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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一生经历了满清、北洋军阀、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连续多年的动乱时期,在他一生的主要阶段,他的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办学,二是救国。二者又互为响应,办学是为了救国,救国之路唯有办学。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民主建国会与中国民主同盟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者,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重生、民族振兴的使命中。
本期《名门之后》,听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讲述父亲曲折人生。
风雨如磐的时代,爱国不是一句口号
黄方毅回忆说,在那个时代,爱国是要实实在在付出的,有时甚至付出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在这方面,父亲黄炎培从来不含糊。他自己被人“杀过”,也曾要“杀别人”。
1902年,黄炎培依照蔡元培先生的教导,回乡办学,倡导学界革命。他到处演讲,抨击满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鼓吹进步的新思想,这样一来,乡绅土豪把他视为革命党人,抓进了县衙,等待处置。
黄炎培的同志恐怕他有不测,到处寻人帮助,想解救他出狱。后有人提醒说,清朝官吏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害怕洋人,找到洋人出面,就有救。于是,他们找到了在上海传教的美国基督教总牧师步惠廉和律师佑尼干,请他二人出面讲情,压迫知县放人。这招果然管用,洋人出马,知县吓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放人。谁知,黄炎培前脚刚刚走出监狱,后脚上面下令斩首的手谕,就送到了知县老爷的手中。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差,让黄炎培脱身而去。
黄方毅说:“真是不敢想象,假如洋人再晚一会儿出面,或者手谕早一会儿来了,那又会是怎样一个黄炎培呢?”
黄方毅还讲述了父亲另外一件震惊举措。那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父亲与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做形势报告,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大哥黄大能也站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黄大能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金蝉脱壳”秘密北上,奔赴北平
1937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长沙会见了徐特立;1938年5月19日,他于汉口会见周恩来,从此开始了与共产党的交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他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1948年,黄炎培辗转抵达北平,参与了新政协筹备的重要工作,并在建国后出任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表达政治意图,于是,亲自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鼓舞人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杨卫玉、盛丕华等参加,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败,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处境越发危险。正在这时,黄炎培收到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上海地下党转来的,邀请黄炎培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函。黄炎培果断决定接受邀请,秘密北上。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设计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划。事先放出风声,说黄家要大办年货,准备春节宴客,造成黄炎培短期不会离沪的种种假象。2月14日下午,黄炎培携夫人佯称出门购物,乘车至南京路永安公司,让汽车就地等候,跟踪的特务不知就里,也在门口等候。黄炎培夫妇穿过店堂,自另一门出去,坐上事先等候的汽车,摆脱了特务的控制。次日,黄炎培被中共地下党护送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
黄炎培安全抵港的消息见报,特务才如梦初醒,此时,黄炎培已经准备再次启程,转赴解放区。3月25日,黄炎培从香港,经天津,到北平。上午10点,当黄炎培一行的专列鸣着欢快的汽笛驶进北平东火车站,董必武、李维汉、沈钧儒、章伯钧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并将他们安置于六国饭店,黄炎培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无微不至”。
3月27日,中共中央欢迎大会上,黄炎培被推举致辞。抵达北平短短几天时间,与黄炎培过去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形成了强烈对比,他激动万分,他用发自内心的“三呼万岁”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从此“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绝于口。民主党派与“中共正式成立统一战线”,黄炎培开始为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
3月26日,刚抵达北平一天的毛泽东,就将黄炎培邀至香山双清别墅单独宴请。黄炎培是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两人畅谈叙旧、纵论时局。然而,两人交谈的重点,还是重大的建国方略,毛泽东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在交流的过程中,毛泽东再三向黄炎培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
毛泽东诚恳地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这位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黄炎培在民族实业家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早年,他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同时,他也希望黄炎培能够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
1945年,黄炎培曾到延安,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共同进行了著名“周期率”对话。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两人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两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到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是日,两人谈话至夜深,毛泽东言辞恳切。对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無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炎培难以推却。责任在心,黄炎培迅速加入到各地解放的工作中。
从4月下旬起,黄炎培开始配合上海解放工作。5月26日,上海解放。至7月中旬,他一边着力为上海恢复工作出谋划策、奔走忙碌,一边积极投入到新政协成立的工作中去。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主持。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黄炎培为第四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有、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有25人,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盛会。黄炎培等14人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他说:“我们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的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黄炎培以诗人般的激情,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为一座新的大厦,“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是可以战胜任何敌人、克服任何困难的。毛泽东的气质就是中国人民永远胜利的旗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便是表明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巩固的团结起来了。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大团结,便是我们今后伟大建国事业必能胜利完成的保证。”
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讨论的一些激烈片断,《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十七条,要不要加“职业教育”,讨论时意见就很不统一,最后讨论结果是,不写“职业教育”,而是加了一句“注重技术教育”。黄炎培的这些记录,后来都收进《黄炎培日记摘录》,当时各方对于建立新中国的热情与严谨态度成为后世遵从的榜样。
打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他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正式形成。他提出的“大职业教育观”,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但是,民国之后,他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不为官吏”,是黄炎培为自己定下的立身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却欣然打破了自己订立的准则。建国后,民盟领导人几乎全数加入经人民政府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黄炎培也名列其中。1949年10月19日,黄炎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现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当时,大哥黄大能正在大连工作,在报纸上闻之此事,很是惊讶。他后来对我们说:“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官。”当他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职务,“异常纳闷”。后来,黄炎培曾对我们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的经过。黄炎培严肃地说:“以往坚持拒绝做官是不愿入泥潭,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黄炎培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信中写“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33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了?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1949年11月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起,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了。自民纪三年二月辞官以来,35年了,不意老复为批,但我不认为是做官。”从此,黄炎培在继续关心职业教育之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轻工业发展中。
父母共谱“黄炎培周期率”
上个世纪有两部同为夫妻合作、关于延安内容的作品影响深远。一部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其妻海伦
合作的《西行漫记》(出版时只署斯诺之名);另一部是1945年由父亲黄炎培口述、母亲姚维钧执笔的《延安归来》。
1945年7月,父亲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父亲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母亲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对此,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們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父亲与毛泽东的延安对话被称作“窑洞对”、“黄炎培周期率”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至今不时被人提起。
抗战胜利后,父亲奔走国共和谈,我们全家重返上海。和谈失败,父亲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母亲一直伴他左右,共度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1948年,母亲40岁生日之际,父亲感激地写下贺诗:“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解放后,父亲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母亲遂放弃教师工作,担任政务院秘书,协助父亲工作。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摆着母亲的办公桌,母亲在此处理信件与公函。每天仅人民来信少则十封八封,多则几十上百,都由父亲口述大意,母亲回复作答。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两人都尽力相助。以致母亲去世后多年,仍有写信者寄信到我家,继续求助。1950年,母亲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业余爱好上,母亲与父亲甚为相投,都不擅长歌、舞、牌、麻,只好书、文、诗、字。工作之余,他们在家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有时也在院中葡萄架下谈诗赋词。父亲一生出版的四部诗集里,《天长集》、《红桑》两部由母亲作序。有一次母亲因病住院数日,很少与妻子分离的父亲,写下相思的诗篇,送到病床前。母亲读后热泪盈眶,写下充满情意的长信。
196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20周年。父亲已是85岁高龄,但不忘和母亲“知己同居二十年”的情意。他与母亲共同写下四首诗,装入以旧翻新的信封,分送给每个儿女(我留存至今)。父亲还把自己毕生最满意的书法作品——1927年流亡到大连时所抄写的《杜诗尤》,题上“赠我爱维”送给母亲;把相恋至婚前的100多封书信及之后的诗篇收集成册,取名《灵百札》。
1965年底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共度了24个春秋。她陪伴父亲度过了一生事业的顶峰,也经历了他最艰辛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