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山西，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抗日女党员、女英雄，她就是雷德容。
雷德容（又名刘岩），1913年出生在平遥县城内的一个没落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兄弟姐妹较多，她是最小的一个。童年时，她身材瘦小，眉目清秀，聪明好学。她三哥雷任民当时在北平上学，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雷任民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妹妹，每逢回家就给她灌输进步思想。有一次，哥哥给她讲清末杰出的女革命家，女诗人秋瑾从容就义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她。她暗下决心，也要做一个杰出的女性。
雷德容小学毕业以后，渴望读中学。但当时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不允许妇女再入学。于是，她和女友们一道去县政府说理，要求开放县中，以求读书和谋求妇女的平等权利。由于她们的坚决要求和平遥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县政府不得不开放县中学。这一次斗争胜利，使小德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黑暗的社会里，只有斗争才能取得妇女平等的权利。
雷德容十七、八岁时，由家庭包办把她许配给本县的一个吴姓地主家。婆婆怂恿丈夫经常凌辱她。她因不能忍受而决计逃出虎穴，同家庭决裂。可是第一次出逃，被家人跟踪抓回。几个月以后，她再次逃出，辗转流浪在北平、天津的塘沽及河南，在这些地方的小学、中学做服务工作。1935年她来到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奔走于女师大、中国大学协和医院等处，在知识界、教会及劳动妇女中宣传救国救民道理，以唤醒妇女摆脱封建枷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她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能联系群众，又敢于斗争，因而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于同年12月将她吸收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雷德容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太原，做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她和同志们一道同阎锡山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要求阎锡山出兵绥远，增援傅作义，力求促成绥东抗战的新局面。
1939年，雷德容又入四川在重庆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新生活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任战时乡村服务队指导员。在她的领导下，大家深入工厂、农村，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妇女抗日，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的革命运动，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有经验的妇女干部。
1941年7月，雷德容又奉命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参加华侨抗日宣传工作，与在马来西亚任大使的著名文学家巴人（王任叔）结婚。从此，这一对患难夫妻在异国的土地上同命运，共战斗，直到回国前夕。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又转移到印度尼西亚积极筹组苏东妇女总会，棉兰华侨妇女联合会等抗日妇女组织，与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苏东支部筹委会”活动。在“妇总”成立时，雷德容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真诚劝阻，以坚强的毅力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代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会后，她又不停地奔波各地，组织领导“妇总”的同志们学习，并亲自创办了一个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进步的书刊，作为提高妇女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场所。
1947年9月，雷德容带病回国汇报工作，病弱的身体经不起一路颠簸，到香港就病倒了。医生诊断为小肠癌，曾两次为她做手术。南洋妇女和学生们赠送了医药费，并自愿给她输3000ml血。但不幸的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在这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雷德容仍坚持着最后一次向党组织汇报了工作，并把朋友送给她的许多纪念品（戒指、金链等），一件件拿出来摆好，作为党费交给了当时香港党组织的负责人苏慧同志。
1948年5月24日，党的好女儿雷德容同志眼望祖国，怀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和人民永别了。临终前，她还嘱咐巴人和家人：“要对革命尽忠到底。”她的行为受到革命前辈马叙伦、沈钧儒、郭沫若等人的赞誉，称赞她是“奋战在海外的抗日英雄”。追悼会上，胡愈之介绍了她的生平事迹，宣读了遗嘱，沈钧儒致悼词。其遗体葬于香港跑马地天主教1131坟位。6月6日，苏东华侨妇女总会在棉兰也召开了追悼会，18个华侨及妇女团体600余人参加，挽联写着“香岛青山埋玉骨，苏东姊妹悼英魂”。悼词称其为“革命的女儿，人民之友”，“为了民主而奋斗”。同年7月，郭沫若同志在香港撰文并书写《大众之友刘岩墓志》，在墓志中记叙了她的光辉生平，赞扬了她为革命献身的精神。1949年5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追认雷德容同志为革命烈士。
雷德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介绍和学习她的英雄事迹，是适得其时和有深刻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