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高考江苏卷现代文阅读的文学类文本选取了现代作家师陀的《邮差先生》，很多考生受文末写作时间“一九四二年二月”的影响，把文本机械地理解为“抗战题材小说”，自然也就无法把握作品的主旨与表现形式。同时，最后一问：“作品叙述舒缓，没有太强的故事性，这样写对表现小说的内容有什么作用？试作探究。”很多考生对此题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回答。事实上，这里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术语：“抒情小说”。如果考生阅读面宽广，涉猎了相关类型的作家作品，也就不难理解本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特色了。
一
师陀原名王长简（1910～1988），现代作家，京派小说家的代表。他早期的笔名叫芦焚，师陀曾以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著名话剧《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同时获得1937年的《大公报》文艺奖。因为芦焚的名字常常被汉奸们冒用，作家只有忍痛弃之。1946年以后，他就以“师陀”为名从事写作。
《邮差先生》选自师陀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果园城记》是一组系列小说，共18篇，创作于1938年至1946年。当时正是“孤岛”时期，师陀正蜗居于上海一处六尺见方，自号“饿夫墓”的小黑屋子里。故事多半取材于作家本人的故乡——河南杞县的城镇，也有的取材于作家朋友的家乡——河南郾城。《果园城记》就是一组现代抒情小说，作家笔下的小城，其实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象征。师陀自己说：“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果园城记·序》）
文学史家、评论家杨义说，《果园城记》“是一首首朴素而纯情的乡土抒情诗，一首首柔和而凄凉的人生行吟曲”。“十八篇小说处处流动着怀念童年故旧的恋乡情愫和洞察人事沧桑的中年感慨，满纸亲切、温馨、悲凉。创作宗旨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透视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气氛和性格”。小说中的小城有“一种中古遗风的性格，它宁静、恬适，封闭自足，顺乎自然地生生死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小城如此慵倦无为，与世无争，街道上浮尘厚积，狗在街边打鼾，猪在衙门前悠然地摇晃着尾巴。妇人们与邻人们在家门口闲谈，年复一年，从下午到黄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不就是陶渊明笔下那静谧自然、和谐安宁、自足自乐的桃花源吗？
《邮差先生》中人物平平淡淡的生活态度让人倍感亲切、自然，因为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恬淡、友善和睦、悠游自在。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写的不过是邮差先生送信时悠然自得的心态，以及他对所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写信人、收信人的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形象地表现了邮差先生善良友好、亲切温和、认真敬业的性格特征。小说中的三处对于阳光的描写别有韵味，“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的风韵”；“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作家以“这个小城的天气真好”作结，渲染出一种温暖祥和、暖色调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表达了邮差先生对小城生活的满足之情，也表现了作家对小城惬意自足的生活常态的礼赞。
二
抒情小说是现代小说的一种新样式，它常常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本真的人性美、和谐的人情美。“这类小说情节散文化，不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写小说就是讲故事，从故事性来讲，这样的小说故事特别简单，但是短小明快，特别感人，用简单的故事表达作者的情绪，这类抒情小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系谱。从郁达夫到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一直到后期的孙犁，尽管他们的小说风格差异很大，但都有共同的抒情特点。”（王晓明、董丽敏、孙晓忠：《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
从表现方式上看，现代抒情小说采取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小说的散文化。“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可以说是具有连续性的散文诗。萧红的《呼兰河传》全无故事，沈从文的《长河》是一部相当的长篇，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潮、悬念，只是平平静静，漫漫向前流，这是一部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如果说，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他们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侧重于展现人物自我的内心感受，开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其实就是作家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宣泄。郁达夫的小说中充溢着才气、激情以及极其真切的感伤和忧愤，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魅力。鲁迅的《伤逝》也是一篇有意味的抒情小说，小说通篇采用“涓生手记”的崭新形式，回顾男女主人公从恋爱到感情破裂的痛苦历程，以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来抒写他们曾经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愤以及愿入地狱的悔恨，具有浓郁感人的抒情色彩。还有抒情小说家萧红，她的《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一部很有影响的代表作。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三
对现代抒情小说作全新开拓的是废名，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被称为“废名风”，“他的一些小说，并不讲故事，也不刻画人物，而是表现人的某种永恒的情致”。（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对于自己的小说风格，废名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废名：《废名小说选·序》）著名的短篇小说《菱荡》，完全是一幅意境的描摹。“小说没有故事，当然也就没有情节，只有风景和风情。整篇小说具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构图，广大的自然空间，点缀几个写意的人物。人本身并没有意义，但作为‘画面’的点缀，人的形象无疑是画龙点睛，赋予了自然山水以‘情’和‘趣’，自然遂成为清隽淡远的风格。”（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
这种田园牧歌情调的现代抒情小说，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沈从文是现代抒情小说的集大成者。“沈从文的小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当艺术渐趋成熟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朴讷、平淡和抒情。他的小说一般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完整，常以闲谈的亲切平和语调，叙述乡间的人情世态，在从容舒展中抒发对乡土的感情、对生命的热爱。他的小说给人的美感，主要不是来自故事的离奇和情节的紧张，而是来自一种流动的旋律、优美的意境和弥漫的情愫。他汲取了民间文艺的生气和活泼，而在文字的简省与含蓄上，又分明有中国传统文人文学的雅致与朴素。”（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包含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并大量地渗入作家的情感、情绪，把自己童年的记忆长久地带进当下的记述，从而有意增强了叙事作品的抒情倾向。”（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正是因为这种抒情风格与文体特色，“沈从文被人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可以叫做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这是指小说的显著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这种小说，不重情节与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汪曾祺自己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万寿宫丁丁响》）当然，沈从文的小说创作风格对汪曾祺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从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这是一条自觉延续、自觉传承抒情小说文学精神的脉络。“汪曾祺的小说文体也继承了沈从文和废名的真与幻的统一，而且更加爽朗，越来越脱离隐晦。他的小说，描写的情绪内涵较深，平平出之，散发出文化的意味。结构貌似散漫，叙述似乎缺乏高潮，气氛的营造却足够浓厚。”（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汪曾祺说：“我的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就觉得不大真实。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于我所未见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有人说，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
汪曾祺有意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刻意地描绘人物的言谈举动，有的压根就没有人物与故事情节，看起来就是一篇信笔抒写的散文。他说：“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把散文、诗融入小说，并非自我作古，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些近似散文，契诃夫有些小说写得轻松随便，实在不大像小说，阿左林的小说称之为散文未尝不可，小说的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京派作家们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和谐”、“节制”、“恰当”的美学理想。京派作家们以“乡村中国”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富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不过，同为抒情小说家，有师承，必然也有超越。废名的小说里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多少还有着一些蛮野气息，而汪曾祺的小说里就流露出更多的文人雅趣与情致。
四
文学寄寓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态度，废名、师陀、沈从文、汪曾祺这批京派作家们当年蜗居于都市，面临着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重危机，特别是都市人心的隔膜、冷漠和疏远，使得作家们对于托身的都市产生了本能的排斥与逃离心理，现实的困厄与窘迫自然引发了作家们精神上的返乡：故乡的人和事是那样的单纯与明净，故乡人无欲无求，顺乎自然天性。生活虽单调甚至是窘困，但内心异常踏实。故乡的人际关系永远都是那样的和谐、融洽。
“这种‘原乡’情结，可以说是沉潜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无论这一现象在何时何地何人、以何种面目出现，它始终与回归故土，寻找精神家园的旨归互为表里。远离了乡土的‘侨寓作家’在都市中为生计所迫疲于奔命甚至产生绝望之感时，那种孤独和无助感该有多么强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在外在压力的作用下产生焦虑时，需要及时的疏导和排除这种精神困境，而当背井离乡的游子遭遇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的时候，原乡情结自然而然就成为远在他乡的游子们自我排解焦虑的精神寄托与慰藉。所以，‘原乡’情结是‘京派’这样远离了乡土的‘侨寓作家’们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心态，表现为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草木山川的魂萦梦绕，对故里风物习俗、村理人事的欣赏和认同，并将那片土地作为心灵的依托和灵魂的栖息之所。”（田文兵：《民族文化重构与回归精神家园》）
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黄梅，师陀的小城，汪曾祺的高邮，它们都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缩影，是中国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代表，尽管它们是落后和贫困的，但是那里的草木山水和血缘亲情同样是能温暖游子之心的精神支柱。”（田文兵：《民族文化重构与回归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