丹桂湾，现名重庆市巴南区惠民镇辅仁村三斗湾。父亲邓大鹏，母亲朱桂芳，生我姐妹9人，6男3女。在男孩中，我本第五，按堂兄弟大排行，就算老六了。
我六岁时开始发蒙读私塾，是从“子曰：学而时习之……”开始的，当时主要是识字与背诵古文。七岁开始，在回龙寺上国民小学。在我初小即将毕业的那年，父亲因久病不愈，不幸逝世。当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大哥在市里经商，二哥在乡务农，都已娶嫂生侄。四哥在南京宪兵学校毕业，在宪兵服役，屯兵印度、缅甸，准备阻击日寇。五哥已秘密奔赴延安。次年，幺姐和我到了乡里上高小，住校，每月都由二哥挑大米到校为我们交纳伙食。小弟在村里上初小。祖母早已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必得专人照顾，母亲身患多种疾病，只能做点针线活，主要劳动全靠二嫂，她自己还有两个儿子。家里田地不多，时而自种，时而出租。别无进项，生活维艰，至于医药、学费、穿戴、婚嫁、礼尚往来，一切需现金开支的，全由大哥负责。邻里为此编了几句顺口溜：老大管穿着，老二管吃喝，小的管上学。
高小二年制，很快就毕业了，乡里无中学，我独自一人进城，考上了精益中学，离幺叔近，距大哥远，星期天大都在幺叔家度假，辅导弟妹们学习。幺叔邓起人，是乡里族中第一个进入北京大学的高材生，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六年寒窗，学成归国往上海，开办“大鸣实业公司”，经销西欧电器产品。抗战爆发后，回重庆创办“蜀益烟草公司”、“利川木行”。蜀益烟草公司，生产“主力舰”牌香烟，在大西南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齐名。利川木行是川江上游经营木竹建材的最大企业。幺叔的挚友司徒美堂，是旅美华侨巨子、洪门领袖、中国致公党主席，与幺叔正在筹办“华侨兴业银行”。司徒先生经常和我们小辈聊天，分析抗日形势，大谈民主党派的作为。他说广东开平话，我们听不懂，好在有他的秘书、义子司徒建廷做司通，才解决了问题，至今记忆犹新。1942年夏，幺叔因突发暴病去世，银行搁浅，司徒悄然回到美国。我的国文教师邹元，是重庆知名的律师。他的老师邓初民，在大后方主编《唯民》周刊，是著名的爱国抗日社会贤达，邹和邓是湖北省石首县的同乡，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和信仰者。“皖南事变”之后，学校邀邓来作了一次抗日形势演讲，主张“枪口对外、一致御侮、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但认识了邓初老，“民盟”的概念在心里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日机来渝轰炸频繁，为了防空安全，城内大、中学校和沦陷区迁川学校，都相继撤往城郊和各县，各县有条件的乡镇也应运而生办起了高中。惠民乡回龙寺就办起了“辅仁中学”。回龙寺距城六十华里，既要过长江，又要翻高山，无车可坐，全靠步行。这本是一种劣势，但在当时却成了绝妙的优势，大伙谓之“三安”，即安全、安静、安心。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教师中，除校长张仲纯外，其他都是外地人。职员、工人是本地的。学生主要是城里人或迁川干部子女。我们算碰上好运，学校办到家门口，我上高中，小弟上初中。
1945年抗战胜利，正好我高中毕业，需要上大学，大哥就接母亲、幺姐、我和小弟进城居住，我进了正阳学院经济系，读跑校。学分制，只要将规定学科的分数考上，就可拿到文凭，比理工科轻松一点，主要靠自己阅读钻研。全班二十多人，女生过半，有的还是半工半读。我当时记忆力特好，一般教材只要细读一遍，就能应对考试，因此也想办个小工厂试试。经与大哥研究，他完全支持，保证满足需要的资金。又与大姐、姐夫商量，租用他们的房子做厂房，吸收他俩做工人。硬件解决了，就着手正式筹备，选了不少项目，最后定了生产学生用品蓝墨水，企业名称“青年实验化学工业社”，商标是“青年墨水”，法人是我，独资经营。还请著名大学教授何鲁写了厂牌，高薪聘请了有经验的技师钱鸿图做配方。产品出来后供不应求，不仅挤进了重庆市场，还占满了川北。一年下来，由重庆市七个同类生产厂家排名第七跃升为第二，获利亦可观，可说是首战告捷。同行说我“年龄不大，成就不小”，不仅挤进了“文具业同业公会”，还当了“市商会”代表，这些都是事先没有想到的。
我们马不停蹄，接着筹建生产“青年肥皂”。因为抗战胜利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肥皂厂商纷纷往东搬迁，市场形势看好。大哥投巨资专买了一座厂房，又聘请了一位回族马工程师，以三个月的惊人速度，立即投入了生产。不久重庆宣告解放，我是学经济的，了解商标政策，立即具文注册登记将原“青年肥皂”改名为“人民肥皂”，获得批准。我们主动邀请西南地区百货公司领导来厂视察参观，多次协商，签订了统购包销合同，“青年墨水”与“人民肥皂”成了当时重庆市的名牌畅销商品。
弃商从教
1951年秋末，中共中央西南局开办了第四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都是抽调在职的工农兵干部，毕业后仍回原单位，时间为半年。重庆市副市长、工商联筹委会源商会)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胡子昂，经与革大协商，举办了一个统战班，为工商联培养、储备干部。我是大学未婚、年轻工商业者，符合条件，胡市长点名派我去学习。大哥他们木竹建材行业当时已全部改为国营，职工归国家编制，资方人员自主择业，他已属待业人员，过来代理化学工业社厂长最为合适，我就脱产上“革大”。“革大”完全照军队建制，以连、排、班活动，上课就是听大报告，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重点著作、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时事政治。每人一个马扎当坐凳，两膝当课桌，活像延安的“抗大”，好在稳定，没战斗任务。每星期有两个半天参加劳动，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另一个星期天半日学习、半日劳动，到嘉陵江边扛水泥，一人一袋，一直上坡三里许，工农兵一次挑两袋，女同志在建筑工地平整土地。晚上无雨地坝干燥时，就举办舞会和各种文体活动、歌舞表演。毕业时一过磅，体重都增加了两三斤。毕业回厂，街头巷尾，把资本家、老板、私方人员骂得个狗血喷头：“无商不偷税、无商不行贿、满口剥削经、没点人的昧。”听了之后，总觉得走在街上，抬不起头、挺不起胸、不能理直气壮，于是萌发了弃商离渝另谋他途的思路。但什么是他途?我刚从西南革大出来，要求再上北京人大，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弃商求学的构思也就成熟了。正当这时，北京要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西南地区代表团团长就是胡子昂。经近一两年的交往，方知他也是我幺叔的故友，我建议附带组建一个赴北京工商参观团，学习取经，完全自费，人数宜少不宜多、时间宜短不宜长、年龄宜小不宜大，将来要作为振兴重庆经济的骨干力量。经过三天的申报筹备，落实了14个人，也是14个工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先乘轮船到武汉，再转火车赴北京。我在武汉待了两天，看望五哥。他在湖北省总工会任文教部长，住武昌胭脂坪，尚未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