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夏人源于黄帝一族，兴盛于中原一带。夏人通过联姻、治水、战争、迁徙等方式，不断融合其他部族邦国，凌驾于“天下万国”之上，夏国家空前强大，夏族民族意识觉醒，促进了华夏族的发展。夏人是一个崇龙的民族，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他们把祖先视为社神，认为王权神授。这是夏朝或夏人的神话，它直接为夏王朝贵族专政服务，其在夏朝兴盛与夏人壮大过程中，起到了思想统一、精神引领、人心凝聚的作用。
关键词： 夏人；祖社神；夏神话
中图分类号：K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20-05
夏朝是一个对本土进行统治的独立邦国，又是一个代表中央政权而凌驾于万国之上、以邦国作为统治形式的早期统一集权国家。夏朝的建立促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实现了从五帝时代邦国联盟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转变，奠定了商周国家的基本模式。
一、夏人兴盛于中原一带
夏人发祥兴盛于何处？学术界主要有“豫西说”“晋南说”“东部说”“东南说”四种观点。徐旭生、安金槐、李伯谦等主“豫西说” ① ，他们认为夏人与夏文化发祥于河南境内以嵩山为中心的豫西一带；刘起釪、王克林等主“晋南说” ② ，他们认为夏人最早活动于晋南一带；杨向奎、程德祺等主“东部说” ③ ，他们认为夏民族起源于东方夷地；陈剩勇等主“东南说” ④ ，他认为夏王朝崛起于东南地区。
对于“东南说”和“东方说”，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较早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来证明夏人发祥兴盛于东南地区，故“东南说”不能成立。而炎黄时期与五帝中期前，东方为崇鸟的东夷区，中原为崇龙的华夏区，至五帝后期，东夷虽还存在，但与华夏的融合度已很高，说夏“起源于东方夷地”或“夏是东夷的一支”的“东方说”也不能成立。
笔者认为，“晋南说”和“豫西说”可以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晋南发现了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遗址，考古研究证明，“东下冯类型开始形成的时间晚于二里头类型开始形成的时间”，“它是在二里头类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晋南地区传播并与当地原居文化逐漸融合而形成的”。 ⑤ 另外，在晋南陶寺遗址中也没有发现有夏人早期的遗迹，故晋南不能算是夏人的初居地或发祥地。但晋南在地域上属于中原，随着夏人成为华夏联盟盟主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一部分夏人迁居晋南，传播夏文化（东下冯类型可能就是此时形成的），与当地人融合，夏人迅速壮大。故从夏人兴盛的角度来看，“晋南说”可以成立。
其二，“豫西说”可以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鲧与禹治水的地域来考察。考古发掘发现了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类型，这种文化是“从当地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经由新砦期发展起来的” ⑥ 。文献记载鲧与禹兴于、封于、都于豫西，夏启也都于豫西。
如《史记·夏本纪》索引引《连山易》曰“鲧封于崇”，《帝王世纪》曰“夏鲧封崇伯”，《国语·周语上》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嵩山”。《世本·居篇》曰“禹都阳城”，古本《竹书纪年》曰“禹居阳城”，韦昭注《国语·周语上》曰：“禹都阳城，伊洛所近。”《水经注·颍水》载禹都阳城在颍水与五渡水交汇处，即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一带。今天，在告成镇的王城岗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其时代涵盖了禹时代，所处位置与《水经注》等记载的阳城地望相吻合，由此可以说禹都阳城在今登封告成镇王城岗一带。 ⑦ 夏人主要活动于以嵩山为中心的晋南豫西黄河两岸一带 ⑧ 。
鲧、禹治水是从其部族的兴盛地中原开始的，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其治水足迹踏遍中原大地，在“西起卢氏花镇里、陕州（今陕县）马河社、灵宝城西、嵩山三涂山、渑池西北，中经登封的长水镇、禹县（今禹州市）禹山、汝南济桥、杞县的旗城、兰考的铜瓦厢，东到开封的禹王台等地，都建有禹王庙。此处还有淮渎庙、济渎庙等等” ⑨ 。由上我们可以说，夏人发祥兴盛于伊洛河流域的“豫西说”可以成立。
从地域上看，晋南、豫西皆属于中原地区，故可以说夏人兴盛于中原。以伊洛河流域为中心的洛阳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晋南是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夏人的政治中心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州一带。
二、夏人的形成、发展和壮大
夏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族称和具备狭义民族特征的真正民族。夏人通过联姻、治水、战争、迁徙等方式，不断融合其他部族邦国，凌驾于“天下万国”之上，夏国家空前强大，夏族民族意识觉醒，促进了华夏族的发展。
1.部族联姻
夏人先祖鲧与禹在中原一带与有莘氏、涂山氏联姻是其发展的起点。如《帝王世纪》曰：“鲧，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生禹。” ⑩ 禹时，姒姓夏人的另一个通婚部族是涂山氏。禹之妻涂山氏所居之涂山亦当在河南嵩县境内。部族联姻是远古部族发展的基础，夏与有莘氏、涂山氏联姻是其融合发展的基础。
2.鲧禹治水
夏人的大发展开始于鲧、禹治水之时。面对跨邦国跨区域的浩大治水工程，鲧与禹不仅要带领夏部族，还要领导其他部族参与其中，共同抗洪。在治水过程中，大禹的权力得以加强，威望得以提升，夏族活动地域也随着河流疏浚不断向外拓展。一部分夏族成员在治水当地留居下来，夏文化在当地得以推行，久而久之当地土著融入夏族，夏人不断发展壮大。如陶鬲是龙山文化中晚期夏文化的代表，它的主要发轫地和主要分布地域，是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即孟津以上的狭谷至河套之间的流域内。 B11 但在山东章丘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遗址也发掘出了陶鬲。中原鬲文化的东传与华夏族团的东迁时间上同步、路径上同道，可以说山东的中原鬲文化是华夏族团东迁带去的。事实上，夏初立国于鲁北及鲁西的有鬲氏、二斟氏、观（灌）氏等姒姓国家，就是以制造和使用鬲器著称，并以鬲为原始图腾的。 B12
治水的成功，使禹逐渐得到舜的信任和众邦国的拥戴，于是禹划分九州，并登上了部落联盟盟主的宝座，使夏成为万邦之主，夏人也通过内外认同不断融合其他邦族而得以发展壮大。
3.战共工与灭三苗
禹时有两次比较大的部族战争，一是对共工的战争，一是对三苗的战争。禹与共工的战争是华夏族内部的战争，结果是共工被杀，其部族一部分北迁河北山西变为北狄——以夏变夷；一部分人仍居留在太行山东麓的原住地，最后回归华夏族。禹与三苗的战争是华夏族与三苗族部族的战争，结果是三苗被灭，其部族一部分退至西南成为苗族祖先；一部分仍居留在了江汉荆州地区，被称为“荆蛮”或“荆楚”，他们后来逐渐融入华夏族——以夷变夏。两次大的战争壮大了华夏族的力量，这也是当时民族壮大融合的主要形式。
4.三次北上晋南
夏人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北上晋南事件。第一次北上晋南发生在夏禹继任华夏集团联盟的首领后，在晋南地区设立了平阳（晋阳）、安邑（夏县）等临时性的政治军事中心，于是一部分夏族军民随禹迁往晋南，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不断融合当地部族，为夏人的强大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第二次北上晋南发生在帝宁（予、伃、杼）时。中兴后的夏王朝势力强大后，开始了领土的收复和扩张，曾经失去的晋南地区成为首伐之地。收复晋南后，大量夏人涌入晋南，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夏人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夏族文化也在当地得到了发展。第三次北上晋南发生在夏末汤伐桀之时。当商汤率军攻占伊洛后，一部分夏人进入晋南地区，在晋南、晋中地区散居下来，慢慢融入商人，壮大了以商人为核心和主干的华夏族，为华夏族的进一步强大作出了最后的贡献。夏人前两次北上晋南具有非凡的政治历史意义，它不仅是政治的统治，地域的占有，更是人口的融并，在夏文化的强势入侵下，弱势的小邦族都融入到夏人之中，夏人越来越强大，华夏族越来越发展。
5.夷夏之战
夷夏之战指的是夏人与东夷人的战争，主要有“启益之争”“夏伐有扈”“后羿代夏”等三次大的事件。启益之争是夏初夷夏间的第一次冲突。禹“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交党攻益，夺之” B13 。启继位后，与益作战，打败了益，融合了益部族，壮大了夏人的力量。夏伐有扈开始于禹，“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 B14 。此后启与扈氏也发生了一次战争，“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B15 夏人滅了有扈氏后，融合了其残部，周边的其他部族见状也纷纷依附夏人，夏人也随着夏朝领土的扩大而壮大。后羿代夏是夏初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部族冲突，致使夏“无王”40年之久，其统治一度中断。期间，战争不断，但却加速部族间的融合，夏人因此也不断壮大。夏对夷族其他部族如淮夷、风夷、黄夷等也采取了征伐侵占，使夷族各部臣服于夏，学习夏文化，加速了夏夷融合，夏人进一步壮大。
6.夏越融族
夏时越国的建立是夏人对东南方最大的土著民的融合。大约在夏朝少康五十二年（约公元前1980年左右），夏帝封庶子无余于越地会稽，分鼎东南。无余与族人南下越地会稽，随俗与土著杂处，形成了以姒氏夏人为王族的越国。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举措，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更是一次夏文化南下活动，是黄河流域民族文化与东南沿海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夏人南下，夏文化随行，通过夏人与越族的融合，加速了越族对强势夏文化的吸收与归依，促进了越族的夏人化，壮大了夏人的力量。
7.夏人的民族自觉
夏人终结了五帝时代的贵族国家联盟，变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结构为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夏朝，加速了跨区域、文化相近的民族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族称和具备狭义民族特征的真正民族——夏人。夏人是华夏族的核心与主干，或称夏民族或华夏族。可以说，夏国的建立是夏人形成的标志，夏人的形成是夏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是夏人发展壮大的前提。
夏朝是在“九洲”区域内建立起来的“万国”联合体，即千百个氏族、部族、诸侯邦国都尊夏国为“天下共主”，拥夏族为王族，承认了夏族的统治。这种摆脱血缘纽带关系而以地缘来确定民族关系的重大变革，实现了民族的初步一体化。夏国虽为“天下共主”国，但它所统领下的“九洲”“万国”还不完全是夏人，还没完全融入夏人的范畴中。如夷夏关系，有合作与和谐，有对立与冲突，结果使夷族诸多方国渐归夏朝，臣服夏国，以夷变夏，华夏族更加强大。“夏”与“夷”的冲突与融合，说明当时“夏”与“夷”已经有了族别意识，其具体表现为以“夏”命名的民族统一体的出现。
在夏国家、夏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冲突与融合伴随其整个过程中，民族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自醒自觉，它不仅促进了夏国家、夏民族的内外认同，而且又使国家、民族共同体在外延与内涵上趋于一致性，而最终使夏民族与夏朝一起不断发展壮大。在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夏部族与其他氏族、部族逐渐杂居起来，在长期的冲突战争与共同抗击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这些部族、邦国不断相互影响融合，进而促使其重新地组合，如夏部族与伯益、皋陶、四岳、羌人、三苗等蛮夷部族邦国结成新的联盟，部族邦国间原有的血缘关系逐渐为地缘关系所替代，虽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夏王畿与亲疏不同的诸侯国，但凡与夏王畿的人们有着共同民族特征、有着相同文化认同的其他诸侯邦国的人，都会承认并接受夏民族这个族称，都会把自己视为夏民族中的一员。这样一来，夏民族由原来禹的直接后裔扩大为夏统治的其他地域的民族，夏民族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于是夏民族出现了，华夏族规模初具。
三、夏神话——夏人的精神家园
神话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是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为氏族服务的，不带有强制性，氏族成员自觉遵守。氏族发展为部族、部族联盟或民族时，神话仍然为其服务，成为部族联盟或民族的精神家园与血缘纽带。当国家产生后，神话发展为国家神话，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为国家服务的，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直接脱胎于氏族社会的夏朝，为了其统治的稳固，对氏族神话进行改造，利用神话宣扬国家意志，使神话直接为夏王朝贵族专政服务。夏人的形成与壮大、夏朝的建立及其统治的稳固在赖于其国家机器外，神话在其中起到了思想统一、精神引领、人心凝聚的强大作用。
1.鲧、禹治水，促进民族壯大
鲧、禹治水神话是中国神话史上主要神话之一，也是夏人最值得歌颂的英雄业绩。鲧受尧舜指派治理洪水，由于采取了堵的治水方式导致治水失败，最后自溺或曰被殛而死。“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B16 这句话反映了虞、夏时期中原与东部地区之间族群流动与文化交融。鲧之传说由中原地区传到东方地区，并被加工改造，且在潍水流域的高密一带衍生出“鲧生高密”的传说。“高密”，有的解释为大禹的名字，有的解释为大禹的封国。但无论如何解释，都反映出了鲧禹神话传说随族群迁徙由原产地而进入潍水流域高密一带，并在那里生根发芽，鲧与禹不仅是夏人的祖先，也成了潍水流域夷人的祖先。
鲧治水无绩死后，大禹继续治水。禹治水河精授河图、神龟献河书，禹得治水之要、九畴之法，并得神龙神兽相助，终于治水成功别出九州，并得天子位等，此为大禹治水的较原始神话。
大禹治水神话的原生地是中原地区，随着治水的成功、民族的融合，治水神话也传到全国各地并在各地生根、发芽、变化，并附会了各地的不同特色。大禹治水神话流传到九嶷山，衍生流变出了“紫霞岩里流黄河”，即是黄河在九嶷山紫霞岩里奔流。大禹神话流传到浙江境内，衍生流变出了“杀防风氏”“崩于会稽”“禹葬会稽”等新的治水神话内容。大禹治水神话流传到衡山，留下了“禹王城”“禹溪”“禹岩”等遗迹。大禹锁淮涡水怪无支祁是大禹治淮神话故事，文献《古岳渎经》与《太平广记》皆载无支祁是被锁在淮河下游的江苏淮阴龟山脚下，而在淮河的发源地桐柏一带却传无支祁是被锁在桐柏山主峰下面，且它们的故事情节也有所不同，这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大禹擒拿无支祁神话的内容。在这些流变的神话中，中原原有的大禹神话传说随着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而被部分地移植和取代了，神话被地域化了，保留和丰富了神话。
鲧、禹治水神话的流变是与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的。鲧、禹治水神话使夏人的疆土空前扩大，夏人随着治水而迁徙各地，加速了民族融合也促进了神话的传播，治水神话的不断播散也使神话升格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进而打破了华夷五方格局，使同根同源的华夏民族观念深入人心，结果是大一统格局的出现，天下一家，华夏族发展壮大。
2.高举龙旗，引领民族融合
龙是夏人的图腾，是夏人的旗帜，龙的神话在夏代十分盛行。如大禹就是一条龙。“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是用出禹。” B17 大禹治水时，有神龙相助，江河疏浚，“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 B18 。文献还记载夏后氏为木德，有龙瑞。《史记·封禅书》载：“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 B19
夏人崇龙，表现在各个方面，其器物用具也多做成龙形，或以龙为装饰。《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以龙勺” B20 ，这是一种图腾信仰的遗留。夏朝与龙的关系及故事很多，龙成了夏王朝的政权与王位的重要象征与依赖。夏朝对龙的崇拜，一如氏族时期的狂热，但所不同的是，龙在这里不仅仅是图腾，而是变成了执政者的统治工具。图腾在这里不仅是政权的象征，更是引领民族融合发展的大旗。
3.祖社合一，召唤民族认同
夏朝崇龙的同时，也掀起了狂热的祖先崇拜。夏人的祖神是鲧与禹，他们对鲧与禹行祖宗祭祀，不仅是乞求风调雨顺，更是要保佑政权的长治久安。夏朝是农耕社会，对赖以生存的土地非常重视，于是夏人在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创造了自然神——社神，也即土地神，对社神进行祭祀崇拜。《淮南子·泛论训》曰：“禹劳天下，死而为社。” B21 起于夏代崇拜的社神实际上就是禹，他既是祖神，也是社神，他一身而二任，或合二为一，这是国家神话与民族神话合流的体现，是神权与政权的结合。禹作为龙作为社神作为祖神，有很强的感召力凝聚力，成为文化统一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民族凝聚的纽带。它超越了时代，殷商之朝承夏社旧制也敬奉禹为社；它跨越了地域，后世匈奴自认为禹后、越人奉禹为先祖等都是明证。祖社合一彰显了夏代的神话特征，同时也召唤着民族的认同。
4.王权神授，加强民族凝聚
夏代神话的又一特征是王权神授。夏人认为，国王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夏后氏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来自天神赐予。《尚书·洪范》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B22 把禹统治天下的大法（大权）确定为天的赐予。启的王权也是天神授予的，启代表天帝行使权力，如伐有扈氏时，他先是指责有扈氏犯了天条，自己在替天行道，然后警告部下：“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B23 赏罚都是天神的旨意。
夏后氏诸王垄断神权为一姓天下服务，行使国家政治的权力，支持国家机器的运转，以此来对夏朝诸侯国进行统治。反过来，王权对神权也有支撑作用。有夏一代，政权与神权呈现出高度的叠合统一。王权神授在支撑着夏后氏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是其进行国家统治，加强民族管理的工具。
检视夏人神话，我们发现，夏人神话的主要功绩是治水，核心是龙，他们把龙作为国家与国王的象征，龙同时也充满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祖神与社神统一，同时认为王权是神所赐予的，把氏族神话转向了政治神话，把神权变为王权。夏神话不仅实现了文化的交融，更实现了以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它是民族凝聚的纽带，促进了夏民族的融合发展。夏神话更是夏王朝进行统治的工具，夏王朝利用人们对神话的信仰来统一意志稳定社会，进而巩固王权。
注释
①徐旭生认为夏人起源在“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见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刊《考古》1959年第11期。安金槐认为“夏族先公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在河南境内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见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刊《文物》1983年第3期。李伯谦认为“夏族与夏文化的发祥地应在二里头类型主要分布区的豫西地区”。见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②刘起釪认为“夏族最初的活动地区和夏文化的发源地在晋南”。见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载《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王克林认为“夏人最早活动于今晋南”。见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9、75页。
③20世纪4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曾经提出“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见杨向奎：《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禹贡》七卷6、7合期。轉自赵俪生主编《中国通史史论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程德祺认为“夏族本为东夷族中的一支”。见程德祺：《夏为东夷说》，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第17页。
④陈剩勇认为“夏王朝崛起于东南，夏代前朝的疆域（或地望）仍然在东南地区”。见陈剩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刊《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第21页。
⑤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⑦张国硕：《夏王朝都城新探》，《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
⑧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王油坊类型初论》，《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⑨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⑩皇甫谧撰，陆吉等点校：《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第21页。
B11高天麟：《黄河流域龙山时代陶鬲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B12张华松：《大禹治水与夏族东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B13《资治通鉴新注》编纂委员会编：《资治通鉴新注》第1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B14王利器著：《吕氏春秋注疏》第1册，巴蜀书社，2002年，第331页。
B15B16B19司马迁：《史记》上，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4、195页。
B17郭璞注：《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04页。
B18黑兴沛、金荣权主编；闫德亮、吴道省、吴平才、杨德贵、胡晓靖、叶林副主编：《中国古代神话通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页。
B20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2006年，第346页。
B21刘安著：《淮南子》，岳麓书社，2015年，第135页。
B22曾运乾注，黄曙辉校点：《国学典藏·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B23顾宝田注译：《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责任编辑：王 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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