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上制定了正确的对资政策，并开展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统一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解放战争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1-0029-04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出发点，制定正确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政治上，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经济上，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此政策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了具体细致的统战工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毅然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与中国共产党再次走到一起，共同反对美蒋反动统治。
一、中国共产党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统战工作
（一）利用多种组织形式进行统战。
参加各种聚餐会曾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联系进步人士的重要方式。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比较有名的聚餐会主要有以盛丕华的红棉酒家为中心的聚餐会，包达三的大通别墅聚餐会，浦东同乡会的聚餐会，以王性尧为中心、李文杰为总干事的“星五叙餐会”和“枝鸟叙餐会”等。参加者大多数是在上海工商界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吴羹梅、篑延芳、包达三、王志莘、项叔翔、王性尧等。对这些聚餐会，党组织均设法派员与之取得联系，派遣已在工商界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地下党员在聚餐会中宣传党的政策，了解工商界人士的思想活动状况，引导他们就军事形势、政局问题展开讨论，统一认识。
中国共产党还组织各种“协会”、“研究会”，对上海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1946年9月，中共地下党员邝日安、葛一飞、顾树桢、张寿根利用青年会成立工商经济研究会，联系工商界最关心的现实经济问题举行座谈会和演讲会，并效法工商界“星五聚餐会”方式，每两周在青年会餐厅聚餐一次，以团结工商界人士，宣传新民主主义政策等。[1]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领导的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在上海成立分会，采取半公开活动方式，扩大经济界统一战线，团结进步的经济学者、工商界人士和企业中上层职员，加强宣传党的政策，反对内战，争取民主。[2]此外，《经济周报》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现代经济通讯社、《联合晚报经济周刊》、宣怀经济研究所、银行学会、著作人书屋等上海各经济团体组成“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简称“经团联”），每两周举行一次聚会，由各单位轮流主持，以此“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向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让他们逐渐看清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3]。
（二）利用多种途径宣传党的对资政策。
利用解放区党的机关报、广播电台以及党在香港主办的《群众》周刊等刊物，广泛宣传、解释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上海党组织通过《学联报》、《新闻教育周报》、《职协》、《工协》等地下报刊加强宣传工作，宣传党的政策。
邀请经济学家、民族人士分析当前形势，介绍党的政策。如《经济周报》邀请经济学家以及工商界、金融界著名人士举办了21次经济座谈会，主要座谈题目有胜利以来经济政策的批判、今后经济动向的预测、当前物价狂涨的特征与趋势、当前中国工商业的实际困难等。[4]工商界、文教界、自由职业界等组织的“星期学习聚餐会”，约请进步人士黄炎培、冷遹、俞寰澄、孙晓村等到会讲演，使会员对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认识。特别对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加深了体会。[5]
此外，上海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将解放区的各种情况传达给上海人民。科技部门的党组织把《技协会报》改为《技协双周报》，公开向社会发行，面向科技界和工商界宣传解放区生产恢复情况，还利用读者来信等形式，解答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中共银钱业分区委利用《银钱报》报道从天津、济南等新解放区传来的一些银行职工亲眼目睹的事实，宣传党的政策。中共海关总支通过《关声》刊载北方海关同仁来信，介绍共产党接管海关的情况和政策。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阅的《上海人民》、《职业界》、《新教育》等，也大量报道已解放城市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情况。
（三）大力挽留资产阶级留在上海。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深感绝望，但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缺乏足够的了解。当蒋介石多次下令将工厂迁往台湾时，很多人虽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因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针对这种情况，各级党组织采取各种秘密的和合法的形式，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介绍解放军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及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群众争取各方面人士，戳穿敌人的欺骗宣传，其中对高、中上层人士主要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如《对工商业的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等，安定人心。[6]“工商经济研究会”针对当时工商界中不少人忧心忡忡，“既恨国民党，又怕共产党”，有些人抽逃资金，有些人出走香港，有些人在去留问题上彷徨观望的情况，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先后邀请严谔声等知名人士来会演讲，着重阐明新民主主义政策和远景。[7]
各级党组织还采取上门拜访的方式，耐心细致地阐明党的各项政策，力劝民族工商业者留在上海。如派刘鸿生六子刘公诚（中共党员，但未公开身份）的延安同学化名住到刘家向其解释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上海党组织还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对敌，开展护厂斗争，用实际行动争取资产阶级。如国民党为了赶筑工事，下令征调日亚钢铁厂生产的竹节钢。上海党组织就争取该厂资本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使每天的产量从20吨下降到1吨，最后迫使国民党全部撤出驻厂的军队。[8]中共江南造船所支部率领地下党员负责江南所附近的治安保卫工作，使总变电闸、氧气厂等重要设备未遭到国民党的破坏，3座船坞主体也保持完好。[9]
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1946年11月，国民党违反政治协议，片面召开伪国大并通过伪宪法，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公开抵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种种威胁利诱，拒不出席国民大会和参加国民党政府，并公开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在实际行动中，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美蒋爱国统一战线中，积极参加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其独裁卖国的罪行。如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便是在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直接指挥下，通过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组织酝酿的，直接参与其中的就有盛丕华、篑延芳、张絅伯、包达三等人。1947年2月9日，上海三区百货业职工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警察特务冲击会场，殴打群众，当场打死上海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13人重伤，造成震惊全国的“二九”惨案。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即公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1947年五六月间在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展开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中，民主建国会两次公开发表书面意见，谴责国民党军警的暴行，要求政府当局“深自反省，与民更始”[10]。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在香港设有总部或代表机构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号召的宣言或声明。在上海的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盛康年、王纪华、陈巳生、郑太朴等人立即召开民主建国会常务理监事会议，经过讨论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具体安排下，1949年2月至3月，黄炎培、盛丕华等人绕道香港赴北平，参加政协筹备会议。
在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绝大部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由动摇徘徊转向进步，最终下决心留下来维持企业生产，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下令封锁南北水路交通，禁止南北航运、邮电、贸易、汇兑和人员正常往来，从而堵塞了南北物资交流和贸易联系的渠道时，1949年2月，上海航运界资本家主动致电毛泽东，表示要派船装运面粉北上，交换原煤随带邮件南返，以实现上海与华北解放区的南北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并在12日至23日完成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首次通航。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经过与党组织的多次接触，最终打消了顾虑，坚持留在上海。他的行动，坚定了一批徘徊观望的工商界人士留在上海的决心。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顾毓瑔感到要真正实现科技救国、工程救国的愿望，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毅然向中共靠拢，决定不离开上海，并抵制汤恩伯将纱布等物资运往台湾的命令，设法保存了400万美元的外汇。[12]中纺公司副总经理、纺织科技界权威人士李伯达也经技协有关人员做工作，专程赴香港，把价值260万美元向美国订购的全套纺织机械设备运回国内。1949年4月25日，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联合发表一份紧急通告，表明上海工商界人士保全企业、维持生产的决心。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以极其鲜明的态度与国民党决绝，选择了共产党。
三、启示
（一）所从事事业的爱国性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的根本原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达到消灭共产党、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政府的目的，不顾广大民众渴望和平的呼声，奉行勾结敌伪、献媚美国、出卖国家利益的政策，以求得美国的援助，由此把广大人民推向内战的深渊，也因此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13]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早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就把“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一般纲领。此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殚精竭虑，奔走和平。对美国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运送军队、在调停中偏袒国民党，给予了揭露和抨击，对于国民党将国家主权出卖给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的诚意，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赢得了爱国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二）政策的正确性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的必要条件。
抗战胜利之初，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厚望，渴望实现民主政治，发展民族经济。但是，国民党无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强烈愿望，大力发展官僚资本，压制民族资本，使不少工厂陷入绝境。国民党的对美政策，使得尚未恢复元气的民族资本很快又遭到美货倾销的冲击，受到沉重的打击。国民党政府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动辄采取逮捕甚至绑架等方式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敲诈勒索，使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丢掉了最后的一丝幻想。在政治上，国民党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行动进行血腥镇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特务对民主党派成员、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进行大逮捕，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自动解散，其他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地下状态，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被剥夺殆尽。
中共中央制定提出的政治纲领使得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有了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从而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抛弃中间道路的幻想，坚定地站到了人民革命的一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衷心拥护，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实行保护工商业、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这是适合于人民要求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也是中国的农民、工商业家的良友。”[14]“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完全符合我们的理想和一贯主张。”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更贯彻的继续执行”。[15]中国共产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为在政治上争取他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种政策的鲜明对比，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深切体会到只有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彻底打倒独裁统治，才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三）具体统战工作的有效性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6]“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17]在制定了正确的对资政策后，如何让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充分了解政策并看到政策的实施效果非常重要。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团结民主党派抵制伪国大，并肩战斗在反蒋的第二条战线，使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和实力。在对政策的宣传和对济南、东北等已解放大城市情况的传达方面，不但通过共产党所创办刊物、报纸宣传，而且通过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刊物和工商界人士自身宣传，提高了可信度。如从1949年2月15日起，严谔声任副社长的《商报》就工商业者普遍关心的北平解放初期问题，连续10天刊登了《货币与兑换》、《金融业务》、《企业接管》、《物资与物价》、《工人与工资》等六篇专题报道，介绍北平解放后的情况，受到国统区广大工商业者和人民群众的欢迎。[18]对党的工商业政策充分了解后，资本家有了很大的触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十六个字吸引了我。发展生产，结合本身的利益，很合我心意，我就是梦想扩大企业、发展生产的人……我还研究过，‘公私兼顾’，既要兼顾到‘私’，说明不会没收私人财产；‘劳资两利’说明资本家还有利可图。此外，还听到工商界有识之士的言论，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资本家的生活不降低，但工人的生活要逐步提高等等。这些都使我感到柳暗花明，在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后，留下来的想法逐渐增多。”[19]荣氏企业的荣德生在了解了中共民族工商业政策后，坚定地选择留在上海。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护厂斗争，不但保全了工厂企业，也是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体现。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虽然当时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将信将疑，但因为亲眼看到公司在危急期间，广大职工同心协力，维持营业，保护企业，所以坚定地留了下来，上海一解放，就同广大职工一起，开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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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