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邱华栋：
邱华栋，男，当代实力派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邱华栋16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开始文学活动，担任了所在中学“蓝星”文学社的社长。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中学生文学》上，后一发不可收。高中毕业时已经发表了10万字的小说，并因出版小说集《别了，十七岁》而被免试保送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高校期间担任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珞珈”诗社社长，并担任《大学生学刊》(铅印)主编，在武汉地区多次主办武汉各高校诗人参加的“珞珈”诗会，并出版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和诗集《从火到水》。
出版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刺客行》等，中短篇小说集《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黑暗河流上的闪光》等，诗集《岩石与花朵》、随笔集《私人笔记本》、《城市漫步》等，还发表了有关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建筑、电影的评论和对话二十余万字。为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群代表作家之一。
导语：
作为新生代作家群里的佼佼者，邱华栋最初是在研究选题、采访、编发、画版直至校对的工作环境中写作的。“近百名编辑、记者汇集一堂，电话铃声、电话交谈声以及同事相互间的对话，统统地在一个屋檐下回荡。”这些构成了邱华栋的写作背景。也因此，邱华栋最初的小说写作，颇有一种企图写尽一切人群的愿望：时装人，蜘蛛人，地产商人，白领，私家侦探，小姐和妈咪，都曾是他笔下的人物，现在更是扩展到经济学家、人文学者、大学教授、律师等群体。
陈晓明这样评价他：“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无疑，邱华栋的都市叙事，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堪称一道风景。“过去的小说家，不管是王朔还是其他任何作家，没有人像邱华栋这样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城市代码，他高频率地描写城市外表，那些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ＯＫ舞厅酒吧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庞大的体育场、午夜的街道、囚笼一样的公寓等等……”邱华栋也因此以写作城市小说著称。
关键词：
诗歌都市叙事或城市小说先锋文学符号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你当初走上文学之路的动因是什么？
邱华栋（以下简称邱）：最开始是青春期苦闷的倾诉，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拿起了笔开始写作。当然，写的主要是抒情诗。
姜：你写过很多诗，你觉得在小说的诗性追求上，你做了些什么？当代的小说家们在这方面是否还有些缺失？
邱：也许我是一个二流诗人，虽然自从14岁开始写诗，我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诗使我保持对语言的敏感，使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预先确定一种语感和叙述的语调。
姜：还是先说说新疆吧，这是你的根源。你觉得新疆给了你什么？
邱：大气，开阔，苍茫。不过，有时候就粗糙一些了。
姜：对新疆的书写，最近比较吸引人的是红柯。我曾说过，对红柯而言，他的新疆还可能只是纸上的新疆？不知道你对红柯的新疆有什么看法？你对你笔下的新疆又有什么想法？
邱：他的那些小说很好，我没有他那样的已经消逝了的英雄主义激情。我基本没有怎么写新疆，虽然我在那里生活了18年。我过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叫《街上的血》，就是回忆1983年我记忆中新疆一条街上发生的血腥的故事的。未来的计划中，有一本关于汉代西域的长篇小说。
姜：你在诗里好像写新疆的特别多。
邱：我一开始受到新边塞诗派的诗人影响很大，比如杨牧、周涛等，后来是昌耀。这和我所生长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姜：面对当代文学，你是不是很希望自己在文学感觉、语言、细节、技术策略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个人性经验？这话问大了。但读了你那么多书，就不得不问这个了。
邱：希望，不过这很困难。我的写作取向和我的经历密切相关：我做了多年的报社编辑记者，可能更注意小说中传达的信息。这种信息属于想象化的信息，或者说信息化的想象。我的小说中信息量十分大，而我喜欢的作家，大都是那些具有社会性强烈关怀和视野开阔的同时艺术技巧也很好的作家，比如一些拉美作家、美国作家。
姜：你的《大石头城》、《大额尔齐斯河》题目都很大，以一个短篇写一个城或一条著名的大河，这应该看成是小说的野心还是小说家的野心？
邱：这不过是两篇少年视角的成长小说罢了，没有什么野心的。
姜：新疆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能拥有的。在这方面你是不是还想作一些开拓？
邱：我一直在阅读关于西域（比新疆这个概念大多了）的文史书籍，我收藏了几百种。肯定会写一部关于古代西域的小说，处理时间和空间、孤独和爱情、战争和记忆、流沙和岩石这些元素。
姜：在你的所有作品中，我其实非常喜欢你的像《街上的血》和《西北偏北》这样的小说。这可能也与年龄有关，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喜欢你的都市题材小说像《时装人》、《所有的马群》和像《沙盘城市》、《哭泣游戏》、《手上的星光》、《城市战车》这些作品。我其实很早就读你的作品，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在乡村阅读《所有的马群》时的那种感觉，那篇小说似乎是你小说作品少见的有深沉诗意而又有先锋意识的小说。而其他作品，我总觉得描写了前卫的城市与人群，却未必写出了北京这一座城市的城市精神。当然，这可能也跟我的年龄有关，那时候年轻，情绪化强烈。现在，似乎不一样了。
邱：嗯，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整天看古籍和英语书，过去喜欢摇滚乐和泡酒吧。人总是要长大的。
姜：这里似乎有必要谈谈你走上文学之路的问题。我听李修文说起过，你们其实当年也是韩寒式的人物，但那时候的你们显然没有像韩寒这样热过。低龄化写作其实早就有了，甚至可以追溯到兰波那里或更早。但人们似乎对兰波与对现在的孩子们不是持同样的看法。
邱：对，我中学毕业就出书了，保送上了大学，也算是得到好处了。那个时候，少年写作的商业化出版还没有成型，所以，我20岁和22岁写的两部长篇小说，在两年前才出版，我十多年前就邮寄给出版社了，结果泥牛入海了。后来，发黄的手稿还是朋友在出版社搬家的时候发现的，于是，今天重见天日了。我看我当时的写作技巧，比现在20岁的小子们高多了。我喜欢结构复杂、信息量大和人物庞杂的小说。
姜：是这样的。确实，现在这样一个物质年代，很多少年写手们的书是否更具有文学情怀确实是个问题。作为一个亲历者，你如何看待低龄化写作？你22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前面有什么》，这本书现在出版究竟有什么意味？
邱：等到潮水过去了，你就知道什么螃蟹留下来了。《前面有什么》是我1991年22岁的时候写的，出版它，就是为了一个纪念。它是很幼稚的，受到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巨大影响。
姜：看了你《前面有什么》，特别看了你写的序，又想起了很多你的其他关于自我评价的文章，我总觉得你对自己的评价总是非常高的。这不是什么问题，我的问题是，我总觉得低龄化写作是一件危险的事，一来可能会使写作者后来会有悔其少作之举，二来是不是难以为继也是一个问题，像你，一直写着，那种激情，一直支撑着，直至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可是当年的少年才俊是不是都这样走着呢？
邱：我对自己评价不高呀，现在，我并不是一个多么好和多么重要的作家，我从来没有写出一篇不可被忽略的作品。真的。我只是觉得我还有时间再搏一下，我还想再努力一下，还有希望而已，就是从现在我36岁到50岁，我还有一些写作的计划需要完成。你说的和我同时代的那些少年作家，确实，后来都干别的了。另外，对一些人来说，干别的肯定比写作好呀，为什么不转行呢？
姜：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你的儿童时代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或者也可以换另一种我曾问过很多作家的问法，你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童年的意义何在？
邱：有，就是新疆大地的苍茫带给我的大气和忧伤。童年，对于我不是特别的重要。我更喜欢从现在和当下中寻找写作的激情和灵感，细节和风景。
姜：其实《夏天的禁忌》应该比《前面有什么》更能证明你少年写作的状态。那应该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了。《夏天的禁忌》与余华《呼喊与细雨》、苏童《城北地带》和《香椿街》系列以及王朔的《看上去很美》有什么不同？
邱：这本书的确是我在1989年写的。我写一个少年，在1983年到1989年经历的性和政治的禁忌的成长小说，出版的时候被删节了5万字——你应该可以想象删节了什么。今后有机会，我还是要出一个足本的。现在中国的禁忌，不还是性和政治嘛！不同的是，我经历的是八十年代的过程。你谈到的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从时代背景上要早一些。
姜：你有一篇短篇《内河航道》好像也是写的青春期的问题。
邱：那个是后来我经营的一个描写北京中产阶级社区生活的系列小说中的一篇。目前写了36篇了。
姜：你对中产阶级为什么这么着迷？
邱：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城市准中产阶级呀！我周围的人，大都是城市新兴中产阶层。
姜：噢，这么说来，这类小说的写作还是基于一种经验。最近你的几篇都市题材的作品好像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面貌了。像《黑暗河流上的闪光》、《收藏家》和《靠近你》，开始显得沉静，虽然本质上它们可能还是热烈的。
邱：对，这是我有意追求的。也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赞许。李洱是一个很苛刻的家伙，可是，他专门打电话表扬我。刘震云也发现了我的变化，昨天打电话鼓励我。他还对一篇小说的结尾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姜：就像《收藏家》，我认定与过去你的“……人”系列作品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
邱：但是，不再是意象和变形的了，而是一种舒缓的写实。一种白描和不动声色的微笑。
姜：一种白描和不动声色的微笑。这是一种小说的姿态。从你写的那么多类型的人来看，你似乎有构建人类实验室的决心，这是我读到米兰·昆德拉以后想起的一句话。
邱：没有，我没有这个野心。
姜：昆德拉说，“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人类的生存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的回答形式。我个人认为，昆德拉所做的是这个问题形式的展开。
邱：你说对了。
姜：说到昆德拉，就想起弗郎索瓦·里卡尔。里卡尔说及《生活在别处》时，觉得昆德拉其实也是在拆解生活。这一点，我觉得你也在这样努力。只是昆德拉在拆解生活时，有点像密探一样，不声不响，而你似乎好像时时在高声叫喊。你是不是担心读者不知道你的笔触所及，故而想提醒读者一下？
邱：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姜：这是不是想要颠覆人们的阅读经验？
邱：读者是很聪明的，你什么也颠覆不了。
二
姜：你每一部小说都追求不同的语感，那又如何建立自己的语言世界的风格呢？尝试不同的写法，当然是一种挑战，但我担心一个作家的广度与力度。有些时候，可能还是打一个洞好。我随便说说。
邱：就是，可是我喜欢变化。
姜：你如何看待经验与想象力？
邱：福克纳说，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观察、体验和想象是三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哪个发达都是可以的。所以，你所说的经验和想象，假如能够糅合在一起，对一个好作家的诞生是特别有用的。
姜：你是否担心你的小说会因此而给读者带来一种虚幻的刺耳的甚至欺骗性的感觉？
邱：我没有懂你的这个问题的意思。我没有什么担心的。
姜：我的意思是，你的文本所呈现出的众语喧哗般的繁复，可能会让读者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进入你这样一位作家。
邱：那可能需要读者有一点耐性吧。
姜：你的都市小说似乎都隐藏着愤怒，喷发着咒骂，表现着焦虑，你在写作中是不是特别希望自己能找到释放与宣泄的渠道？你的激情是那么地外化，感染着读者。
邱：那是青春期的分泌物时期写的东西，二十四五岁，自然带着那个年龄的一切特征。
姜：你以激情支撑着写作，考虑过让激情转化为理性吗？另一方面，你觉得激情支撑着的写作会走多远？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写作是需要激情的。这是常识。
邱：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书斋中的作家了。所以，知识、想象和激情是纠缠在一起的。知识和想象显得更加重要了。体验退后了。
姜：你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时装人》是一篇能让人产生很多想法的小说，这里面有了很多现代都市的元素与符号。这篇小说很有意思，我觉得你在给人分类的同时，一方面努力在给这种生活以意义，另一方面又在消解着意义。是不是你想要揭示无意义才是生活的意义呢？
邱：可能吧。
姜：短篇小说《公关人》对于符号意义似乎更加看重。这里的主人公，除了“我”，就是那个W了。这个可怜的人，连名字都被你用一个字母代替了。现代社会使每一个人都消解了具体与真实。这是不是你想要表现的？
邱：对。
姜：W显然是想突破自己的。但他寻求到的方式却是了结自己。现实中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突破的自觉与清查。人在现实中有很多是无法超越的。
邱：对，就是。
姜：短篇小说《新美人》这样的小说，是不是又在表明人的界限？
邱：我忘记了。
姜：在你的小说精品集里，你自己讲，“它们是我十年创作的精华，展现了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过程。迄今为止，在我周围没有哪一个作家像我这样把城市化符号描绘得如此丰富而且到位；我的小说也反映了中国商业化过程中当下年轻人的困惑、奋斗过程中的精神压力以及异化，我把这一切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我发现你对自己太自信了。
邱：自吹自擂罢了，谁都有有病的时候。
姜：短篇小说《鱼玄机》和《豹子的花纹》是不是你的一次“戏仿”的努力？我觉得这方面李修文做得比较好。你的这几篇写作的灵感不知从何而来。
邱：李冯写的最好。我当时想写一个系列，后来写不下去了。还有写白居易、曹雪芹的。今后有机会再写吧。
姜：短篇小说集《袋装婴儿》这本书里的作品，其语言是我所非常喜欢的，有某种放纵，但是有节制之美；刻意为之却又显得非常自然。我觉得文学性就应该是这样显示出来的。只是我觉得《袋装婴儿》这篇小说的题目用来做一本书的书名有点欠妥。这里可能有出版社的阴谋。我觉得如果用《沙盘城市》或《看得见的音乐》都将是不错的书名。
邱：嗯，就是。
姜：但你的长篇小说《正午的供词》，还有其他很多中长篇，那种语言面貌，可能就显得有点粗糙了。可能，更多的读者喜欢你的短篇。你的中长篇，语言节奏快，作者与小说在抢话筒似的，有时候，甚至以牺牲文本为代价。
邱：《正午的供词》不粗糙的，我有意识地模仿了多种文体，有十多种之多。其实，小说的每一部分我都追求不同的语感的，是不一样的。
姜：你的叙述方式历来是人们广为关注的。你为什么要选择那种喷泄式与独白式的方式呢？
邱：你说的只是我某一部小说的叙述语感，比如长篇小说《白昼的躁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又叫《城市战车》。
姜：你的小说中，信息量很大。在你的小说中，也发现你对西方或外国的东西了解得特别多。但客观上说，这样一来，你的小说就有点显得不太精致。更多的时候，我发现你在与小说抢话。因为，小说的叙述者与邱华栋还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一个人。不知我这种说法你同意否？
邱：很有道理，我同意。这是我的毛病，正在改正。
姜：这里是不是可以表明你对小说的基本态度呢？你对张钧讲过，“写作是一种游戏。”现在看，你觉得这种写作态度是不是不太妥当？
邱：写作不仅仅是游戏，是很多东西，这么说很不负责任。我真的这么说过？肯定他听错了。写作有游戏的取向，但写作主要仍旧是承担，是一种创造，一种不断向土壤下层的黑暗地带生长的树冠。
姜：客观上说，《正午的供词》可能就有一种文本的破裂感，我担心它像一件瓷器一样易碎，事实上，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这本书里看到你举起了这一个瓷器砸到了地面上，碎片飞溅，似乎都能让人听到它断裂的锐声。
邱：有趣的说法。
姜：这里似乎又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你的小说节奏好像总在催促着读者读下去，不但如此，你好像抡起了读者跟着你旋转。你有没有考虑过有一类读者他们是你所无法拉住的？
邱：没有想到有这个情况。
姜：这样说来，《正午的供词》还有个文本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谈一谈。你的小说文本在这部书里呈现出与其他文本所不同的异质，你似乎走得很远。但就我所知，一般来说，多数作家是不会像你这样冒险的。
邱：我玩的是小儿科，我每当看到我的书柜里欧美作家原版书的花样翻新的大作，我是非常惭愧的。你说的很多中国作家不愿意冒险，那是他过于聪明了，或者，考虑商业利益多一些。
姜：《正午的供词》可能更像是一个拼盘，这里有没有你所寄寓的文本的形式内涵？说到这里，我觉得当代作家中阎连科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无论是《日光流年》还是《坚硬如水》，都具备了形式的内涵，形式成为小说的内容。最近他的《受活》也仍然在形式作了内涵方面的努力。
邱：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姜：当然，从本质上讲，我觉得你与阎连科有一点是相同的，你们的语言都很张扬。只不过阎连科貌似平静而已。
邱：是吗？
三
姜：说到语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当代作家中，你是否受过苏童的影响？有时候，我觉得你的语言在选择意象上，特别像苏童。我是说你的这种姿态与认真劲儿。苏童也是一个努力使语言飞起来的作家。譬如，你的黑色飞艇，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短篇小说《看得见的音乐》、《抛物线》、《乐骚》、《红木偶快餐店》等篇什里，也显然有着一种意象的刻意选择。
邱：我特别喜欢他的短篇小说，几乎无可挑剔的。不过，后来我受很多美国后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些小说都是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
姜：一些作家觉得你的小说写作其实面临着一个重建的过程。他们认为，你在之前，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与状态。有人认为，你构建起了你的大厦，但那个大厦后来你却没有着意地去经营。
邱：我可能是那种变化比较大的作家，所以现在判断我太早了．目前，我现在喜欢写历史情境下的个人命运的小说。我沉湎于汉唐时代的西域材料，和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资料，不知道能不能有个全新的面目。
姜：重建自己的文学大厦可能对一般作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好在你的年龄有着其他作家难以相比的优势。
邱：我是一棵不断向下生长的树，气势宏大，计划很多，等些年也许我会有更好的表现。好作家都是长跑运动员。
姜：对你来说，写作竟然是一棵向下生长的树！这有点意思，有着常人难以会心的哲学意蕴了，确实，写作中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确实就是读者们所无法领会的。
邱：是的，写作中其实有很多黑暗的东西。
姜：中篇小说《鼹鼠人》等系列是不是受了卡夫卡的影响？
邱：没有，我受了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比如唐·德里罗的很多影响。
姜：这一篇小说好像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人是否为尺度的事。人不该是尺度，鼹鼠人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可是，这样一来，尺度是什么呢？
邱：我其实也不知道。
姜：我与很多作家都作过探讨，很多作家在面对世界时，只觉得自己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心很大，你提出了很多问题，也试图解决很多问题。
邱：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一个无论题材还是技巧方面，都无法归类的庞杂的作家，大气，繁盛，温和，流畅，激情。
姜：你有没有感到在语言上你似乎缺少了很多节制？
邱：有的小说是这样的。不过，你看很多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人家的缤纷和灿烂，其实，你说的所谓节制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有没有汪洋恣肆的巴洛克式样的叙述方式．当你才华横溢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节制？
姜：一般来说，当代作家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少相互阅读的可能。但你阅读其他作家的情形好像很多。你为什么读他们呢？
邱：有时候在一些场合讲演要用。也许今后到大学教书了，也可以用上。
姜：长篇小说《戴安娜的猎户星》里提供了很多关系，譬如内与外、疏与密、情与理。我更关注的是这里的爱与死的关系。这是永恒的话题，你是否想借这本书表达你这方面的思考？
邱：对，那是一部爱情小说。描写一个英国外交官夫人1947年在印度和新疆的生活，最近刚刚修订了一遍，改名叫《猎户星》了，准备出新版。
姜：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戴安娜的猎户星》开辟了你重回故乡之路？你在北京上飘得太久了，现在想回到故乡回到历史回到出发点？
邱：我最近一些年一直在看1840年以来的很多近代史的书，还有大量外国人在那个时期在中国的游记。于是，我准备写一个总题目叫《中国屏风》的系列小说。《猎户星》是第一部，下面还有几本，分别以1900年、1957年、1860年为背景。主角是外国人看近代中国。但是，我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不想写结构不新颖和没有想法的小说，同时，如何处理历史材料也是一个问题。
姜：长篇小说《花儿，花》中夹杂着一些魔幻情节和花卉知识，让我非常喜欢的是那些花卉知识。先锋以还，很多人在这方面其实是忽略了。我的印象中，只有像汪曾祺和沈从文这样的老派作家，才会在这方面停留。
邱：你读得很细致，我写的每一部小说，都把相关的知识弄得比较的丰富，给作品增加信息量。
姜：格非在苏州大学的演讲中，对《红楼梦》里的这些闲情逸趣的东西也是备极欣赏，认为是大手笔。但关键是，还是要做得不露痕迹才好，不要像镶上去的补丁。
邱：嗯。
姜：这本书里还夹杂了一年的重要新闻，这是不是只用来提示当下？
邱：对，或者为时代留影。
姜：这种说法有点意思，留影嘛，那背景就无法不被摄下来了。《花儿，花》里到处流动着“物”的气息。你精细地描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品味和状态。小说的视点放在中国年轻的中产阶层那里，是不是你的一次关于价值话语的体现？
邱：对。
姜：当代社会，我一直关注并焦虑的是人们的价值意识的凋落。人似乎都成了你笔下那些转盘城市所飞离原点的价值碎片。
邱：可能吧。
姜：无疑，在书写都市方面，你是研究当代中国作家时所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这是你的作品的社会学意义。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要有人去做。但我觉得身处北京与书写北京没有必然联系。一个人的行为中，总潜藏着一些生命密码。你热衷于描写都市，是否与你有着极强的都市情结有关？而且这种都市情结还带有某种国际性？
邱：都市不过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背景，也没有什么情结。无非我很善于描绘当下的一部分生活罢了。
姜：你的“……人”系列，林舟说得好，其实是对一种“非人”状态的关注。是什么促使你描写都市中这些一个个的群体的。这可能要花去你很多心力吧？
邱：嗯。
姜：这里所牵涉到的外省青年的生存状态描写是否是受巴尔扎克的影响？
邱：没有。
姜：在你的笔下，外省青年的命运似乎带有了更多的偶然性。他们无告的色彩也很强。这是不是边缘化的特征？而我们注意到，在现在这个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可能都有着极强烈的焦虑与恐惧。这是不是你所关注的呢？
邱：早期作品中是这样。
姜：一般来讲，一个作家总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中心问题。你对都市各类人的描写，总觉得你心头萦绕的问题是很多的。但现在，你觉得你目前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邱：就是作家和时代的关系。作家假如漠视眼下的中国现实，这样的作家就不会是好的作家。
四
姜：我们的对话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我们都没有谈到，但可能都意识到，是必须要谈一谈的了。这就是先锋问题。
邱：好呀。
姜：先锋对当代文学的意义你是如何看的？
邱：中国的先锋？八十年代的那些模仿者和文坛剽客？你要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好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先锋了。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先锋，只有一些过于聪明的模仿者。
姜：先锋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来不想再问，但还是忍不住地想问你对先锋如何看？你又如何认定自己站立的位置？你对自己是否是一个后现代的作家有什么看法？
邱：先锋中有很多炮灰。严格地说，中国没有什么先锋作家。所有的形式和文学实验，在1980年以前，都已经被西方作家几乎穷尽了。所以，我们那些先锋，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骗子。
至于我，我喜欢那种博采众长的，把各种形式化过来。我觉得文学的形式实验，西方人早就玩得差不多了。很难有新先锋出现了。我还一直是一个记者出身的关心一些现实情境和历史情境的作家。在中国庞杂和充满了痛苦的写作资源和现实面前，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是应该惭愧的，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很喜欢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收藏了不少英文原版书。但是我的一些小说有这样的元素而已。
姜：中国当代文学是否需要后现代文学？
邱：假如中国有后现代生活方式了，就需要这样的文学了。
姜：你与张钧说起过30岁的问题，30岁是否你的界限或临界点。如何理解你所说的你的激情属于大陆型的？
邱：就是大气的那种感觉。历史感，时间感。
姜：走上文学之路之前，你都做了些什么准备？
邱：阅读书籍和观察大自然。
姜：你觉得你有哪些文学师承？古今中外的作家，有哪些人在你的文学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邱：我阅读了大量的作家书籍，总的来说，我喜欢拉丁美洲的作家和美国二战之后的很多作家。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姜：你更在乎评论家的评论还是更在乎小说同行的评论？你对当代作家又如何评论？
邱：不太在乎任何人的评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我很喜欢和当代作家来往，他们都是这个时代和我同时空的创造者，我对同行抱有某种尊重和惺惺相惜，他们的失败和焦虑，他们的成功和进展，我也看成是我自己的进展，他们的局限也是我的局限。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时空里用同一种语言写作。
姜：现在你的写作状态如何？你觉得自己会面临着一种大的转变吗？
邱：我写作都有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的。不过，因为办文学杂志，很忙，写作的时间少多了。但是，我会一直写的。王蒙当初当部长了都在写作呢。
姜：你为什么要阅读英文著作？我总觉得母语之外的文学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我们很难进入的世界。这里有民族背景的问题，文化阻隔的问题，主要还有心理特质的问题。
邱：英语文学现在太活跃了，和当今的英语文学相比，汉语文学简直不堪一击！你看诺贝尔文学奖，隔一年就是一个英语作家获奖，然后剩下的是所有其他语种的作家，角逐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名额。
姜：这就让我想到西方名著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读到的西方名著，并不能准确地传达西方文学的本质。因为翻译的问题毕竟很难全部复现另一种母语下的全部文化感觉。
邱：翻译的问题非常复杂，无法简单地谈。
姜：刘震云和我谈到过想去学英语，看看人家究竟是怎么讲话的。但我们对英语的掌握可能还不足以玩味出英语文学的全部趣味。
邱：懂点总比不懂强。我怨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不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