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这个名字人们或许陌生，但对于《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却是很熟悉：“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便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先生谱写的。鲜为人知的是，这首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它诞生后的漫长岁月中却一直颇受争议，诉讼纷纭，刘雪庵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一名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
刘雪庵，别名晏如，笔名晏青、苏崖，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四川重庆铜梁县东郭一个绅士家庭。自幼接受私塾教育，跟随其长兄刘好生学习昆曲，因此对乐器和古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应聘为养圣学校音乐教员，次年担任校长。其间支持组织了“戊辰艺术社”，并亲自登台演出文艺节目，参加纪念“三一八”惨案两周年大会，谴责封建军阀卖国求荣、镇压学生的血腥罪行。1929年春，地方政府开始搜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刘雪庵被铜梁地下党组织安排去了上海。
到上海后，他就读于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进步书籍，受教于欧阳予倩、洪深等文艺名流，参加了由宋庆龄、鲁迅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一起，有幸成为中国新音乐奠基人黄自教授的关门弟子，系统学习音乐理论、作曲、诗词、指挥及琵琶、钢琴等。不久，他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
1937年春，剧作家潘孑农创作了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和《长城谣》歌词，请刘雪庵作曲。刘雪庵亲自找到20岁的歌唱演员周小燕演唱了这首歌。不久，周小燕出国途经新加坡，百代公司又请她演唱《长城谣》并灌制成唱片。这支悲怆激昂的抗战之歌很快传遍了国内外。
1941年，刘雪庵应聘到重庆壁山国立音乐学院、社会教育学院任教。适逢“皖南事变”和郭沫若50岁诞辰，重庆戏剧界决定公演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为烘托“橘颂”、“雷电颂”等名段的气氛，决定用管弦乐伴奏，特邀刘雪庵为之配曲。刘雪庵冲破阻力，连夜从学校所在地青木关赶来作曲，并亲自指挥排练和演出。该剧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震动了整个国统区。刘雪庵是为革命斗争做出贡献的一名杰出的作曲家。然而他留下的那首名曲《何日君再来》，既给了他荣耀同时也带来了麻烦。
一首在离别中诞生的名曲
《何日君再来》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
1936年7月，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第7届学生自治会为先期离校的第4届本师毕业班同学举办茶话会，刘雪庵是第4届理论作曲组的毕业生，因而应邀与会。为答谢自治会同学的一片盛情，有人提议第4届本师毕业班的同学每人创作、演奏一首音乐作品留作纪念。刘雪庵想起了前不久在一次音乐会上听到的一首《永别了，弟弟》曲调，又联想到即将各奔东西的同学间的情谊，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便当场挥笔创作了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俄籍女同学戈拉当即在钢琴上试奏，那节奏明快、行云流水般的音符顿时使大家陶醉了。茶话会就在这首欢快惜别的乐曲声中结束。这首探戈舞曲也很快不胫而走，成为舞厅里的热门伴奏乐曲。
这年年底，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接受了中国化工实业社的资助，但必须为其拍摄广告宣传的歌舞片《三星伴月》(该社以制作“三星”牌牙膏起家)，由周璇等担任主演，导演方沛霖特别约请刘雪庵为该片配曲。刘了解到此片描写的是一个初恋即遭挫折的女青年近乎绝望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即兴创作的《何日君再来》舞曲，虽然写的是老同学的惜别，但怀念之情是大致相通的，而且旋律跌宕，婉转低回，很适合剧中人相爱又即将离别的缠绵情景和氛围，于是他对方导演说：“我在毕业茶话会上即兴创作的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很适合歌舞片《三星伴月》，请你另请别人为它填词吧。”事后就到外地出差去了。方沛霖请《三星伴月》的编剧黄嘉谟填了歌词。于是，影片还在拍摄中，“好花不常开……”就已经流传开来。刘雪庵听到了《何日君再来》的整首歌词后，感觉其中的“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句子粗俗难听，表示不满，但木已成舟，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将作曲署名改用“晏如”，而黄嘉谟作词则用“贝林”笔名。刘雪庵当时认为这首接近口语的歌曲既然人们喜欢，作为消遣，无伤大雅，唱唱也无妨。
哪知刘雪庵不经意间创作的这首歌曲，经“金嗓子”周璇首唱后，受人们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却超出了想象。当日捕个叫杜甫的英国青年会拉一手好风琴，正为筹措回国的路费一筹莫展，经人介绍认识了走红的女歌星周璇。周璇对他很同情，决心帮他凑足路费。于是1937年初，影片《三星伴月》还在拍摄中，由周璇演唱、杜甫手风琴伴奏的《何日君再来》已问世，他们的足迹遍布街头巷尾和酒吧茶楼，这首电影插曲立即风靡了整个上海。1937年6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法国经纪人戴高乐·德果瞄准了这首歌的市场效应，与刘雪庵等签订合同，将《何日君再来》灌制成了唱片到处发行，很快走出上海。1938年，蔡楚生曾将《何日君再来》用于在香港拍摄的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剧中人在这首旋律中表示欢迎新四军早日归来，使他们重新过上安宁平静的生活，烘托了电影的革命气氛。
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秘书曹白后来曾说：“上海沦陷前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沦陷后流行的歌曲是《何日君再来》。这倒不是上海人甘心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表示做了奴隶后的期待光复解放的日子到来。”他曾在1938年写过一篇题为《喘息》的报道，叙述了当时上海人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四郊既然封锁，出入这样的难，认真做个良民，心头又是这样的苦，唱唱《何日君再来》罢，这倒还是可以救药……《何日君再来》应该作为年轻的满怀的哀诉。虽然嫌孱弱，然而是真的。”《何日君再来》当时已成为沦陷区人民祈求和平与企盼解放的一种呼声。
但是，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折腾。这首歌的变味源于日本人的翻唱。日本第一个翻唱的是渡国浜子，她灌制的日语唱片在日本畅销一时。扩张的日本需要的是来自交战国某种“安宁”、“顺达”的气息。1941年，李香兰(山口淑子)又灌制了华语和日语两种版本的《何日君再来》，还在她主演的日本侵华电影《白兰之歌》和《患难之交》中演唱了这首歌。在重庆大后方的刘雪庵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不已。他觉得这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不经允许侵犯了他的歌曲版权，但那时他无处投诉，有口莫辩。日文版的《何日君再来》流传到日本
军营，居然也大受欢迎，人人传唱，但很快日军司令部就下了禁唱令，理由是“靡靡之音，涣散军心”。更为恶毒的是有人竟然篡改歌词，把“何日君再来”改为“贺日君再来”，这就带有了明显的政治企图。蒋介石知道后，很恼火，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所有唱片就地销毁，电台也不准播放。而共产党方面更是认为这首歌在全民抗战形势下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这是刘雪庵始料未及的。但在当时他没有遭到任何打击。1947年社会教育学院由重庆壁山迁到苏州后，刘雪庵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苏州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组织“教授会”、“职工会”，参加和支持人力车工人罢工，被南京国民政府列入“黑名单”。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刘雪庵等坚决反对迁校去台湾的阴谋，成立“五人院务委员会”、“员工警应变联合会”，刘雪庵任副主任委员，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护校斗争。
一个音乐大师的凄凉岁月
1950年，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任教的刘雪庵随校迁至无锡，学校改名江南师范学院。刘雪庵先后担任艺术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副院长，并被选为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他沐浴着新中国的灿烂阳光，致力于音乐教学，带领学生参加土改工作，创作了《人民解放军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歌唱人民新生活》等音乐作品。后来，刘雪庵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任主任、教授。1956年调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兼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文章。其问，香港金都公司、邵氏兄弟公司已先后拍摄了两部《何日君再来》同名电影，这首歌曲在境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尽管刘雪庵热情满怀地投人各项行政和教学工作，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何日君再来》已经在内地被禁唱几十年了，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很想说清楚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但没人理解和理睬他。特别是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日渐深入的情况下，《何日君再来》更不为人们所容，1957年刘雪庵被打成“右派”，撤销了他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副院长职务，由一级教授降为六级，调到图书馆当资料员去了。
但刘雪庵在逆境中并不消沉，而是坚持创作。他谱写了许多歌曲和器乐曲，如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菩萨蛮·黄鹤楼》及《雷锋组歌》、钢琴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翻译了法国著名歌剧《卡门》的全部歌词，“奔放热情的旋律表达了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何日君再来》被定性为“反动歌曲”、“黄色歌曲”、“汉奸歌曲”，是“美丽颓废的罂粟花”。红卫兵对刘雪庵进行毒打，夫人乔景云眼看丈夫就要被活活打死了，便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用身体来掩护丈夫，造反派就调头殴打乔景云，直打得皮开肉绽。乔景云因伤势过重告别了人世。而刘雪庵则被关进“牛棚”，后来被押往农场劳动改造。不久，他双目失明了。
1979年，刘雪庵的“右派”问题得到了平反。1980年，双目失明的刘雪庵与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金山合作，对旧作《屈原》的配乐和插曲重新整理加工，使这部新编历史名剧又以崭新的音乐形象出现在首都舞台上。然而在那时，刘雪庵创作的《长城谣》等许多歌曲并没有“开禁”，对《何日君再来》更是讳莫如深。
1980年7月《北京晚报》发表了采访刘雪庵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其中有些人对刘雪庵颇有微词。贺绿汀却挺身而发表了《应该还他本来面目——从(何日君再来)谈到刘雪庵》，文章指出：“错划右派得到改正的刘雪庵也只好默默无言地蹲在他的小屋子里，忍受着继续向他射来的冷箭。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一棍子打倒和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坚决维护了他这位老同学的声誉。1981年5月，又有人在报刊上对刘雪庵大张挞伐之词，加给《何日君再来》莫须有的罪名。潘孑农先生气愤不过，仗义执言给《解放日报》投书，澄清《何日君再来》的创作经过。《解放日报》编辑将稿件寄给《北京晚报》，委托该报就近向刘雪庵本人和有关方面核对，刘雪庵听读后顿时泪如雨下。《北京晚报》还派人赴沪采访了作者，随后两报先后发表了这篇澄清事实真相并为刘雪庵鸣不平的文章。
但是，当时刘雪庵的处境依然十分悲凉。他蜷缩在自己黑暗的世界里，还要顶着不时射来的“冷箭”，心事重重地打发着苦涩的晚年岁月。据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倪瑞霖回忆：“80年代初，失明的刘雪庵每天坐在特制的椅子上，椅子上挖一个洞，下面放着个马桶。椅子两个扶手之间用一根木棍横挡着以免他摔下来。扶手上挂着几个馒头，饿了就啃两口……”刘雪庵的老朋友、原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谢孝思，1980年曾专程到北京看望刘雪庵，见他“住在残破的陋室里，双目失明，中风瘫痪，泪流满面，哽咽难言”。他不敢相信，眼前这可怜的老人就是当年曾与冼星海一起指挥大合唱而享誉天下的音乐大师。
一场历时十多年的争论
1984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一首由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历史歌曲突然响起：“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红，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曲久违了的、悲怆激昂的《长城谣》，震撼了当时收看这台节目的无数观众的心，也使病榻上的刘雪庵又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百感交集，仰天大哭，泪如雨下。中央电视台这年的春节晚会也直播了张明敏演唱的刘雪庵的歌曲《来唱个翻身乐》。
此后，随着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刘雪庵创作的全部歌曲在内地和港台彻底解禁，翻唱演奏者越来越多。最有影响的当属台湾歌星邓丽君，她先是在纽约、洛杉矶等北美地区巡回演出，《何日君再来》成为她的保留节目，几乎每场必唱：随后她以《何日君再来》作为主打歌曲的盒式磁带走红了中国大陆，听惯了“革命歌曲”的老百姓一听还有这样好听的歌都感到很新鲜。《何日君再来》还被法国青乐大师、“世界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改编成了钢琴独奏曲，耶富相民族风格的旋律在全球回荡。然而不久，邓丽君的演唱被说成是“靡靡之音”和“精神污染”而遭查禁，《何日君再来》又被说成是“汉奸歌曲”、“日伪时期的金曲”、“卖国嫌疑”而受到了批判。刘雪庵不得不拖着病体艰难地向有关方面申诉，这首歌当时恰恰是一首“为地下抗日工作者传递讯息的爱国歌曲”，一时争论得沸沸扬扬。刘雪庵和他的歌真是命运多舛，匪夷所思。
周璇之子周伟在编辑出版《周璇歌曲100首》中，收入了《何日君再来》，并对此歌的创作和演唱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他在“后记”中指出：“《何日君再来》……与后来有人说的与日寇长日寇短的毫无瓜葛和嫌疑，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产生这支歌的时候，日本侵略军……还未打进上海，又如何‘何日君再来’呢?”后来在周璇歌曲集再版时又说，要“为蒙受不白之冤的歌曲《何日君再来》、为它的作者刘雪庵老前辈的清白登高一呼。以正视听”。可惜，刘雪庵已听不到这正义的呼声了。
1985年3月15日，曾创作了500多首作品的著名作曲家、社会活动家刘雪庵病逝于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写下人生最后的休止符，走过80年的风雨征程，告别了热爱他的无数听众。5月8日，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历生主持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雪庵先生举行的追悼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等音乐、文化界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他逝世和追悼会的消息。
2002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刘雪庵作品选》，收入《长城谣》、《何日君再来》等优秀歌曲及有关纪念文章，回忆评述刘雪庵的音乐人生。1995年，78岁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登上长城领唱了她20岁时首唱的《长城谣》，2005年在上海大剧院再次领唱，以纪念尊敬的刘雪庵先生。
《何日君再来》伴随了刘雪庵一生的荣辱。一首歌曲竟有如此蜿蜒曲折的历程，恐怕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罕见的，令人唏嘘不已。如今，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这首歌曲已走入了人们的多彩生活，体现出一种时代的进步。刘雪庵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宽心地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