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
比之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本书更注重研究意义这一层面，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冉起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感与自豪感。钱穆在本书序言中阐述了本书的主旨“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 当知有一翻意义。意义不同, 则所采用材料的方法与运用材料的方法之, 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 材料无穷, 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翻意义, 专注重在方法上, 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无穷之材料, 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 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钱穆认为“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1]钱穆所认为的中国史、文化是有别于西方的，中国要想自强必然是要学习和传承自己的文化的，尽数将西方的那一套历史观念强套过来，中国之强大希望渺茫，书中批驳了一部分文人盲目崇拜西方，摒弃了中国字的文化的做法，认为这一套毫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如何研究通史——学会辩“异”
中国的历史与其他民族相比有其特殊性，应该这样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有其特殊性。“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2]历史在于不断的变化，没有变化也就不能称其为历史，本书中历史的变化，着重在与西洋历史的对比上，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变化常常是走在西方历史前面的，说“中国的历史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合的方向走，而西方史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3]但是有这样乐观的情况却引出一个不乐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史与西方史比起来忽前忽后？近代西方又为何会如此突飞猛进，而近代中国却在迟滞不前？为此作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只论不述。但是作者却给出了研究方法“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以此达彼。”[4]历史研究者應当注意历史的变化，应该随着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就变化的研究观念而言，作者又为我们提出了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然而不能凭空创新，当仔细阅读旧史。
如何研究政治史——学会求“同”
政治史作为一门专门史，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地位”[5]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是有其联系的，因此我们学史应该要讲求“通”把握好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一贯性。“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事实来研究”[6]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力图还历史以真相。
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学会找“全”
研究历史人物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钱穆将中国的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其一，治盛世人物和衰乱世人物；凡逢盛世治世，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较小。至于衰世乱世，所出人物反而较多。其二，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类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事业做代表。这里钱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评判一个人物的伟大与否并不能只以事业为出发点，因为照上一类人物而言，若是乱世多出历史人物，那么他们生于乱世，必定在事业上很难与盛世的人物比较，但是却不能说他们不如盛世之人物。这里实则是为后人研究历史人物提出一个方法即将历史人物放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去评价，要跳出历史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评价历史人物切忌局限性。
其三，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中国历史上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亦备受后世人称道与钦敬，此乃中国之史心。其伟大之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
钱穆在讲这个类型的时候，是偏重于讲无表现的人物的，其实这类的无表现也并非全无表现，他们在事业上无表现却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他的无表现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表现啊，钱穆把这称作“大表现”笔者认为这样划分有无表现有点偏颇，亦有一点片面突出中国人物之感。
钱穆将这三种类型的人物论述得很清楚，在论述中也贯穿着“中国文化精神”这一个全书的宗旨，认为有其出现的必然性。
如何研究文化史——学会看“优”
关于这一讲，由于文化一词涵盖的范围实在是太大，故而钱穆在讲的时候也有所侧重，相较之前几讲，这一讲更注重了告诉读者方法这个层面。首先钱穆指出了 “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必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即我们若是想要讲文化研究得透彻，必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历史真实之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7]而后他提出研究文化必须要有哲学智慧。要学会求其异辨其同，要懂得从大处着眼，更不可只看到短处，更多应该从长处去看。笔者认为，钱穆在讲文化史中所提出的几个方法，值得深思，不仅仅是文化史，我们在研究整个历史的时候这几个方法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在这一个专题中，钱穆极力去批判妄图将中国文化西方化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深切的喜爱，对中国得历史充满了自豪感。
钱穆先生在那个世人都说西方好的年代，却能够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观点对他们的做法作出批判实则不易，虽然他在赞扬中国文化的时候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但是他的思想却似一股清泉，为我们研究历史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