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上最具奥林匹克精神的比赛是 “牛津与剑桥划船赛”。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之间友善而激烈的划船赛，已有100多年历史，有“世界上为期最久的体育竞赛项目”之称，充分体现了英伦“君子之争”的体育精神。2012年伦敦奥运之际，两所名校也成为旅游胜地。透过奥林匹克的光芒，世人重新瞩目英伦文化的深处，但见古老学府的学术薪火不息。
在中国文化史上，散文家陈之藩和小说家金庸与剑桥大学有着奇妙的因缘：两人皆是剑桥大学的博士。更有意思的是，陈之藩是当了美国大学教授之后到剑桥读博士，金庸则在中国多所高校有教授之誉后才到剑桥读博士。在取得名副其实的博士学位时，一个是成就卓越的电机工程专家和散文家，一个则是名扬天下的报人和武侠小说家。两位杰出华人与剑桥大学的“博士因缘”，堪称别致的文化奥林匹克精神。
陈之藩：在聊天中探索真学问
本报记者 李怀宇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名著《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英国绅士的中国情怀
陈之藩在剑桥最爱做的事是聊天。读《剑河倒影》，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之藩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正合刘禹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各门各类的人物的聊天，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风雨中谈到深夜》中，他写道：“很多有成就的剑桥人，对于在风雨中谈到深夜的学院生活，都有一种甜蜜的回忆。比如怀德海、罗素、吴尔夫、莫尔、凯因斯、富瑞，这些是在一室中聊过多少夜的一堆人。他们的行，全不相干，但他们却有一种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种味道影响到他们的名著的书名。怀德海与罗素的书叫《数学原理》，莫尔的书叫《伦理原理》，吴尔夫的书叫《政治原理》，凯恩斯写《货币原理》，富瑞写的是《艺术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为晚上聊天彼此影响出来的。”
身在剑桥，陈之藩已然是英国绅士的做派，但骨子里不时流露出“中国情怀”。陈之藩去看邱吉尔的出生地和墓园，在一幅典型的英国风景画中，他忽然想起小时念的祖父论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荡之秋，不有人焉，屈身为将伯之呼，则宗社沦沉，万劫不复。士不幸遇非其主，无由进徙薪曲突之谋。一旦四郊多变，风鹤频惊。”他连一个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说成邱吉尔。“当然英国的君主没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权。这里的‘主’可以解释成英国人民。我们看只要是英国岌岌可危时，邱吉尔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听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时，邱吉尔却总是从容授命，拜阁登台，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样的奇思妙想也许只有陈之藩才想得出来。
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
同样妙的是，陈之藩整天东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劝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针。他从未去打针。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谈起凯恩斯小时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针的那座楼的斜对面。陈之藩立时就去打针了。陈之藩显然对凯恩斯这位不世出之天才的见解十分心折，在发怀古之幽思时，陈之藩更生怀乡之叹：“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个剑桥，如果出个凯恩斯，也许生灵涂炭不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因为没有真正陶铸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果敢的决策与作为。”
有一回，陈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锁自行车的查理王子。陈之藩便同彼得讲了宣统在紫禁城里学骑脚踏车的故事，又继续讲了另一个故事：“那时候，电话刚发明，当然皇帝的皇宫里也装上了电话。皇帝想试试电话灵不灵，拿起电话筒来，却感到茫然；不知打给谁。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认识的人是曾听过一个杨武生的戏的杨武生。于是只有向杨武生家摇通电话，大喊：‘来者可是杨小楼吗？’”就在陈之藩大笑之时，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见解：“你觉得一个社会这样对待一个人，公平吗？”彼得举的例子是这位查理王子在每个学生都邀女孩子开舞会时，还未用腿走半步，刚用眼一扫，第二天即上了报。有汽车时，人家说查理王子招摇过市；骑脚踏车，却总跟来一群人，在旁指手画脚。“好像命运注定了该受寂寞的包围，寂寞像湿了的衣服一样，穿着难过已极，而脱又脱不下来，你说这不是社会在虐待一个人吗？”足证中英文化差别的微妙，并不是任何一方想当然便可体会。
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在陈之藩拿到博士学位的四年之后，金耀基去了剑桥大学，写下了《剑桥语丝》。中国人写剑桥大学的《剑河倒影》与《剑桥语丝》，为文学史上的“双璧”。陈之藩是电机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会学教授，都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多年后，两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成了朋友。
金庸对博士也有误解
1977年，陈之藩在麻省理工大学担任客座科学家，当时他所研究的是“人工智慧”。有一次，他偶然在大学图书馆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招请电子工程系教授的广告，决定回到东方。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的创系主任是“光纤之父”高锟，陈之藩后来也担任了系主任。其间，陈之藩与当时的研究院院长邢慕寰不断讨论博士学位的创立。
有一次，陈之藩给邢慕寰讲了一个笑话:“邢教授，你知道哈耶克有个表哥，就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而维特根斯坦的中学同班是希特勒，虽然二人并无接触，而这些旧闻都是我在剑桥时，学院饭桌上听到的！”
最终陈之藩和邢慕寰商议的收博士学生的大致原则是：“一、博士不是科举制度，并非训练学生作新进士状，说新进士语。最怕从前中国的科举八股遗传了下来。二、博士不是广博大才，无必修课程，也无需有合格考试，只要经过严格的口试。这一点像英国，像美国。三、博士不由本校的教授考核，而由其他大学教授考核，论文则必须在国际学刊上发表。这比外国的要求严格得多。四、博士既不是在大学作教授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足条件，只是一种参考。换句话说，博士与在大学里有无资格教书无关。”在三年后，电子工程系产生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首位博士。
当年学界流传着一个笑话：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有人甚至说，中国读本科所读的课程在国外可以读博士了。对此，陈之藩自有看法：“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我老想写一篇文章关于什么是博士，我带过好多博士，在香港带过，在休士顿也带过，在台湾也带过。博士就是所研究的都是小问题，就我而言，老师带博士最多是三个月，三个月后你就自个上路。科学研究到什么情形，请你继续研究，或者你研究别的问题，那也没关系。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一定不如你，你得跟我讲，一年以后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博士就是对这一个问题，当你发表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这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抄别人书，抄别人书你给我看什么？你也不用骗我，你骗不了，你骗我可以，你骗不了全世界的人。你发表出来就得给大家看，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这个问题，你骗不了人，你可以骗一个人，骗一个时代，但你永远骗所有人是不可能的。解决一个问题你是第一，这就是博士。”
在金庸的小说迷中，有许多海外的华人学者，当中有著名教授王浩—当年王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哈佛大学，只用一年零八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所在的大学，敲门自我介绍：“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你爱说中国话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侠？”陈之藩说：“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王浩说：“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两人争了半天，王浩突然说：“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
金庸：86岁的剑桥大学博士
本报记者 李怀宇
2010年，86岁的金庸考获剑桥大学博士。金庸的导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是剑桥汉学名誉教授。比金庸小15岁的麦大维说：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唐代盛世时期，东宫太子继承皇位制度，由开国的唐高祖说到唐玄宗，不单生动刻画了古代太子的礼节、职责、继位仪式及东宫的影响力，更透过整合正史、野史，分析太子继位牵涉的宫廷政治及权力斗争。
两个问题没通过
原来，金庸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的经过颇为曲折。剑桥大学先给了金庸一个荣誉博士学位。金庸却主动申请到剑桥大学念书，校方觉得很奇怪，告知金庸：荣誉博士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金庸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后来剑桥大学同意了。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要求金庸提准备写什么。
金庸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不同意这种讲法。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是专家，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金庸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那位教授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金庸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那位教授便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金庸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他到云南去，大理送了他一个荣誉市民称号，还送了一块地给他。金庸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位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金庸也不懂，这位教授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金庸说：“我也不懂藏文。”这位教授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硕士论文得到很好的分数
后来，金庸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从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金庸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那些教授说：“有没有证据？”金庸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现代，所谓真的历史全部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金庸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的。”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
金庸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本来他骑单车就很快过去剑桥大学，他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大守规矩。”所以要他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每次差不多要一百块港币。后来，金庸去一次，他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他家来教一次。金庸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意欲执弟子古礼下跪
拿到剑桥大学硕士学位之后，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金庸说：“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金庸的导师麦大维同意了这个研究方向：“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金庸认为：“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剑桥大学的规定，博士本来要到学校去念的，考虑到金庸的情况特殊：一方面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得到荣誉博士。教授委员会决定：金庸可以不在剑桥里面做研究。
金庸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并不是亲自到剑桥拿证书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是金庸的忘年交，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他在专栏中写道：“金庸修读剑桥博士，功德圆满，剑桥圣约翰院长杜柏琛(Christopher Dobson)拿着证书，从英国飞来香港，颁授给查先生。在香格里拉酒店，开了一间 VIP房，查先生的论文导师麦睦邻( David McMullen，按：香港译法)一家都来了。夜七时半吉时，颁授仪式开始。我们搬了张椅子，让全副学袍的剑桥院长坐下。几个人鼓掌，当做鸣礼炮，然后查先生穿上博士袍恭领文凭，意欲执弟子的古礼下跪，众人笑而制止。院长以拉丁文，宣布查先生修读期满，成绩优异，成为剑桥荣誉院士和文学博士。众人大喜，即刻开香槟。其后主人家引导入席。院长用英语发表讲话，说剑桥从来不在海外颁博士学位的，因为金庸先生成就卓越，所以破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