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攻占江浦
1949年2月,淮海战役刚结束不久,我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又与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吴化文部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隶属于第七兵团),下辖103、104和105师,我奉命调任103师309团二营副教导员。
3月初,我军奉命从苏北新安镇地区乘坐装煤炭的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尽管如此,战士们依然很高兴,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且不用双脚跑路。到蚌埠后,因铁路大桥已被国民党军炸断,走过临时搭建的浮桥。此后一直步行南下,由于淮海战役部队伤亡很大,部队还补充了大批从山东胶东地区动员来的新战士。
三月中旬从蚌埠以南地区向南推进,经过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交火,逐步推进到离江浦县城以北约四五十里路地区驻扎。此后又经过多次小规模战斗,我军向南推进到距江浦县城西北约七八里处,攻占江浦县城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4月10日前后,作战任务已最后确定下来。我所在的103师奉命攻打江浦县城。江浦县城为国民党军队保卫南京的主要外围屏障,城墙很高,城西北角地区埋有大量的地雷,城西有一个小高地约20多米为江浦县城的制高点,小高地上由十多个地堡组成了地堡群,外有铁丝网和壕沟等障碍物,内有一个加强连防守.国民党军队对其防御工事进行了精心的构筑.
103师攻打江浦县城的的布署是:309团由县城西北西北方向进行突击,担任主攻,307,308团则于城东城南助攻,负责围歼逃窜之敌。
309团受领任务后,团领导决定由三营担任主攻,二营攻占江浦县城城西之制高点,在夺取制高点后,以火力支援三营。一营作为团预备队。
二营受领任务后,经研究,决定六连作为突击队担任主攻。四连和机炮连为二梯队,五连为预备队。
4月16日至4月17日,由军部直属炮兵团派来一名营长及一些参谋人员和连排干部来我营接洽,商谈步炮兵协同作战事宜并观察了地形。我营则抓紧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并在简易沙盘模型上进行了演练。
4月20日上午,该炮兵营长带来了一个炮兵连及三门山炮和大量弹药。炮兵连战士们随即进入早已选好的地段构筑炮兵阵地和搬运弹药。我营则继续抓紧战前的思想动员及战前工作的最后检查。
下午四时许,我营全部进入阵地。当时的作战分工是:营教导员邹玉金同志提出他带突击连,因徐副营长身体有些不适,于是我提议由我带二梯队,吴仲训营长则带五连统一指挥全营并随时支援一、二梯队。该方案在营党委会上一致通过。
下午五时许,太阳的余辉清晰地照在敌山头上,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士兵正在紧张地加固工事,有的甚至光着膀子往工事上培土,以作最后的挣扎。
大约六点左右,我军山炮开始试射以修正弹着点,为总攻时的炮兵作准备。当我山炮试射时,敌人小山头的人吓得钻进了碉堡,不见踪影,我军战士立即欢呼起来。他们回忆起不久前在淮海战役时,在徐州东南阻击邱、李兵团,遭到敌步炮、坦克部队的协同进攻,我阵地多次被敌冲垮而蒙受重创时,内心都憋着一肚子恶气。今日方解心头之恨,他们欢呼着,叫喊着“叫你们这些国民党也尝尝老子炮弹的滋味吧!”“打得好,再来几炮!”
六时许,部队开始接敌运动。由于距总攻尚有三、四个小时,加之道路蜿蜒崎岖,又多为稻田和羊肠小道,部队行动较慢,走走停停。大约九时许,部队又加快行进速度。至晚十时,江浦县城及其西部小高地上敌我炮火连成一片,我山炮开始猛烈轰击小高地,突击部队加快行动,我二梯队紧随突击队,六连,四连和机炮连也陆续通过。距离敌人据点500米时,敌人的炮火开始疯狂反击,连续轰了1个小时。行进时我带着通信员走在四连和机炮连之间,不料敌人早有预谋,此时敌人炮火向我行进道路上进行密集的射击,妄图切断我突击部队与后续部队之间的联系,由于敌人炮火十分密集,我军如强行通过,势必造成重大伤亡,故只好暂停前进。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分钟。战场情况转瞬即变,我担心出现更多变故会带来可怕的后果,遂决定派出两名跟随我的通信员去联系四连。明知路途极为危险,但别无选择,这就是战争。
谁知道这二人去后却是再无消息,此时用“心急如焚”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虽然夜晚寒冷却让我急出了一身冷汗。
之后不久,随着敌人炮火逐渐减弱,机炮连再次派出两名战士去联系,10分钟后回来报告,已与四连联系上。惟第一次派出的两名通信员,一名双腿被炸断,另一名也身负重伤已被救护队送往后方。紧接着四连派来了通信员,机炮连与四连才终于汇合了。
此时,我军山炮、迫击炮向小高地之敌地堡持续猛烈轰击,总攻即将开始。我三营为主攻方向,307、308团为助攻方向,整个江浦县城就像开了锅一样,分不清哪些是敌人炮火哪些是我方的射击。此时此刻,我六连全体同志在邹玉金教导员的率领下,勇猛地向敌之地堡发起冲锋。经过四五十分钟的战斗,小高地终于被我军占领。邹玉金教导员随即派人来联系告知,小高地之敌已被全部消灭,他已率六连撤出战斗,要求四连和机炮连立即接替防务。
当我与机炮连赶到山头阵地时,四连已经到达。只见小山头上人头攒动,气氛十分紧张。干部们争分夺秒地在分配任务,配置机枪阵地;战士们则忙着修补被我炮火摧毁的工事,搬运弹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恶战。
考虑到敌之反扑即将开始,根据当时地形和敌我兵力配置,决定将我们的轻重机枪大部配置于正南方向,以迎击敌人的反扑。
不出所料,大约在半个多小时后,敌人凭借着地形熟悉的优势,借着夜幕的掩护,将其反扑的兵力悄悄地运动到我前沿阵地近百米处,密集的炮火倾泻到了这个小小的高地上,整个小高地突然翻了个个儿,一个多钟头前是我军向小高地猛轰,现在的小高地则成了敌炮火轰击的目标。敌人也深深知道如夺不回这个制高点,就意味着死亡。生死成败在此一举,所以敌人便将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我方由于通信手段的落后,山炮无法支援,使用六零炮又由于距敌人太近而无法射击,所以我军只能凭借轻重机枪和手榴弹迎击敌人的反扑。疯狂的敌人妄图以密集的炮火作掩护一举夺回小高地,敌军的吼叫声谩骂声及枪炮射击声在爆炸声中再次混成一片。我军则越战越勇,尤其以密集的手榴弹迎击敌人,终天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反扑。可是机枪连徐指导员、四连副连长以及多名战士都倒下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刚刚打退敌人的反扑,徐副营长带领三名通信员赶来,我们立即研究情况,考虑下一步打算,认为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很快就会组织第二次反扑。约一小时后,由于我方已有充分的准备,敌人开始是以密集的炮火轰击,由于敌人对地形距离和方位十分熟悉,所以敌方炮火命中率极高,几乎每发炮弹都准确地落在我阵地上,部队又出现了新的伤亡。这时四连连长派人来报告,说部队手榴弹打光了,请示如何办?在当时情况下,指望后方送来弹药既不现实也来不及。徐副营长和我交换意见后,要求立即派半个班到阵地上收集敌人丢弃的弹药,同时将次要守备方向上战士们的手榴弹集中于主要反击方向。就这样双方对峙着,射击着,谩骂着、叫喊着和厮杀着,这样对峙了近一个小时,由于敌人久攻不下,慢慢地支撑不下去了,后逐步地撤回城内,只是零星和枪炮向我射击,此后敌人再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攻击。
大约凌晨五时许,夜幕渐渐退去。我山头上的重机枪火力对城墙上之敌已构成重要危胁,三营从主攻方向再次从城西角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我军终天攻入城内,敌人全线动摇,在307、308团的助攻下,守敌一个团终于被全部歼灭。
至此,通向南京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此次战役二、三营共牺牲约70人。其中三营牺牲了52人,原三营七连指导员曹继德说,战斗结束后他是一个一个地数着战友的遗体的,其中不少是被埋在小高地旁的地雷群炸死的!(解放后曹继德转业到地方,担任江苏省体委主任)
二营共伤亡近40人,牺牲了十多人,其中含连干部3人。
以上同志绝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为了南京的解放,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在胜利前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永远长眠在江浦这块土地上。
4月21日中午:我军解放了江浦县城,部队推进到江浦以南、浦口以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战斗:我军遭遇了在长江中行驶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的轰击。(后经过地下党做工作,也是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该舰队司令员林遵率部起义。解放后林遵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副院长)
二、进入新街口
4月23日晚,我103师侦察连在侦察科长沈洪毅同志带领下冒着极大的危险进入南京。24日早饭后,我营接到团部命令准备渡江。战士们初次见到这么宽阔的大江既惊讶又兴奋,南京方向还不时传来零星和枪炮声,还听说雨花台好像仍有国民党的部队。
上午九时,正式通知部队集结渡江。记得上级分配给我们营四条小船(其中一条是小火轮船,小火轮上还绑了一条船),一起向对岸出发。在全营刚刚登船离岸不远,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来了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估计是侦察机),我营立即架起了重机枪向敌机开火,敌机惊慌失措的逃走,我军成功登岸。
部队在下关登岸不久,我军立即整队为两路纵队,战士们以整齐的队列抬着轻重机枪昂首阔步地前进,进入了揖江门。然后沿着中山北路----山西路---新街口这条大道前进。沿途都是欢迎的人群,男女老少市民工人,站在道路两旁,尤其是学生们更是热情无比,不少人举着小彩旗,高喊着欢迎口号,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欢快的歌曲。我军则以微笑和掌声作回答。就见马路两旁的欢迎群众欢天喜地地高举着“欢迎解放军”的条幅,我军浩浩荡荡进入了南京城!
行进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山北路经过一座金碧辉煌的带有琉璃瓦的大型建筑群(现为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上面悬挂着“行政院”三个大字的匾额时,心中顿时油然而生一种胜利者的自豪和骄傲。内心想着:国民党啊国民党,你终于有了今天这个下场;蒋介石啊蒋介石,你的封建王朝的的老窝终于被我们端掉了!
我军渡江前的战斗动员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今天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南京是打到了,但蒋介石跑了,这也是战士们早已预料到的。尽管如此,战士们依然兴奋无比,连日征战的疲惫一扫而光。当我们到达新街口时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矗立在路中央,还有少数交警在维持交通秩序。在随后的几天里,还能偶尔看到一些坐在吉普车上的外国人以及烫着发戴着船形帽的吉普女郎招摇过市。尽管他们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却仍然似乎想窥视着什么?也许是想在往日的“国民党老巢”的土地上留下一点残存的威风,抑或察看我军的动向,他们的内心活动不得而知。
临近中午,我团按预定计划驻扎在新街口北至山西路以西地区,团部驻地大约在国民党财政部办公大楼一带。我二营则驻扎在新街口(现东方商城、大洋百货和金膺)这一带地区。当时的房子既破落也不高大,记得最高也就是两三层高的建筑,大部分是民宅。
我军入城后的主要任务主要有三项:
1、维持社会治安,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
2、看管重要仓库、银行以及重要的机关、建筑物等。当时已有上级通报,尤其是国民党军联勤仓库已被一些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控制,我军要切实制止抢劫事件的发生。
3、收缴社会上各类枪支弹药。
南京虽已解放,但晚间依然付出零星的枪声。好在部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对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根据市军管会的约法八章及上级指示,我们要求在我军辖区内,不管是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组织,打着什么旗号,所有大小新旧武器弹药一律上交我军,不得隐藏。抗拒不交者,一经查出,将受到严惩。
于是出现了下述情形:在我营辖区内,有的自称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委员会××纵队,是否可以暂时不交;有的自称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所属×××支队”,交出枪支需要请示他们的上级;有的自称是“中国民主同盟所属武装组织。更可笑的是有几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浙江××委员会所属的武装组织”。总之形形色色、名目繁多。送来所上缴的武器有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各色弹药、手榴弹、刺刀、指挥刀,甚至还有锈迹斑斑的小炮。可以说,除少数子弹尚新外,其它武器弹药都可用”旧、破、殘“三字来概括。经过四五天的收缴行动,我营共收缴二、三百支各种枪支(弹药已记不清了)。收缴后以团司政机关的收条以作证明交与上缴者。
收缴的武器,不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双方都心知肚明,很不彻底。这些人是在“忽悠”我们,欺骗我们,但是鉴于部队刚入城,对社会情况一无所知,也只能收缴多少算多少了。
三、调师政治部工作,进驻国防部
解放南京一周后,我奉命调至师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师司政机关当时驻在国防部(现南京军区大院)。我所看到的情况是:院内一片狼籍,到处都撒满了敌军撤退时丢下的报纸杂志、书籍。由于司政机关人数不多,故大体上保持着敌人撤退时的原样。记得最清楚的是蒋介石在敌高级军官训练团的讲话小册子。其主要内容大意是:张灵甫生前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报告他如何地忠于党国,国军向山东重点进攻后形势又是如何的险恶,共产党方面的军民关系又是如何的亲密,共军如何地相互支持、生死与共。反观国民党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只图自保、见死不救所产生的恶果。既向蒋介石表忠心又恳求蒋介石要严明军纪,督导他的高级将领要精诚团结,以大局为重,完成所谓反共复国的“勘乱大业“!
这个小册子还提到:蒋说:东北战局给他送来了在“剿匪”中缴获的小册子“共军战时政治工作总结”中提到,说共军是如何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又是如何在冰冷的河水里起模范带头作用,以激励士兵的的斗志。所以共军能以简陋的武器打败国军。最后蒋介石要求他的高级将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争取“勘乱救国”的胜利。
当时敌人国防部内有一个不大的礼堂,主席台上正中央悬挂着一幅很大的蒋介石身穿大元帅服的画像。头几天还正面挂着,过了几天不知被谁头朝下倒过来挂着了,又过了几天画像就不见了,不知是否被文物部门收藏了?
五月初,师司政机关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由师参谋长林毅同志、政治部主任南萍同志(文革时期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作入城后的工作小结。最后由师彭胜标政委讲话。
林、南二人均系知识型干部,工作总结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有趣。讲话中有三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1、行政管理滞后。对入城后遇到的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如战士们不会用抽水马桶,马桶坏了也不会修,以至大便堆积后无法取出,只好向老百姓借铲子往外掏,弄得臭气熏天。有的是座式马桶,战士却蹲在上面“方便”,以致将马桶压坏,弄得污水横流,闹出不少笑话。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2、大约在北京西路一带,因我军高级领导拟在此居住,所以晚间实行局部戒严。战士站岗当然要例行职责,一次黄昏时在我军禁区,一个外国人(实际上是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一个小混混)非要强行通过,此人对我军极不友好,不怀好意还恶意挑衅,且他的华语讲得非常流利。因当时已戒严,战士好言相劝时,小混混嘴里不干不净,口口声声“老子”如何如何?我记得当时的大概情况是:
小混混:我要在这里经过,要去找人。
我战士:现已进入戒严时间,你可走另一条路。
小混混:我就是要经过这里,你又敢怎么样?
我战士:我就是不让你经过这里,你又敢怎么样?
小混混:老子就是要经过!
我战士:老子就是不让你从这里经过!
小混混:老子就是要在这里经过!你还敢向老子开枪不成?
说着就硬往里闯,双方发生冲突,被激怒的哨兵开了一枪打在天上。小混混没想到我方战士竞然动了“真格的”,吓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林参谋长连说带比划,又引起大家哄堂大笑。由于此事事出有因,又是由“小混混”首先挑起,所以部队对此战士进行了教育了事。
3、“闯入美国大使馆”一事
此事件,林参谋长只讲了事件的大体经过,并未直接点名何部何人所为。事后,我了解的的情况是:我军入城第二天,因部队住房过于拥挤,307团一营谢营长(名字记不清了)带着营部管理员和通信员约五六人外出“划房子”(注:“划房子”的意思就是暂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谢营长是个工农干部,头发稀少,不少老同事戏称他是“谢秃子”。不知什么原因,他却鬼使神差地从边门走进了美国大使馆内。进入后恰巧遇见美国司徒雷登大使正在刷牙(司徒雷登大使是个中国通,华语讲得很好)司徒雷登大使看见他们后很不高兴,立即发问:
司徒雷登: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谢营长:我们“划房子”。
司徒雷登:你们不知道这里是大使馆吗?
谢营长:我们看看房子。
司徒雷登:这里是美国大使馆!(用手指着:出去!出去!)
谢营长:我们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不能看看?
谢营长并不了解,大使馆这种地方是内外有别的。当时司徒雷登有些激动,谢营长也不示弱,两个人吵了起来。好在一营王教导员很快知道此事,来将谢营长劝回。据说此事还惊动了高层领导,但事后领导对此事只进行了批评教育,没有深究。(注:解放南京后各国的大使馆基本都走了,只留下了美国大使馆,据说当时美国是想与中国政府拉关系的)。
在会上,两位领导均强调:针对当时部队因无知发生的问题,要加强学习,重申入城手则,严格请示报告制度,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等等。
还有一件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军部某领导因调查研究不够,同意并报批查封了一部电台,后被高层领导知道受到了批评。这件事是很久以后我才听说的。
时光如箭,转瞬之间60年过去了!许多老首长老同志已相继故去。在此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我们的团长石仰天同志,他是我们们全团极受尊敬的领导。他1945年即来我团任政治委员,时年25岁。他军政兼优,又有较高的文化理论素养;他作风正直,善于团结同志。1947年我鲁南战区陷入最困难最险恶的境地,尤其是我华野转入外线作战时,偌大的鲁南地区只有很少的几个团,常常被优势的敌军分割、包围、清剿。恰巧这时团长及三个营长(均为红军干部)有的牺牲,有的因病调到后方休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和军事训练上存在一系列难题。在此困难局面下,石仰天同志由政委改任团长,他勇挑重担,团结全体同志很好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在解放江浦县城的战斗中,他精心组织,密切协调,虽然全团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最终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攻占江浦县城的任务。
石仰天同志于1949年秋任团长兼团政委,同时兼任中共浙江江山县委书记。1950年调任华东淅江金华步兵政治部主任,不久调至军委政治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调任北京军区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初期,竞被野心家江青下令逮捕关押达十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虽然被释放,但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不久即病逝。令人愤慨又令人叹息。
在此纪念渡江战役60周年之际,谨向长眠在江浦战斗中的英烈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南京的解放,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
南京的解放,孕育着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南京的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来临;
南京的解放,迎来了历史性的新生与繁荣!
责任编辑 潇杨
作者简介:
吴绍亮,1926年5月出生,山东省苍山县人,1940年2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任通信员、文书、干事、指导员、教导员、组织科长、政治教官、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82年从海军北海舰队秦皇岛水警区副政委职务上离休。现住南京海军学院干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