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文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作家创作的结果及其创作方法和目的的体现，我们在阅读任何一部作品的时候都不可能忽略作者的存在以及他在整个作品的创作中想要表达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情感欲望等。由此可见，作者同人物之间的关系绝非创造与被创造这样简单。作为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第一部完整的散文作品，别尔金小说集中那些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形象所构成的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令无数人流连忘返。
关键词：叙事文学；人物；作者；别尔金小说集
一、前言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同作者的关系历来是文学研究的永恒话题。杨绛先生曾说：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出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同杨绛先生观点一致的还有《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人们总是把我当作堂吉诃德的父亲，但事实上我是他的继父。”如果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别尔金小说集》就俨然一幅俄国生活的风情画。小说中普希金不遗余力塑造的一众人物：备受欺凌的小官吏；或愚昧守旧，或崇洋媚外的地主老爷；天真幼稚的乡下小姐……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探究普希金同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把握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借小人物宣扬人道主义思想
“谁没有诅咒过驿站长？谁没有和他们吵过架？谁在发怒的时候没有向他们索要过那本要命的意见簿，为的是写下那枉费笔墨的控告，指责他们存心刁难、态度粗暴、什么都弄的乱七八糟……他那小小的官衔只够他阻挡拳打脚踢而且也并非总能幸免”在小说《驿站长》的开头，作者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了小人物维林作为驿站长的地位之卑微和生活之悲苦。道路糟糕是他的错，车夫固执是他的错，就连马匹疲乏也是他的错。于是乎咒骂和挨打便如同雨点一般落在了他的头上。有人可能会说，并非只有维林一个人遭受这样的待遇，所有的驿站长都难以逃脱这样的对待。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的确如此。但是小说接下来的走向：“善良懂事的女儿杜尼娅被拐走，两度赴省城寻女无果的维林独自回到自己那冰冷的驿站，几年之后孤独凄凉的死去”，却让人不禁感叹其命运的悲惨。毕竟不是所有的驿站长都被诱拐了女儿。拐走杜妮娅的骠骑兵明斯基虽然算不上什么贵族，但同维林相比，其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上等人”。明斯基没有出现之前，维林的日子虽然清贫，但有善良，懂事的女儿在侧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然而这样苦中作乐的生活竟也被“上等人”的恣意妄为毁于一旦。文中杜妮娅离开前后对维林的两次细致的肖像描写：“五十上下，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以及他那绿色的长外衣，褪了色的绶带上挂着的三枚奖章”，“满头白发，很久没有刮过的脸，脸上深深的皱纹以及弓起的驼背”一如此鲜明的对比表达了对维林这样底层小人物的同情。
三、借乡下地主小姐表达对婚姻的向往
小说集里的两位乡下地主小姐，在追逐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上尽管困难重重但都以美满的结局收尾：收获爱情并嫁与心仪之人。生活中的普希金曾一度对婚姻持悲观态度。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这样写道：“那时候我的确很不情愿，把自己的自由抛弃。那时我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我想我愿意用幸福去换取自由和安逸”，而当连斯基沉浸在即将结婚的喜悦中时他又感叹：“至于许门带来的悲哀与烦扰，和打哈欠的冰冷的日常生活，他连梦都不曾梦见过。然而我们这些许门的仇敌，在家庭生活中仅仅看见一连串令人厌倦的画面，我可怜的连斯基……”。“许门”，又称许默奈尔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普希金把自己视为“许门的仇敌”，又称连斯基是“可怜的”，由此可见他对婚姻的反感态度。在‘‘许门的仇敌”眼中婚姻带来的只有悲哀，烦扰和“打哈欠冰冷的生活”。然而无论是《暴风雪》中漫天飞舞的飞雪还是《村姑小姐》中两个家庭的积怨都没能阻挡相爱的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这样的结局反映的不仅仅是作者态度的巨大转变更是他对婚姻生活的期待和向往。这一点在其致克里夫佐夫的信中可以得到验证：“我的青春是在放荡和碌碌无为之中度过的，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方式一直同常人大相径庭。我已是而立之年，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只有同别人一起生活才能体验到幸福的滋味儿”普希金是在回乡处理家事又因霍乱被困鲍尔金诺期间开始《别尔金小说集》的创作。彼时的他已同冈察洛娃订婚，却因为霍乱被困迟迟不得返回莫斯科举行婚礼。于是，期待以结婚为契机结束昔日自由但却毫无保障的生活的普希金迫于无奈只好将心中的向往诉诸笔头。
四、借助驿站长之女戏讽感伤主义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散文在俄国起步较晚，发展较慢。普希金之前最大的散文作家是十八世纪末俄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卡拉姆津。大部分读者在读到杜妮娅乘坐马车与明斯基一起离开驿站时都会不自觉的联想到卡拉姆津《可怜的丽莎》中相似的贵族青年诱拐平民少女的情节。包括后来维林得知真相时的惊慌以及迫切进城寻找女儿的举动都让读者着实捏了一把汗。但在这里普希金却一反感伤主义作家的常态，没有将重心放在杜妮娅和明斯基的情感纠葛上，而是更多地着墨维林失去女儿后潦倒凄苦的生活。但是，通过文中及结尾的细节描写：“杜妮娅则穿的十分华贵、时髦，她柔情脉脉地望着明斯基，把他乌黑的鬈发绕在自己那钻戒闪闪发光的手指上。“她是坐着六匹马拉的大马车来的，带着三个小少爷和一名奶妈”。读者终于松了口气，同样是被诱拐，丽莎的悲惨命运没有重现。普希金以杜妮娅的幸福生活结尾将其对感伤主义作家惯用套路的嘲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借叙述者增强文章的可信度
“我的那位老站长朋友讲的故事就是这样，说着说着，不止一次地泣不成声，他不时撩起自己的衣襟黯然神伤地擦去眼泪……”小说《驿站长》中的这一段话很明显不是故事内容本身，而是作者虚构的叙述者的独白。在传统小说中，作者常常以发现手稿、“羊皮书”等方式，信誓旦旦地向读者保证故事的真实性。但在小说集中因为叙述者别尔金的存在，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不仅是发生的故事，还有作者怎样选择和创造可能发生的故事。这种设置不仅使故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也使得讲故事的行为变成了故事本身，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
巴赫金也曾說，对普希金而言，别尔金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是另一个人的声音，而首先是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人物，有着相应的精神面貌和看待世界的态度，其次又是一个具有个性的典型的形象。
六、结语
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诗人与作为诗人的人具有两种不同性质，“诗人”是无意识天才之“非我”，“作为诗人的人”则是有意识常人之“自我”。
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普希金也正是借助其笔下的各色人物籽“非我”、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其中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对婚姻一时的向往，对感伤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小说真实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