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的党派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围绕全民族抗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派关系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抗日战争时期的党派关系虽然是一个历史问题，但研究它应该观照现实，现实是在历史积淀基础之上的延续。中共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因此，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既要依靠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要汲取历史经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关系及其特点，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方针、策略、主要做法和历史经验，以及对当代政党关系发展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党派关系；经验启示
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以下简称抗战时期）是中国的党派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围绕全民族抗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派关系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多年，总结、分析、研究这些历史经验，对现代政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一、抗战时期的党派关系及其特点
中国是以如下的党派格局进入抗战时期的。1927年4月至7月，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宁汉合流”，从此，国民党以党代政，推行一党训政制度，中国国民党在全国处于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处于被围剿、被镇压的地位，其他党派也不能公开合法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陷，伪满洲国成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一系列事件，大规模侵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合作、共赴国难。随即中共中央展开对中国国民党各派系的工作，并致信其他党派，提出“不论过去我们有多大的分歧，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为抗日救国必须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事件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的转换枢纽。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合作抗日。以1937年9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次日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为标志，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抗战时期的党派关系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战役上和战略上相互配合，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与中国国民党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依存，体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历史新篇章。但是从整个抗战发展的态势来看，在外部形势上，英美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影响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走向，中国抗战的局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内部关系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灭亡中华民族是当时的基本国情，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大敌当前，各党各派必须携手合作抗日；中国国民党并没有放弃一党训政制度，高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视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为异己力量，排斥、削弱中国共产党是其基本政策，这些都决定了抗战时期党派关系的特点。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對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扶持农工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机构上进行了某些改革，如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布抗战建国纲领，召集国民参政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些是我们今天审视抗战时期的历史应该予以承认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民党并不是一个团结、统一的政党，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存在多个派系，如有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区别，即使在亲英美派中还存在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历史造成了各党派各阶层政治力量问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表现在地域分布上。中国国民党是具有实力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处于在全国在野、在局部地区执政的第二大政党，其他的政党又在其次。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派关系的基本特征。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民族性和广泛的阶级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除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其他各党各派，即抗战之前已经产生的政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第三党，党派组织有救国会派、职教社派和乡村建设派。虽然这些党派政治理念不尽相同，但总体处于国共两党之间。在抗战前它们既反对中国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又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这些党派的产生客观上突破了中国国民党“党外无党”的禁区，因此，从它们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迫害和分化瓦解。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华民族的危难之际，它们均主张各政党必须携手抗日。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循中国共产党之方式致信中国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和汪精卫，然后蒋、汪复函，标志着这两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抗战初期，第三党的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来到武汉，其地方组织根据实际情况也参加了抗战。
（三）中国国民党始终不愿意承认其他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派关系的重要特征。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一方面以自大心态强调自己的“唯一性”，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之合作，禁止在报章上用“国共合作”之表述；另一方面惧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危害其统治地位，想尽方法来削弱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国民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民意机关，聘请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问党派的领导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虽然为中国共产党与各中间党派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舞台，但讳言党派。各党各派的领袖虽然“参”了“政”，但中国国民党并未在法律法令上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因此，抗日和争取民主的共同目标，势必促进同样处于在野的、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与各中间党派的团结合作。
（四）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十年内战的锻炼，由一个幼年的党变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并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党，既有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公开合作的经验与教训，又有与之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的经历，这就能使其在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既要以主要力量从事抗日斗争，也要联合中间力量反抗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对中国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进行还击。掌握分寸，把两者结合好，使自卫的内阋之争不影响联合抗击外侮的大局，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政治智慧。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派关系的方针、策略和主要做法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深入敌后，实行全面抗战路线。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由抗战初期的重点进攻中国国民党改为重点进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内原有的抗战和投降两派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共倾向日益明显，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针，使抗日战争时期的党派关系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为克服来自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妥协、分裂、倒退危险，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这一方针具有特定的丰富内涵。
（一）立足自身实际，发展进步势力
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和支柱。发展进步势力就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三个环节中的中心一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权的重要性，坚持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全国各个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正确原则：第一，根据历史发展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发扬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要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中国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比。
领导权不是组织领导，而是政治领导。由于在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掌握全国的政权，蒋介石是全国领袖，所以，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方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是通过客观分析抗战历史，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抗日战争不同阶段提出的政治口号或行动方针，始终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权，即把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如1939年七七事变两周年时，针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的复杂形势，由于日本侵华策略的改变，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犹豫观战并开始制造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响应，由此形成了“抗战、团结、进步”这一著名的政治口号。再如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各界人士急切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張。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由此促成了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国前途问题才有了可能。
（-）争取中间势力，与中间党派真诚合作
中问势力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间党派，还包括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所谓中问势力是依据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持的中间政治立场而言的。在不同的阶段，中问势力所包含的对象不完全相同。中间势力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待土地革命、民主、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他们可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认为，中问党派所联系和代表的广大中问阶级的群众，历来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问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任务，中间势力是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它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
1939年，各中问党派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宪政运动，要求蒋介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问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采取团结、支持、帮助的方针，推动和帮助广大中间阶级建立各自的政党组织。中间党派在协调国共关系的实践中，也感到各自力量的薄弱和不足，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国共两党之问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恩来在领导南方局时做了许多争取和团结中问党派的工作，诚恳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行动，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对青年党的领导人左舜生、李璜以及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张君劢等，周恩来、董必武等诚恳地与之交往。在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之下，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三党三派”的负责人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于1939年底在重庆酝酿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后于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到抗战胜利时，民盟成为代表中间势力、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政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在抗战胜利后随即产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全过程，实际就是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合作，与中国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与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事力量以及海外华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许多中问党派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的反民主本质，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中间党派的合作，成为多党合作的历史尝试。
（三）孤立顽固势力，对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既联合又斗争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当权的统治者。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将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作了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开明绅士作了区别。他认为大资产阶级在抗日问题上分为三派：一是右派，即投降派；二是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要抗战又要反共；三是左派，即抗日民主派。党的统一战线既联合又斗争的一切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对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政策。
针对中国国民党在抗战时期采取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又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中国共产党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又要同他们的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进行坚决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同时，只有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争取中问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同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整套策略：第一，认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一方面拥护蒋介石抗战，另一方面对其挑起的反共军事摩擦给予反击；第三，在同中国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第四，强调同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
在整个抗战期问，尽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阶级斗争或隐或显、时起时伏，甚至以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大方向，这与其成功处理党派关系是分不开的。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中间党派关系的历史经验
（一）共同的政治目标是政党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
抗战、民主、团结的共同政治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各中问党派放弃了对国共两党的成见，赞同和支持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抗日。抗战初期，各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形成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各党派共同抗日的局面。但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并没有改变一党训政的基本立场和政治体制，力图通过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溶化”各在野党派，化多党为一党。同时，中国国民党一手包办抗战大业，害怕群众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超出自己的控制，尤其害怕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发动并领导人民抗战，因此对他们实行诸多的限制和压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秘密向各地的党政军特机关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在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的同时，对中问党派严加防范，横施压迫和摧残，即使对中国青年党也不例外。如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李璜曾说：“国民党的党权派在抗战中，无论‘中青’干部一心为国牺牲，在四川的武装同志一律开赴前敌效死，不加保留，仍不肯放心，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干部活动，甚为严格，并随时报告于其领袖，动加我们以警告。”这激起了中间党派对中国国民党的不满和反抗，推动它们认识到为争取抗战必须开展反对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问党派要生存和发展，只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正如周恩来所言：“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
（二）帮助中间党派解决实际困难，为其发展提供条件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光明报》，但资金匮乏，因得到了中共南方局和香港新华社的鼎力相助，才得以顺利创办。之后，《光明报》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的消息，《解放日报》盛赞其成立为民主运动增添了“生力军”。稍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云南、成都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支持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时，也开展了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给予他们切实的帮助。
（三）在政权建设中吸收中间势力，注重对中间党派的示范作用
中國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给中间党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既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给中间党派以鼓舞和示范。1945年7月初，中共中央邀请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范例。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的传颂，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毛泽东与黄炎培在“窑洞对”中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历史上的佳话和警醒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至理名言。
（四）及时总结争取中间势力工作的实践经验，概括争取中间势力的理论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总结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中间势力的利益；三是进步势力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切实的成效。此后，争取中问势力的观念在全党逐步树立起来，并成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成功地争取到了中间党派，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外多党并存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总之，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由弱到强的历史发展时期。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恰如其分的处理党派关系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中问党派的团结和争取，为抗战胜利后尝试通过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方式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创造了前提。而这些尝试展示的程序正义原则，置中国共产党于道义制高点，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赋予当代政党关系发展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已有六十八年的实践和发展历史。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第一大党，是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唯一长期全面执政的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一大众小”是当代中国的基本政党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它们之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当代中国的政党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同心圆结构。
中国共产党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关系的历史实践对当代政党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必须汲取中国国民党因一党独霸而失去政权的深刻教训，认识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是构成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成分，求同存异，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和处理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同时，这一段历史在某些方面可以为当前处理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政党的关系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中国共产党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派关系的历史实践，对当代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要在政治上、法律上尊重和保障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在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二是在党情、国情、世情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凝心聚力，有效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和加强政党协商，切实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四是要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加强民主党派的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切实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難和问题。
总之，抗战时期的党派关系虽然是一个历史问题，但研究它不能不观照现实，现实是在历史积淀基础之上的延续。中共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正领导中国实行一种有别于西方、适合中国国情、具有自身特点和巨大优势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时代的发展，既依靠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又有赖于对历史经验的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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