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不仅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穷魅力，而且对中国文化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五四作家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家庭背景 留学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因此，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知识分子、五四作家等这类的词应首当其冲。大凡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都有着一种难以割舍与言说的五四情结。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江之上，五四就如神奇有力的三峡大坝，蓄满长江水，而后又以更大的势能倾泻而出，产生巨大的动势与深远的声响。而这一操纵主体，即五四作家。
五四作家的这种魅力与其审美修养和知识结构密不可分。因此，关于五四作家审美修养与知识结构从何而来自然也是一个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作为与“士”意义相当的主体占据着知识精英结构中的大多数，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把持着“话语霸权”。
在文化结构方面，传统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因此，传统中国精英分子的功能偏向文化性与政治性。而传统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尊崇儒家的伦理哲学。这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人文知识分子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政治权力话语，与此同时，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阐释儒家伦理哲学的人文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话语霸权”的集体持有者。而这也得到中国国民价值观念的支持，如金耀基所说“中国人对于学问与道德最为尊敬。所谓‘尊德性，道学问’即是学者之最要工夫，普通人亦以‘道德文章’来衡定一个人的价值。君子也者，实即具备此二者之人。”
这种文化传统虽然由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政权的合法化机制、社会行为的规范机制决定，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现状在相当程度上仍延续着传统的余风。因此，这种文化传统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五四作家的审美选择包括专业选择。
其次，家庭背景的影响。
对于五四作家而言，所谓家庭背景的影响主要指其所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只是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个体知识分子在家庭范围内所受的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熏陶及古文方面的造诣等。五四作家从小时候开始为所受教育和所读书籍影响。郑春在其著作中也着重指出，文化的熏陶“这一点对所有后来成为作家的留学生而言无疑具有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有一个‘书香氛围颇浓’的家庭背景，都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早期教育，都对气象万千的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感情”。胡适认为，自己当年弃农从文有诸多原因，但“还有一个促使我改行的原因，那就是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兴趣，到相当过得去”。由此可见，五四作家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熏陶与修养是相当深厚的。
再次，留学背景及外国文学的影响。
清末民初时中国人对于外国文学的认识就有了一定的变化。这源于几个方面，一是翻译文学的出现、蓬勃发展。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逐渐对西方文学有了全新认识，开始领悟到西方文学的独特魅力。知识分子心目中长久存在的“唯中国有文学”的为地域所束缚的狭隘观念开始被摇撼。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学自然也大不同，“人情好奇，见异思迁，中国小说大半叙述才子佳人，千篇一律，不足以餍其好奇之欲望：由是西洋小说便有乘勃兴之机会。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可见，这是个大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魔域桃源”，它促使知识分子于潜移默化中确立起种开阔的世界视野范围内的大文学观。这种认识和开阔就如胡适所描述的，西方文学“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这是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的“睁眼看世界”的强烈诉求。
尤其，五四作家在留学期间，大都接受了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和影响。如胡适回忆说：“我 对英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对文学的兴趣——尤其是对英国文学的兴趣，使我继续选读必修科以外的文学课程。”郭沫若也曾坦言“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的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冲击着五四作家的审美判断体系，并融汇原有的审美观念，将其审美结构的天地搅得混沌，又重新整合。这直接反映在五四作家的作品中。同时，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促进了其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变化，促成了诸多新的文学观念的倡导与改变。
除此之外，包括《新青年》在内的现代报刊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通过以报刊等现代传媒作为载体，西方文化及思想传人中国。如《天演论》不仅使五四作家知道了“物竞”、“天择”这些新的名词，而且还知道了，“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知识分子利用以报纸期刊为主体的话语平台，实现了公共领域的文化理想。知识分子利用现代传媒营造的公共领域，使现代文学以集团流派方式进行文学生产。
还有一点应该引起充分注意，那就是五四作家留学期间社会环境的影响。
知识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曼海姆认为，要考察知识分子的性质，与其到它的阶级属性上找，还不如到它所受的教育上找。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
留学背景对于五四作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现有的传记研究证实了 个合理的推测：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事业”。确是如此。当初“中国近代的留学活动是被逼出来的，留学的首要问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然而，当五四作家走出国门后都在不同程度上“颠覆”过往的留学目的。鲁迅目睹一群麻木看客围观同胞之死的图景之后。在《(呐喊)自序》里写道，从那之后“我便觉得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由学医的仙台返回东京后，直率的宣布：“我决计要学文艺了。”因此，鲁迅毅然决然的扔掉手术刀拿起笔杆子“弃医从文”。
鲁迅的这种“引起疗救的注意”的良苦用心。正是反映了五四作家群体的种普遍的“焦虑”意识。就如汪振军所指出的：……一连串的失败，终于使一些人认识到，中国人之所以连连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出了问题，因此振兴民族精神就成了摆在五四那代人面前的大问题。这也许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家庭影响，时代觉醒等加上自身近乎本性的“焦虑”的综合作用的原因造成的兴趣转移，造成相当一部分五四作家的专业“转向”。这符合曼海姆的理论，即教育使知识分子参与到一种共同的传统中，教育的传统会逐渐地使知识分子超越出身、等级、职业以及财富等等的差异，使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共同的教育基础上联合起来。五四作家开始较为普遍的认识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通过思想文化革命重铸国魂(梁启超所说的‘新民’)而不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
“从实业救国到思想启蒙，从急功近利到从长计议，从科学到文学，表面上是留学个体一种角色和追求的转换，实质上则是文化群体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和境界的超越。”所以说，由此诸种原因而导致的现象作总体上观说明，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对于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与审美修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进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理论、生产模式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