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13岁时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52年高中一年级时，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引起广泛关注，作品不仅被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得到著名作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的赏识，被编入1953年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刘绍棠也因此被人们誉为“神童”。之后，刘绍棠成了团中央的重点培养对象。从此，他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胡耀邦甚至亲自为刘绍棠设计长期创作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后来虽因许多客观因素未能实现，但刘绍棠在人生多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胡耀邦的指导和帮助，两人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胡耀邦帮助制订“五年计划”
刘绍棠受到胡耀邦的关注和培养，是在他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著名作家柳青的高度赞赏。经与总编陈绪宗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以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稿子的作者，是一个16岁的青年团员，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写得相当动人。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这篇小说的发表，使刘绍棠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并由此引起胡耀邦的注意。
《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在这一时期，刘绍棠的重点作品，多交该报发表。为此，《中国青年报》还特别聘请了当时已颇有创作成绩的作家康濯对刘绍棠予以指点。刘绍棠早期代表作《青枝绿叶》，就是由康濯对初稿进行指导后完成的。此外，团中央还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等前辈作家为刘绍棠看稿，还举行讲习会，让刘绍棠与更多作家及青年作者见面，使他在创作初期便走在一条良好而健康的发展道路上。
在胡耀邦的关注下，1952年，团中央安排刘绍棠到河北深县农村体验生活。8月到9月中旬，刘绍棠先后在段家佐村和贾各庄村住了一个月。贾各庄的房东贾大伯，爱惜一头大青骡子，天下雨时，他会把衣裳脱下罩在骡子身上。这情景使刘绍棠印象深刻，回学校后，他便以此素材一口气写出了他的另一短篇小说代表作《大青骡子》。
后来，《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这几篇在团中央直接关心下产生的作品，被编入了刘绍棠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这部以《青枝绿叶》命名的集子，于1953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刘绍棠才17岁，出版小说集的同年，刘绍棠还入了党，真可谓少年得意。
在刘绍棠创作这几篇小说的日子里，胡耀邦曾多次与他谈话。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做人和为文……刘绍棠也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在拿到《青枝绿叶》样书后，刘绍棠将第一本样书交给自己所在党支部作为献礼，第二本便呈赠给一直关心自己的胡耀邦。这本小说集，胡耀邦也很喜欢。他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并对其中《摆渡》一篇颇为欣赏。他还十分诚恳地指出其不足：“为了体现党的领导，便写了个党支部书记讲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败笔。”
刘绍棠入党后，胡耀邦把他找来，交谈了许久，并为他的创作发展设计了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留存了下来，即：第一年到团区委工作，地点在东北地区；第二、三年到团县委工作（因为这一步较重要，故须多一年），地点一是西北地区，一是西南地区；第四、五年到团省委工作，一年在中南地区，一年在华东地区；最后，再返回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因刘绍棠是京郊人，对华北一带生活比较熟悉，这个计划便没有安排华北地区。
胡耀邦的这个“五年计划”，对一个长线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在全国不同区域任职，一方面可以对全国整个情况有较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开阔眼界和胸怀。有意思的是，这个“五年计划”里，没有给上大学留下时间。据刘绍棠后来回忆：“他（胡耀邦）不赞成我上大学……”这种安排，具体到刘绍棠，应当说是可行的。上大学对于一个已有相当根基、又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来说，并非十分合适。这一点从后来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又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的经历来看，的确是值得人们体味的。
胡耀邦协调从北京大学退学
刘绍棠在创作道路上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和他能够舍弃一些在别人看来应当珍视的机会有关。而他的这些舍弃，许多都得到胡耀邦的直接建议和帮助。
刘绍棠在读高中阶段，有过一次极难得的留学苏联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为了加快发展，快出人才，向对华友好的苏联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当时全国大学生还很少，因而在挑选留学生时，也放宽到高中生中的优秀分子。
刘绍棠当时已经入了党，政治可靠，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因此，他当时所在的北京通州潞河中学便推荐他留苏。
但是，当时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培养的人才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刘绍棠此时得到的名额，是到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化工专业。这让他很伤脑筋。因为刘绍棠当时的学习成绩整体虽然很好，可由于开始创作，自然较为偏于文科。初中、高中开设的化学课，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当时按优、良、中、差、劣五级计分，初中时他还能得到“良”，到了高中，却只能得个“中”。况且此时他文学创作势头正盛，倘如一下子去苏联专门学化工，那可能会学习、创作两头不讨好。因此，出国留学这样的好事，别人求之不得，刘绍棠却主动要求放弃。对此，学校和有关部门都不同意，刘绍棠急得没办法，便想起胡耀邦。他赶紧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请胡耀邦帮助。不久，胡耀邦通过团中央绘通州学校及有关部门去函，明确表示准备将刘绍棠培养为专业作家，这才免了刘绍棠的“留学”之“怕”。
胡耀邦为刘绍棠设计的“五年计划”，后来并没有较好地实施下去。就在刘绍棠高中毕业的1954年，国家为了加快发展，最大限度地招收大学生。当年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多，国家的招生计划却是11万。党中央下达文件规定，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报考大学，任何方面不能截留。刘绍棠只能暂时放弃“五年计划”，先行报考大学。
1954年，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他的同学女友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时的刘绍棠，虽然年纪不大，却颇有名气。大约是怕他把持不住自己，给以后的道路招惹麻烦，胡耀邦便找刘绍棠谈话，让他赶紧结婚。这虽然与当时学习苏联、人们早婚早育的背景有关，但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无微不至的关心。
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刘绍棠按部就班地学习“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教授这些课的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如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语言学家魏建功、文艺理论家杨晦等。刘绍棠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也不忘创作。北京大学图书馆环境很好，十分安静，刘绍棠便常常到这里写作，图书馆成了他的创作室。后来被认为是刘绍棠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运河的桨声》，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这样的一心二用，使刘绍棠的创作不能十分舒心尽意。加之中文系所开课程，多是对旧有知识的梳理和对文艺理论的探究，这些，对一个创作者而言，有时并不能有直接的助益，而且还须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有些课程渐渐成了刘绍棠的负担，可又难于摆脱。于是，他想到了退学。
退学，在当年谈何容易！本来招生时就有中央下发文件，而且他所在的又是中国一流的北京大学。刘绍棠深知此事有很大困难，只好再次向胡耀邦求助，希望能将自己调出来，先到团中央过渡一下，以后再按原先制定的“五年计划”逐步实行。
刘绍棠的退学请求，在北京大学引起很大反响。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杨晦坚决不同意，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进行劝说，还发了脾气。这事后来闹到高教部。当时的高教部长是马叙伦，副部长是周建人和刘子载。他们刚开始也都不同意，最后由于胡耀邦从中协调，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刘子载副部长的签字，允许刘绍棠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3年。北京大学爱惜好学生的传统使他们对刘绍棠做了特殊处理：在教务处开出的退学证明书上，写上了保留他回北京大学复学的权利的字样，据说这是没有先例的。
胡耀邦批评：“你……就是骄傲”
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刘绍棠只到文学讲习所呆了很短时间。不久，主持讲习所的作家丁玲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讲习所”便停止了正规化办学。1955年10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响应号召，组织干部奔赴全国各省，帮助工作。为了让刘绍棠能有到农村体验生活的机会，胡耀邦就安排他担任中南分团湖南工作组组长。
在湖南工作时，刘绍棠仍抽空写小说。中篇小说《夏天》的几个章节，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另一部最后未能出版、但令刘绍棠念念不忘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是根据当时参加农业合作化过程得来的素材创作完成的。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刘绍棠希望像肖洛霍夫那样专写自己的家乡，用自己的作品，描绘出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为此，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刘绍棠马上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开始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并不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当时的稿酬较高，刘绍棠的几本书又颇为畅销，因而已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已准备出版，稿酬算下来可以有35000元。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按刘绍棠的打算，拿出其中的5000元，在自己出生之地，盖一座四合院，过萧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再用10年时间，拿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在这10年里，即使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仅靠这笔钱的利息，也可以衣食无虞。
但是事情总不如料想得那样顺当。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之职，以便体验生活。可是这个时期，文艺界显露出许多问题。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这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可当时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折腾；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当时刚刚20岁，颇有些气盛。他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与他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最后不欢而散。但在临走时，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可是，刘绍棠没有听进胡耀邦的劝告，1957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5周年时，又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领导的严厉批判。“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被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刘绍棠被判为“右派”之后，他正旺盛的创作势头被阻扼；就连他已经写成的50万字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因而终于灰飞烟灭。这的确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作为予以了教正；对他的未来，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刘绍棠后来回忆，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神情慈爱而又忧虑；接着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刘绍棠一愣，很快并断然一摇头：“没有！”
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
“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
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低下头，把人们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胡耀邦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瞪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闹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胡耀邦当时批评他，他不服气并出言顶撞，闹得不欢而散的那次。
但在口头上，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
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刚刚显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加上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一位领导发生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尅”，便找借口，编了个瞎话，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这次胡耀邦与刘绍棠的谈话大大超过了约定时间，致使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胡耀邦只得结束这次谈话。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这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胡耀邦站了起来，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
“会讲吗？”胡耀邦追问。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啊，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冤案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预言，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友谊及情感的延续
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在乡亲们的爱护下，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体验。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发表了他在60年代唯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此时想找一份工作，便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他予以帮助。经询问后得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院长曾是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对胡耀邦是有求必应。刘绍棠便说定了到该学院教书。
可事不凑巧，刘绍棠的户口迟迟转不到北京，而国家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为了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包括北京师范学院，也有很多人被裁下放支农。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不仅该学院院长调出，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好在当时管理并不严格，他还可以靠稿费维护生活。
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日子还算安宁。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国开始掀起“文化大革命”狂潮。刘绍棠此时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团中央楼台示众，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拧住胳臂，掐住脖子，抓住头发，被恣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家乡，他避开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血雨腥风，逃脱了无休止的运动颠簸。在乡亲们的爱护下，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绍棠在文学创作上恢复最快。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时，他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977年，胡耀邦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显然是个巨大的信号。急切的刘绍棠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一方面汇报自己这20年来的生活和写作情况，一方面对国家发生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两周时间，胡耀邦就给他回信了。信一开头，就充分肯定了刘绍棠这些年来的表现：
“我完全不了解你这近二十年来的情况了。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忍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对于刘绍棠询问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组织上将抱什么态度，胡耀邦先试着给予回答：
“我不清楚你写得怎么样，无非是三个情况：一是毒草，二是一般的东西，三是很好的香花。第一条我估计是不会的。但第二和第三都有可能。怎么鉴别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呢？这不能靠组织扶持、介绍，而是靠广大读者去鉴定。”
“多少年来，不只是‘四人帮’，‘四人帮’以前的错误路线也是采取人为的（少数人）褒贬法，把毒草当香花，把香花当毒草，不都是破了产吗？因此，你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请求什么名人吹捧、介绍，而是要请普通读者、青年评定。如果评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无望，索性重来。如果你决心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或几份革命的精神食粮，你就要决心奋斗下去，直到人们公认你是真正创作了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精神食粮才算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
1978年中秋节前夕，一辆黑色小轿车来到了刘绍棠生活的儒林村，这是胡耀邦派他的秘书来接刘绍棠前去做客。在西颐宾馆附近的科技会堂，刘绍棠见到了等候多时的胡耀邦。刘绍棠只招呼一句：“耀邦同志，您好！”便忍不住流下了汇聚20多年未流出的滚滚热泪。
这次久别重逢，两人相互有许多的话说。胡耀邦首先告诉刘绍棠：中央在考虑为1957年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平反，希望刘绍棠将自己的有关情况写个材料报告上去。胡耀邦还回忆起刘绍棠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连其中的几个篇目都还记得。他们接续了20年前的那次谈话，胡耀邦仍认为刘绍棠的问题不过是骄傲，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他的问题。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共青团中央于1979年1月，彻底改正了1957年将刘绍棠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全国多家报刊杂志不断出现他的中篇乃至长篇小说，他要把耽误了20年的岁月全补回来。由于他的创作实绩，有关部门想调这位当时的“自由”作家，去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理由是，年龄适当（当时48岁）；党龄31年，在同辈人中算是很长的；大学学历；这几条颇符合当时“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标准。
可创作势头正旺的刘绍棠，更愿意在艺术领域有所作为，所以再三向有关部门婉谢。但在进行民意测验时，他的票数又居于前列，因此组织上打算把他安排到文艺团体担任领导工作。
创作和工作出现矛盾，刘绍棠又一次想到胡耀邦。他虽然知道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工作很忙，但事急顾不了许多，刘绍棠依然发出信函求助。
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刘绍棠进行了数千字的自我解剖：认为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热烈狂放；还不大会搞平衡，协调折中；缺乏组织才干和行政管理能力；还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如果当官，必然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误国害己，绝没有好下场。
为了完全打消组织部门可能的安排，刘绍棠还在信中向胡耀邦保证，要从1984年（48岁）到1996年（60岁），用12年的时间，一口气连续写出12部长篇小说。从这方面看，从政不如从文。胡耀邦是一个很通文化、知道如何让一个人发挥才干的领导。他应允了刘绍棠的请求。
自此以后，刘绍棠便以全部精力，井喷一般地进行创作。尽管在当年的11月，他突发重病，险些猝死。但在病后的两年多时间，他在遵照医嘱、尽量减少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写成了《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柳敬亭说书》等4部长篇小说。1988年8月，刘绍棠因过于劳累，患中风，导致偏瘫。但他以病残之躯，仍奋力创作。在1995年，即距向胡耀邦保证的1996年提前一年，他已经完成了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刘绍棠与胡耀邦之间，真正有着不解之缘。在刘绍棠成长的关键时段，总能获得胡耀邦的支持和援手。从1952年，刘绍棠16岁时与胡耀邦第一次谈话起，一直到胡耀邦的逝世，用胡耀邦夫人李昭对刘绍棠一个子女的话说“耀邦与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