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世思潮浸染下，一批明清小说家将具有经世价值的“副文本”附于小说，借以强化小说主旨。他们还通过带有自况意味的人物形象来传达自己的经世方略，由此导致小说中出现大量审美意味淡薄的非情节成分。晚清一些“新小说”作者则将小说视为启发民智、改良社会的工具，他们或在小说中穿插各类富于时代色彩的章程条规，或借小说人物对时局发表评论，使其小说呈现出明显的非情节化倾向，从而大大消解了小说的审美特质。
关键词：明清小说家；经世怀抱；文本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2-0150-06
明清之际，经世思潮兴起，“有用之实学”①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刘宗周《修举中兴第一要义疏》建议文人“以明经为主，兼通世事，如兵屯、水利、盐法、天文、地理、算数之类”②。陆世仪也提出“学必多艺”的主张，将六艺之外的“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视为“切于世，不可不讲”③的实学。其他如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也提出类似主张。及至晚清，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以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经世派再次力倡实学，特别是魏源在编著《海国图志》之外还编选了《皇朝经世文编》，该书选录清代经世之文，其中吏政类包括铨选、官制等，户政类包括养民、赋役、屯垦、荒政、漕运、盐课等，兵政类包括兵制、屯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山防、海防等，工政类包括土木、河防、海塘等。一定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潮往往会在文学创作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于是声势强劲的经世思潮便通过某些小说家而影响到小说文本形态。明清小说家大多怀才不遇，于是小说便成为他们寄托经世怀抱的有效载体。正如金湖花隐《青楼梦序》所云：“世之遭时不偶者，可胜道哉！夫人生天地间，或负气节，或抱经济，或擅长学问文章，类宜显名当世，际会风云，顾乃考厥生平，则又穷年偃蹇，湮没以终。岂士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欤？抑何其不幸也！……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④由此看来，小说家这种强烈的经世怀抱，的确会在其小说文本形态上显示出来。
一、具有经世功能的小说“副文本”
相对于正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及各类形式不一的附录则属于“副文本”⑤。就明清小说而言，其中一些“副文本”的出现都与作者的经世心态息息相关。例如，《西湖二集》作者周清原“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故其小说多属“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⑥（湖海子《西湖二集序》）。因此，他在小说结尾往往附以具有经世色彩的“副文本”，如《西湖二集》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写熟谙“沿海要务经济之书”，《测海图经》的朱亮祖在浙中平定倭寇之事，作者以按语形式结束小说：“愚按：东南之患，莫甚于倭奴。承平日久，武备都轻，倘仓卒有变，何以御侮。今将戚将军《纪效新书》水兵篇并海防图式，附列于此，亦借箸之一助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研究”（11CZW042）。
作者简介：陈才训，男，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哈尔滨150080）。
也。”⑦《纪效新书》乃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作者以此附于小说结尾，其经世之心不难想见，而所附《相寇情》《战船器用说》等内容竟长达三千字左右。再如，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后附《紧要海防说》《救荒良法数种》，在倭寇横行的当时，兵法、海防皆属经世实学，像归有光就著有《备倭事略》《御倭议》；荒政更是致力于经世者所关注的重点。与其他小说家相比，以劝善闻名于世的石成金尤惯于在小说中附以“副文本”，如《通天乐》第三种《沈大汉》写沈大汉之武略胆识，其结尾附有《武略私议》一文：
治平以文，勘乱以武，文武并重也。今以武学论之，首在主将得人，粮草足备。设有贼寇蠢动，兵饱马壮，精神充实，已先夺敌人之气魄矣。尤在平时号令严明，勤加操演。要知技艺不精，即难以应手。军令不信，即难以遵行。兵器不可不齐，更须旗帜鲜明。刀枪明亮，上可耀日贯天，下可崩山裂地。此为将之要也。惟三军出师，迤延甚远。被乡村镇市，男女老幼，闻风逃避，俱所不免。全在为主将者，预先严论兵弁，大军到处，不许紊乱队次，不许妄杀平民，不许掳抢财物，不许奸淫妇女，犯即按以军法。是此仁义之兵，所至境界，鸡犬不惊，井里安然。总其始勤令于供备之官，毋迟粮草；严治于领旗之弁，毋轻离汛。庶各各凛遵法纪，不敢少有违犯。则兵将无欺，先声胜敌，功成伟烈，又何疑乎！⑧
作者从主将、粮草、兵械、军纪等不同侧面阐发自己的“武略私议”，其经世之心真切可感。第四种《麻小江》写恶棍麻小江为非作歹而受惩处之事，其结尾附有《拟禁打降告示》一文，该“告示”分明是以官府语气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油手刮棍”之害开列了治理之方。其他像第九种《下为上》结尾所附《娶妾纳婢论》则就婢女婚嫁之事向“官长”提出建议。石成金以平民文人身份而在小说结尾屡屡附以经世方略，使其小说文本表现为正副相配的个性特征。
小说家因经世目的而在小说中以附录形式穿插“副文本”的现象还有很多。例如名衢逸狂《征播奏捷传》主要描写明万历年间李化龙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之事，卷首附有《历代治乱总论》以配合小说主旨，结尾则以“名衢逸狂白”的形式说明小说与官方《平播事略》之间的关系。另外，小说最后一回即第一百回《翰林川贵用兵议》几乎无情节可言，实属“副文本”，其中包括长达一千字左右的李胤昌《川贵用兵议》，而该回结尾“评”中所谓“议论奇特，深切时务”⑨，恰揭示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再如，据民国初《新昌县志》卷十二，《廿一史通俗演义》作者吕抚“精于天文、地舆、兵法、性理、皇极之学”，素怀经世之志；而明清之际史学成为经世之学的重要一翼，如《读通鉴论》作者王夫之视史学为“经世之大略”，他在该书卷六声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于是吕抚抱着“为史学另开生面”⑩的目的而编撰了《廿一史通俗演义》。作者的经世怀抱集中体现于最后四回，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情节，实等同于附录。具体而言，第四十一回《谈笑间屈指数历朝年号》记录的是从汉文帝至明崇祯帝各朝年號，第四十二回《说神鬼录格言鉴断翻新》载录《文公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以及吕良佐、吕曾见、陈捷等人论述忠孝节义、修身齐家之文章、格言二十余篇，第四十三回《广见闻博物志原始选异》与第四十四回《占天时采风土演义告成》记历朝各地异物、矿产、灾异和风俗，显然这些“副文本”无非是帮助读者了解历朝风貌。
晚清，随着西学东渐及国家政治危机的加剧，一些小说家的经世之心更为迫切，他们在小说中插入的“副文本”也更具时代性。如光绪间沈惟贤《万国演义》卷首附有世界总图和五大洲分图共六章，又附以世界各国名称的中、英、日文对照，每卷末还附有参考书目。这样的文本形态与沈惟贤欲借他国之史为鉴以开启民智的经世目的息息相关，他在该书序中强调“养蒙正俗，兴起其感心，通达其智力者，莫捷于小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沈惟贤才“遍采各家之书，凡历史纪传政学家言，罔不甄录，格致家新法新理，删繁举要，连类而及，仍于卷末注明原书，以备参考”，最终撰成这部“专述泰东西古近事实以供教科书之用”的“万国演义”。高尚缙称该书“欲为学科达目的，非欲于小说界争上乘”，这确实切中了沈惟贤的创作心态。再如，《林文忠公中西战纪》第四卷为《各国风土始末记》，包括《英国记》《法国记》《德国记》《俄国记》《东侠记》，主要讲述各国风土人情，这些等同于“副文本”的内容实与小说主旨无关，作者是为“开通风气”才如此安排小说文本形态，这与魏源《海国图志》、黄遵宪《日本国志》等经世之作的编撰动机并无二致。又如，晚清台湾问题日益突出，有小说家创作了以描写台湾军民抗击倭寇为主要内容的《台战演义》，该书光绪乙未（1895）初刻本附有台湾全图、刘军门告示；光绪戊戌（1898）翻刻本又重新绘制台湾全图，并附以台湾古今郡县名、疆域、职官、学校、赋税、风俗、土产、山川、古迹、名宦、人物及倭国考略等内容。显然，这些“副文本”是为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台湾，特别是这部颇具慷慨悲壮色彩的小说创作于甲午中日之战后，此时清廷已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出现于小说中的这些“副文本”的经世功能不言而喻。
有的小说版本中出现的具有经世功能的“副文本”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但却是后人以附录形式将其插入小说。如《歧路灯》作者李绿园著有教诲子侄的《家训谆言》八十一条，它被抄录者附在乾隆庚子过录本《歧路灯》卷首，而且过录人还以题语形式作出说明：“学者欲读《歧路灯》，先读《家训谆言》，便知此部书籍，发聋振聩，训人不浅，非时下闲书所可等论也。”李绿园确将自己的经世育人思想作为《歧路灯》立意的基本准则，其中许多情节演绎了《家训谆言》中的教育观念，故洛阳清义堂石印本《歧路灯》杨懋生序强调李绿园“将篇首八十一条《家训》，或反或正，悉数纳入”。正因如此，《家训谆言》才以“副文本”形式出现于乾隆庚子过录本《歧路灯》卷首。
二、作者自况意识与经世方略的演绎
那些具有经世怀抱的小说家，更惯于通过带有自况意味的人物形象来传达自己的经世方略，由此导致小说中出现大量审美意味淡薄的非情节成分。
以“文章经济，精奥卓拔”著称的吕熊便在《女仙外史》中流露出明显的经世心态，正所谓“平生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而且，吕熊曾与江西廉使刘廷玑、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江西学使杨顒、广州太守叶旉等各级官员交往密切，他又曾长期担任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宾，因此他虽未出仕为官，却素怀经世之志，借小说以发泄之自在情理之中。其中，小说中军师吕律这一人物形象实带有作者自况意味，故有论者指出“吕军师师贞者，即文兆（吕熊，字文兆）所自寓”。由此，吕熊在现实生活中无从施展的政治抱负便通过吕律这一人物形象得以落实。吕熊的经世心态直接影响了小说文本形态，其中出现了大量非情节成分，如第三十七回《帝师敕议内外官制，军师奏设文武科目》，情节十分单薄。作者先是以一千五百字左右的《设官疏》来详细罗列内外官职设置类别，强调州府县官吏应擅长“兵、刑、农、礼乐、水利诸事”；紧接着仍以一千五百字左右的《取士疏》详述文武取士科目，其中专设“经济”科，称：“经者，经国；济者，济世。大而礼乐、典章，次则兵刑、财赋、河防、盐铁、阴阳、律历，各就所长，试以策论。”这些实际上是作者本人在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故再祈评云：“此回书，人所不欲观也。其有观者，胸中素蕴夫经济乎。然与八十二回六科列榜之篇，合而观之，方得其取士之全法。”而第八十二回“收英才六科列榜”则在以大量篇幅陈述历代“取士之法”的基础上，详列经术科、经济科、诗赋科等考试内容，这同样是作者将自己的选人、用人策略录入自己的著作。香泉在该回总评中谓“今之世容有不为科名而读书者，此其人必志趣不凡，具有经纬才略，然卒不能见用于世也”，而作者吕熊正是此类人。与吕熊交往密切的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在论及这部小说时称赞“此书具有经济，如设官取士，刑书、赋役、禮仪，皆杂霸之语，与儒生侈谈王道者大异，奇人乎？奇才也”；又谓其谈论兵法“则权舆于《阴符》《素书》之中，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绝不蹈陈言故辙，虽纸上谈兵，亦云奇矣”。无疑，这些都是针对作者的经世之才而发。
《花月痕》作者魏秀仁则通过带有自况意味的韦痴珠、韩荷生这两位人物形象来寄托自己的经世怀抱。魏秀仁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其后屡试不第，于是经世方略无从施展的他便辗转游幕于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而随着晚清政治危机的加剧，他“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创作了《花月痕》。魏秀仁多次借小说人物之口以自况，如第四回结尾借韩荷生之口道：“苟有用我，帷幄运筹。轻裘缓带，名士风流。”这实为作者本人经世之志的流露。更典型的是第三十五回，该回写痴珠女弟子游畹兰为其作四十寿序云：“尤能博究典坟，遍穷六艺，旁及诸子百家。弱冠登乡荐，遨游南北，探金匾石室之藏，尤留心于河渠道里、边塞险要及蕃夷出没、江海关防之迹。往岁逆倭构难，尝上书天子，有揽辔澄清意，格于权贵。游关、陇间，益肆志于纂述旧闻，以寄其忠君爱国之思。”这分明是魏秀仁本人生平学问的真实写照。
在小说中，魏秀仁多次借韦痴珠、韩荷生来传达自己的经世方略。例如，倭患是晚清政治焦点之一，魏秀仁曾在《花月痕》第二十回便借韦痴珠所作“东南曩日事仓皇”一诗感叹倭寇之害。在小说其他章回中，他更是通过韦痴珠与韩荷生这两个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的御倭之策。如小说第二回及第九回曾三次提及韦痴珠所上《平倭十策》，并称赞其“文章经济，卓绝一时”。而魏秀仁本人“心雄万夫”，“其军事学识，亦远出时下白面书生之上。先生之赴晋也，作万言书，欲枉道京师，以干公卿，论攻守之势，了如指掌。卒之人以为秀才之见，无容纳者，先生愤而自焚其稿。《花月痕》中之《平倭十策》，即此也”。与流于书本知识的“白面书生”不同，魏秀仁富于经济之才，而这正是他借小说人物传达抗倭方略的内在动机所在。第二十回写朝廷任命李谡如为平倭主将，临行前他向韦痴珠“谆问方略”，韦痴珠赠以“爱民、礼士、务实、攻虚、练兵、惜饷、禁海、争江八策，约有万言”。第四十六回“求直言梅翰林应诏”写朝廷“诏中外文武及军民人等，直言时务”，梅小岑作了御史，想起痴珠教他“将天下所有积弊和盘托出”，于是上了奏折，就“东南军务”及抗倭事发表见解，小说展示了这篇长达八百字左右的奏折。受到皇帝赏赐的梅小岑自称“这是痴珠抬举我”，也就是说奏折中所述御倭之策实出自痴珠。在接下来的第四十七回写李谡如遵照韦痴珠平倭方略，“定计屯田，与至俊务农讲武，把海壖都垦就腴田，蛋户都变成劲旅”。该回还特别写到荷生奉命剿倭，皇帝“特旨召问剿抚机宜，荷生对以‘剿然后抚’，允合圣意”；其后，荷生奉旨接受倭使降表，其中插入已长达千字左右的诏书，其中有如下内容：
一、准以江南上海，浙江舟山，福建闽安镇、厦门，广东濠镜，为倭船停泊埠头。
一、倭船进口，由封疆大吏派员验明有无夹带禁物。如有携带，一经察出，货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人即照例惩办。
一、倭船出口，由封疆大吏派员验明有无夹带纹银。如有携带，一经察出，银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人即照例惩办。
一、天主教虽劝人为善，而汉人自有圣教，不准引诱传习。如其有之，经地方查出，授受均行正法。
一、教堂准立倭馆以内，不准另建别处。有犯者照例惩办。
一、税务统归于各道监督，倭目不准干预。有犯者以不应论。
一、茶叶大黄，准以洋货洋钱交易，惟不准偷漏。如有偷漏，货半没官，半奖查验之员，原船着回本国，不准贸易。
一、各埠头办事头目谒见官吏，悉照部颁仪注，不准分庭抗礼。有犯者以不应论。
一、倭船不准携带妇女人口，亦不准携带中国男妇出口。有犯者照例惩办。
一、倭馆不准雇请汉人办事，及一切佣工。有犯者以不应论。
表面看这些都是赞扬李谡如的平倭实绩与御倭方略，实际上此乃作者借这一人物形象来演绎自己的经世理想，由此才导致这些非情节成分的出现。
魏秀仁的经世之心还表现在他对诸多时弊的关注上。小说第二十回连续插入痴珠十六首“借美人以纪时事”的杂感诗，心印认为这些诗歌体现了“痴珠几许事业”，如第四首“追原祸始阿芙蓉，膏尽金钱血尽锋。人力已空兵力怯，海鳞起灭变成龙”，揭露的是鸦片危害之烈。第三十一回又写韦痴珠欲将“几多时事”编成乐府，包括《鸦片叹》《黄雾漫》《胥吏尊》《官兵来》《钞币弊》《铜钱荒》《羊头烂》《卖女哀》，这些都是针对时弊而发。例如，晚清深受鸦片之害，痴珠所作《鸦片叹》即缘此而发，作者通过秋痕为之作序云：“闻诸父老：二十年前，人说鸦片，即哗然诧异。迩来食者渐多，自南而北，凡有井水之处，求之即得。败俗倾家，丧身罹法，其弊至于不忍言。而昏昏者习以为常，可为悼叹！尤异者，香闺少妇，绣阁雏姬，或亦间染此习。至青楼中人，则什有人九。遂令粉黛半作骷髅，香花别成臭味。觉岸回头，悬崖勒马，非具有夙根，持以定力，不能跳出此魔障也。孽海茫茫，安得十万恒河沙，为若辈湔肠涤胃耶？作《鸦片叹》。”作者拳拳救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再如，第四十六回写剑秋和小岑谈及痴珠两篇拟疏道：“一是请裁汰：一曰汰大员而增设州县；一曰汰士子而慎重师儒；一曰裁营伍而力行屯政；一曰裁胥吏而参用士人。一是请废罢：一曰罢边防而仍设土司；一曰罢厘金而大开海禁；一曰废金银而更造官钱；一曰废科举而责成荐主。一篇都有数万字，读之令我小儒舌挢。”继而小岑又提及痴珠“用兵大略，是先和倭夷，听其自生自灭；再清内寇，上保蜀，下复武汉，做个南北枢纽，然后从上游分路剿办，水陆并进，力厄贼吭”。同樣，这些非情节成分仍是魏秀仁借韦痴珠来传达自己的经世方略。
当然，通过带有自况意味的人物形象来传达经世方略的小说家绝非限于以上二人。如作为太谷学派弟子，刘鹗通过《老残游记》中长于河工与医术的老残这一带有自况意味的形象，来演绎其“以养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怀抱。作者特意在小说第七回通过老残之口云：“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所以极力留心将才，谈兵的朋友颇多。……其时讲舆地，讲阵图，讲制造，讲武功的，各样朋友都有。……后来大家都明白了，治天下的，又是一种人才，若是我辈所讲所学，全是无用的。”这里老残提到的兵法、舆地、制造等都属经世之学，他所谓“我辈所讲所学”应指传统的经史章句之学，所谓“无用”指不能经世致用。
三、“新小说”文本形态的经世价值
鸦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于是一些小说家将小说视为启发民智、改良社会的工具。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刷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人心”“人格”的任务硬派到小说名下，以小说作为改良社会的利器。在此背景下，“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新小说”大量涌现，小说家热衷于“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李涵秋称自己“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支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徐枕亚《与人论小说书》也主张小说“足为改良社会之一助”。此时一些专门小说期刊对此做出积极响应，如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声称：“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月月小说》在“月月小说出版祝词”中声称“此本之出，或亦开通智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乎！”有的小说期刊更是将小说视为启蒙教科书，如《中外小说林》1907年第8期载有《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1908年第3期载有《普及乡闾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1908年第18期载有《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书》；《新世界小说社报》1907年第6期刊发《读新小说法》称“无格致学”“无警察学”“无生理学”“无音律学”“无政治学”“无伦理学”皆“不可以读吾新小说”。缘于此，诸如庚子事变、反华工禁约运动、立宪运动、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运动等内容都成为“新小说”描写的重点。缘于经世目的，“新小说”惯于穿插各类富于时代色彩的章程条规。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他也认识到这一叙事策略给小说文本形态带来的影响：“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如《狮子吼》作者陈天华“喜谈顾亭林、黄黎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于山川险塞、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均反复研究，以求深至”，这种经世之心直接影响了《狮子吼》的文本形态，其中穿插的论文及章程也随处可见。如第一回概述《进化论》《天演论》原理，第三回引录卢梭《民约论》，第四回开列体操训练章程，第六回插入“强中会”会规，第七回大段抄录《革命论》。其他“新小说”如碧荷馆主人《新纪元》第一回罗列各国代表商议“办法十条”并抄录匈耶律王的国书，第八回列出各国代表议定的条款办法，第九回穿插一篇文书，第二十回详列十二条和约。《乌托邦游记》第二回插入“乌托邦飞空艇章程”，第三回插入“阅小说书室章程”，等等。要之，晚近出现的“新小说”在叙事中穿插了大量具有经世色彩的历史政治文献，从而使其文本形态独具时代色彩。
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但“新小说”作者通过小说“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创作目的，却使他们的作品因连篇累牍的议论成分而呈现出明显的非情节化倾向。因此，有论者对其中随处可见的议论成分大为不满，认为“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读正史经传者无不知之矣。若以此习加之小说，尤为不宜。有时不得不作，则必设法将议论之痕迹灭去始可”，否则“刺刺不休，竟成一《经世文编》面目”（别士《小说原理》）。“新小说”作者几乎都像梁启超一样，欲将“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译印政治小说序》），从而实现“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的经世目的。因此，他们的小说将主要笔墨用于叙述人物间的辩论或演讲，故事情节则一般都十分单薄，难怪俞佩兰《〈女狱花〉叙》称“近时之小说，思想可谓有进步矣，然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文人学士鄙之夷之”。海天独啸子在《女娲石》“凡例”中也认为“议论多而事实少”是这类小说的“缺憾”。有些小说仅从回目即可获知其中充满议论成分，如《黄绣球》第七回“阐讲义乘凉吃西瓜”、第九回“定主意慷慨发议论”、第十六回“拟匾额黄通理劝学”、第十七回“景福堂内四人聚谈”、第二十二回“平等平权讲正经理路”、第三十回“伸民权公议独立”，《狮子吼》第八回“鸟鼠山演说公法”，《瓜分惨祸预言记》第二回“陈国柱演说警同胞”，《回天绮谈》第十四回“政见参商宾勃侯演说”，等等，皆以议论争胜。更甚者，以小说为“藉为开发民智、挽救时弊、保存国粹之具”的东亚破佛创作了共有六章的《闺中剑》，这六章标题分别为“教育为振兴主义”“算术系各科学之起点”“德行为自强之精神”“尚武之基础在闺阃”“论天与人之关系”“天然恋爱之醇正”，由此不难想象议论成分在这篇小说中的分量。所以，必须指出，明清小说家在小说中附以具有经世价值的“副文本”，通过大量非情节成分来演绎自己的经世怀抱，使小说文本呈现出显著的政治性、思想性，同时也大大消解了小说的审美特质。
注释
①吕坤：《杨晋庵文集序》，《去伪斋集》，清道光丁亥（1827年）开封府署刻本。②刘宗周：《刘子全书》卷一四，清道光甲申乙未刻本。③赵尔巽：《清史稿》卷480，中华书局，1976年，第13118页。④厘峰慕真山人：《青楼梦》，《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页。⑤弗兰克·埃尔拉夫：《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⑥⑦周清原：《西湖二集》，《古本小说集成》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728页。⑧石成金：《通天乐》，《古本小说集成》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7—48页。⑨名衢逸狂：《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03页。⑩吕作肃：《纲鉴通俗演义序》，吕抚《廿一史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页。沈惟贤：《万国演义》卷首，光绪二十九年作新社排印本。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85頁。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59、103页。王道伟：《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5页。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63页。平步青：《小栖霞说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9），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07页。吕熊：《女仙外史》，《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06、22—25页。谢章铤：《赌棋山庄集·文五》，魏秀仁《花月痕》“附录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7页。振镛：《花月痕考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92页。魏秀仁：《花月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81页。刘德隆等：《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中华书局，2010年，第107页。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8、294、76、38、137、148页。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4号，1902年。儒冠和尚：《读〈闺中剑〉书后》，《闺中剑》，小说林社，1906年。
责任编辑：行健
The Practical Attitude of the Novelis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Form of Novel Text
Chen Caixun
Abstract：Influenced by statecraft ideological trend， some novelis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ould hav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vice text attached to the novels. By this means， they could strengthen the novel theme.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own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s by self-color characters. Therefore， there was a large number of texts without aesthetic meaning in the nove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me "new novels" were regarded as the tool of enlightening society. In the novel， they interspersed all kinds of articles linking with the times. Moreover， they made political commentary through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All of this made the plot and artistry indifferent.
Key words：Ming and Qing statecraft novelists； psychology； text form
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当前基层民众的戏曲文化底蕴研究2017年2月中 州 学 刊Feb.，2017
第2期（总第242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