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纸和印刷术的故乡，其出版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我们将出版文化宽泛地定义为“是伴随着出版活动所产生的有关文化形态”，并以此来梳理西方学界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那应当说，其起步的时间并不算晚。早在1925年，美国传教士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即出版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稍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又被纳入了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的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年鉴学派新史学观的影响下，国外研究者都逐渐跳出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和技术史研究的范畴，从社会与文化史的角度开展对中国出版文化史的探索。这一转向，掀起了西方学界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领域一股不小的热潮，取得了丰硕成果。日本学者井上进撰写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井上进，出生于1955年，本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专业，1983-1984年曾留学北京大学，现为名古屋大学教授。他精通汉语，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特别喜欢中国古书，爱读有关版本和藏书家掌故方面的书和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学术史和中国出版文化史。出版专著《顾炎武》（1994）、《中国出版文化史》（2002）、《书林的眺望——传统中国的书物世界》（2006）、《明清学术变迁史——出版与传统学术的临界点》（2011），并编有《三重县公藏汉籍目录》（1996）等目录学著作，还发表了多篇诸如《出版文化与学术》《四部分类的形成》之类的重要学术论文。他是国外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
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考察了长时段中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的起点始于春秋时期，止于明朝末年，前后长达两千多年。全书分为“前编”和“本编”两个部分，前者主要讲述10世纪之前写本时代的书籍文化，后者主要叙述印刷术发明后印本时代的出版文化，内容涉及著书、藏书、读书、抄书、刻书、买书、卖书、书店、书商、书价、书厄，以及国家文化教育政策与出版、出版与学术等关涉书籍出版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出版文化史著作，该书在如下几个方面深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一、学术视野：由版本和技术史转向社会文化史
书籍与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多维度关联，因此，书籍出版史的社会文化史转向是水到渠成之事。1958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出版。以此为标志，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的新范式正式确立，西方书籍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国外学者利用这种崭新的研究范式对中国出版文化史展开研究，却是比较滞后的。2007年明，美国学者梅尔清在其相关研究综述文章中称，“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以外的学者已经自觉摆脱了对版本和技术史的研究，那些过分强调古籍善本与早于古腾堡四个世纪发明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弃。相应地，他们自觉地在相关的广阔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书籍，同时亦主张重视出版实践”。
年鉴学派及其衍生书籍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经由二宫宏之等人介绍到日本后，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借助这一有力的理论武器，井上进检讨了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的现状，对这一传统学问的弊病了然于胸。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以书籍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也就是目录版本学了”。而就是这“日臻成熟”的版本目录学，“极大地限制了近代书籍、出版的研究方向”。因为，版本目录学只是针对古本和善本进行版本研究，对“书籍、出版文化整体，对变迁过程以及社会和学术的现实状态”几乎不会造成影响；近年来，“在中国陆续出现的出版史、印刷史类的书籍”，也“仅仅只是对出版整体状况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枯燥而平板的概说”。
基于此，作者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跳出以往目录学所设定的怪圈”，致力于“探索书籍乃至出版的整个历史变迁过程”。作者做到了。综观全书，作者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少数书籍版本的变动考证和印刷技术的变迁发展，而是将与出版活动有关的书物、书人、书事等内容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一句话，“举凡书籍本身及其所关系到的一切社会意义方面，均为其研究对象”。
井上进并不是第一个探讨国家政治权力与出版之间复杂关系，以及士人“因著作而不朽”的思想心态推动出版发展等问题的学者，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透过对大量生动历史素材的梳理坐实了已有的结论。例如，在论及科举参考书市场规模的时候，井上进就从唐末仙女吴彩鸾的故事中找到了证据。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830年末的江西豫章（今南昌）。仙女吴彩鸾和一个叫文萧的青年一见钟情，被流放人间。两人结为连理后，生活不能自给。于是，彩鸾即让文萧找来纸笔抄《唐韵》卖钱，她每天可以抄完一部，获钱五缗。抄了卖，卖了抄，如此十年，最后两人一起成仙升天了。通过分析，井上进得出结论，在9世纪远离长安的豫章，“对《唐韵》的需求也相当大。只有这样，吴彩鸾才能以抄写维持生活”。
如果说，井上进涉及的上述话题并没有太多新意的话，那么以书籍为切入角度来清理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明清学术发展的历史，并探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无疑是他的创举。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井上进“就萌发了通过明代后期书籍刻印、出版、传播状况来考察士大夫的思想动态这样的想法”。因为，“要研究学术思想的变迁，仅仅按学术大家的著作文本进行‘解经’或者‘再诠’已经显得不够，难以突破前人成说，这样就迫使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古人学术思想的直接来源——他们所阅读和撰著的书籍进行考察”。这一成果，在其《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将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升到社会文化史的高度，力图构建出版的整体史，不仅扩大了可资利用的资料范围，也使出版史的内涵更为丰富，为探讨出版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之间的关系打开了通道，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视野也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而开拓史学研究领域，正是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新史学流派的共同特征之一。
二、研究方法：传统考据与现代计量统计的结合
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理论的引入，必然带来出版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变革。该书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的综合。
其一，谙熟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研究方法。井上进是日本中国学奠基人岛田虔次的高足，受过传统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训练，造诣颇深，可谓传统出版史研究领域的行家里手。同时，他也深受叶德辉、王国维、陈寅恪等中国学者的影响，自承“曾经读过陈寅恪的两部很有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上述成果，全是陈寅恪精深独到的研究成果，“正所谓从细微处见精神，以小而见大也”。唐振常的这一评价，移至于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也是适宜的，因为两者走的是同一学术路径。对书肆的考订，比较能反映井上进严谨的治学精神。一般认为，“书肆”一词的出现，见于杨雄《法言》；《后汉书·王充传》中说：“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此后汉时有书肆也”。经过考证后，井上进认为，西汉末年的“书肆”与专门买卖书物的“书店”还是相距甚远，王充站着看书的洛阳“市肆”其实跟长安太学附近的槐市差不多。刘肃《大唐新语》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梁朝灭亡后，在被押往长安的俘虏中，有一个叫徐文远的人，“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但正史《旧唐书》中，相关记载却是“日阅书于肆”。“阅书肆”是“阅书于肆”之意，“绝没有明确提示书肆已存在”。真正书肆的出现，是8世纪后期的事了。这类“从细微处见精神，以小而见大”的例子，在该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其二，引入了西方包括计量史学、统计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出版史研究的一些领域（非心理和思想的方面），是比较适合使用计量统计分析方法的。这种数学方法，是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范式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井上进有效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弥补了“传统的书籍史研究内在（解读文本内容的路径）与外在（书目学路径）、个别例证（个体文本）与一般结论（社会思想趋势）二元割裂的局面”。例如，他依据藏书总量、藏书手段、公私藏书、藏书版本类别等几个指标的数据，用以描绘各个朝代的公私藏书状况，通过彼此间数量的变化来判定某一个时期出版业的发展程度；他还根据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的诸子百家书籍出版数量的多寡，来推断特定时期文化政策的开明或野蛮、学术思想的活跃或沉闷，等等。井上进认为，无论从出版物的质还是量上来说，“和元代相比，明初百年的的确确算得上是出版史上的衰退期了”。为论证这一主张，他列举了明初经、史、子、集四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并制成“宋元明代出版数目表”以供参考。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往往能辨明古人话语的真假。例如，明代重臣杨士奇在回顾自己收藏书籍的历程时，将收书难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收入太低。而当井上进阅读了杨士奇藏书中的题跋，以及“为了让子孙后代好好保存自己辛苦所得书籍而写下的每本书的收集记录”，并对写有题跋的302本书进行了分类统计之后，发现“明确是购买所得的只有7本，而其中从书肆处购买到的只有两本而已”。因此，在“那个时代，但靠钱财就能够得到书籍的例子实在太少，甚至是微乎其微”。意思是，杨士奇收书困难并不是因为他收入低，购买力不强，而是书籍供应量不足造成的。
三、占有史料：出版实物与文字资料并重
中国出版文化史，乃至任何历史的研究，基础和前提是要有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史料。但是，在中国，“出版文化史这个研究领域不属于传统史学”，相比传统学问中的政治史、制度史、法制史、社会经济史这些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显学，以书籍文化史、出版文化史为对象的研究“显得尤为滞后”。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在书籍、出版文化史的相关叙述中，即使是辅助史料也找不到”。换言之，“书籍乃至出版文化史是一个极少能够依赖以往历史叙述的领域”。
幸运的是，在史料的占有方面，井上进所拥有的资源有些方面甚至要好过中国同行。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日本朝野对收集中国文化典籍向来是不遗余力的，近代以来尤其如此。仅1907年，日本近代目录学家岛田翰以十万两白银收购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全部藏书，就有“4000多部，4.4万余册，宋椠精品40种”。这些流失到日本的文化典籍，相比之下，都保存得比较完好。在这些典籍中，“唐代的古钞本、旧钞本尤为丰富，而雕刻精良的宋版书籍也不少。元刻本、明清刊本则为数更多。其中颇有一些已经在中国国内失传逸亡的珍本”。
井上进充分利用了日本各图书馆、文库的馆藏实物资料，从正史和私人文集中攫取了大量珍贵的出版文化史料，甚至还对部分藏品做过编目工作。他说，“关于明代的出版文化，我尽可能地看到明代出版物的实物，并一点点地收集关于卖书的个别的具体的史料”。这一点，还可以从该书每章之后所附的注释中得到印证。以致翻译者李俄宪先生，为了把原作者的引文还原成汉语，不得不“核实将近2000多处文献，查找1000多册典籍，更困难的是很多相关的典籍我国国内根本没有保存，于是只好到日本各大图书馆去复印、去核对”。作者搜集到的有关刻书、藏书，以及中国古代文人读书生活等丰富史料，使得其著作一改同类作品“枯燥而平板的概说”的刻板印象，变得真实生动，具有了更多的可读性。
不过，在文字史料和出版实物的占有使用方面，该书也并非无懈可击。例如，该书“前编”写作所征引的文献多为正史，比较单调，从征引文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看，远远比不上“本编”。这虽然与印刷术发明前后出版业的发展水平高低，以及书籍实物存世数量的多少有直接关系，但仅凭可接触到的史料和实物来研究再现历史，总让人有一种不放心的感觉。有学者在批判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时，说过如下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对于探索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实的人来说，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而认识历史的客观性是另一回事”。“由于特定的历史需求造就了对某些历史记忆的重新唤醒，这些史料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对这段历史主要特征的认识，其他的方面就被忽略了，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史料，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还要善于从史料中发现别的线索，从而赋予历史更加复杂的多样性。
自然，该书的可圈可点之处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例如，在编排上，它就一反传统的按朝代组织内容的做法，更多地是根据出版文化本身发展的规律进行内容编排，做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有机结合；在叙事方式上，它摒弃了宏大疏阔的固有模式，而致力于通过细节和个案的发掘来还原中国古代的出版历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以问题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拓展了研究空间，等等。
总之，新史学理论及其方法的使用，让作者具有了不一样的学术眼光和能够自圆其说的学术判断，并与中国和欧美学者的论述形成学术对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该书的出版和传播，必将为中国出版文化史的研究注入新鲜元素，从而推动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