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从工具主义观念出發,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提出了语言的作用和语言的意义学说,反对构造抽象的形而上学,具有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特征。杜威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丰富了世界哲学的研究内容,体现了实用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主张用意义理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现代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的作用;语言的意义;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087-05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把实用主义思想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实用主义在美国迅速传播。他虽然不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却比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或詹姆斯(WilliamJames)發挥了更大的作用,在美国哲学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达数十年之久。杜威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把语言哲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反对构造抽象的形而上学,主张研究语言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他提出了语言是人们社会交往、表达思想和观念的工具。他把意义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的意义,另一类是实在的意义。由于语言的意义来自实在的意义,因此研究实在的意义必须研究语言的意义,而语言的意义同语言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一、语言的作用

1.语言的工具性。杜威认为,语言最重要的作用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工具性,经验主义者和传统的经验主义者都忽视了语言的工具性,而事实上语言作为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定意义、创造意义,实现人们的理想,满足人们的需要,促进人们的思考。语言作为表达思想和知识的工具,發挥着媒介功能。在杜威看来,语言运用的突出现象就是语言的工具性。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与其他一切工具一样,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就是显现它们的功能,只有当语言的“声音在一种互助和指导的具体关联之中被运用时,它们才变成了语言”。语言活动如同思想活动一样,不只是机械性的活动,语言活动的工具性作用与环境直接相关与思想活动相一致。

2.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杜威认为,思维是用来应对环境的工具,反思是对环境的间接反应,而环境对语言的影响类似遗传对语言的影响,两者缺一不可。他说:“遗传关系与环境关系在语言的场合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用来产生分音节的声音的發音器官,如果他没有听觉或别的感官,并且在这两种器官中没有任何连接,那么,力图教他说话纯属浪费时间。”可见语言与基因和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与环境的作用是相互的,环境影响语言,语言也影响环境。人们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借助语言的力量,把人们组织起来,改造环境,同时又激發起人们对未来的种种联想,是“语言作为指导行动的手段,可以激起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中我们在一种特别明显的方式下享有有关的这个事物”。

3.语言的交流作用。语言的作用在于交流、使用或运用。事实上语言从诞生之时起始终与交流、使用相统一。语言的交流作用还在于推动事物的發展。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和共同参与性,决定了人类生存活动的目的性和构造意义的活动,因此,在追求生存价值的活动中就必然要求用于表达思想、统一行为的工具产生,即语言的产生和语言的运用,發挥着交流推动作用。语言交流的推动作用是影响,即通过对愿望、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影响他人的行为。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所谓有用就是满足需要,人类特有的需要就是拥有语言,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和欣赏事物的意义,推动事物的变化,而科学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通过语言的中介把握事物的意义。

4.语言的联系性。语言的作用还表现为联系性,用它紧密地联系社会,使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团体。如杜威所说:“语言至少是在两个人之间表现出相互作用的一个方式:言说者和听者。它要预先承认一个组织起来的群体,而这两个人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并从这个群体中获得它们的语言习惯,所以它是一种关系。”语言体现的是人们相互联系和参与的关系及沟通的关系。由于人们使用了交际的工具—一语言,人们就能够联系起来参与社会活动,实现合作,是语言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存在于沟通和交际之中”。语言的作用就是用它联系社会和群体,形成有组织的合作,形成契约关系或团体,朝着他们的生活目标进行生产和生活。

在杜威看来,传统语言学家只注重研究语言的原则或范畴,研究认识对象本身,忽视了语言作为工具的性质和实际运用的效果,造成了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杜威强调,观念、思想、理论其实是一些假设(assumptions),既不是先验主义所说的先天的理性原则,也不是反映论者所说的那种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而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实际目的而创造的工具。杜威的实用主义语言观与传统哲学的语言观不同,他注重语言、观念、思想、理论的实际效用,用语言、观念、思想、理论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实际效用作为标准,判断价值和意义,它们只存在是否适用或不适用、有效与无效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问题。杜威反对传统哲学家把理论看作永恒不变的真理,而主张把一切语言的、理论的、观念的都看作人们在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看作在实践过程中可以修改以致全部推翻的假设。这就是说,语言、观念、意义、概念、思想、学说、理论体系,都是改造环境的工具。杜威的实用主义语言观比以往的经验主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杜威的语言作用观,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精神,突出了语言的实际作用和功能,强调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离不开语言的使用,这使得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沟通作用成了语言的最重要的作用。

二、语言的意义

1.语言的行为意义。语言的意义在杜威看来与思想活动相统一。思想最主要的媒介和载体就是语言,语言的意义与思想活动紧密相关,是思想活动具体地体现在语言中,表现出思想意境和语言的行为意义。语言的行为意义作为意蕴被固定之后,便在想象中被管理、操作和不断实验。无论是系统的逻辑语言,还是人工语言,它们都具有行为意义,即能让人们在想象中不断地發现或产生新的意义。“一切语言、言语或书面语,不仅是一种机械的發音习惯,而且表达了一些使这个说话的人感到新奇的事情。”语言的行为意义不只是心理学上意义的实证,更为重要的是语言行动上的实证,行动、行为和实验操作使人们真正理解了语言意义的出發点,“人们如果要确定反思的价值和标准,那么就应当有明显的行动”。这就是说,行动决定了语言的意义。

2.语言的暗示意义。杜威认为,语言的意义是一种暗示或假设。思考的结果是事实和意义之间的往复运动。事实是反思的材料,伴随事实的是意义的提出,意义提供了一个精神场所,“一个理智的立足点”,人们的思想活动就是从事实到意义,又从意义到事实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而这一意义的最后形态就是某种暗示或假设。语言的意义虽然是暗示或假设,但暗示或假设的东西不是完全确定的,为了确定意义,人们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操作活动来证实意义,验证语言的内容,把被证实的信念和言之无据的观念区别开来。这样,通过思想的操作和逻辑的规范及实证的检验表现出语言的意义。

3.语言的理解意义。语言的意义与理解密切相关。杜威认为,没有理解就没有意义。如一个人突然喊道“纸!”(paper)如果人们不理解“纸”这个词的意义,那么“纸”就是一个噪音,它就没任何价值和意义。在此,“不理解”与“没意义”是等值的。如果人们理解了这个词,并且懂得它的意义,那么这个声音就是“送报纸”的意义。理解可以区分为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两种类型。当人们听到“纸”这个词,立刻会把握它的意义,但可能不知道它作为整体使用的意义,需要从词的具体情境中加以理解,因此人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不能脱离语境。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是相互作用的,“我们的智慧的生活就是由这两类理解的特别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当人们为了获得事物的意义时而进行的反思,必须理解把握与之相关的事物,储存已掌握的意义,否则,无法做有意义的思考和价值判断。

4.语言的实证意义。语言的实证意义是通过语言意义的操作和实证过程体现的,并以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为基础。直接理解要以间接理解为基石,后者是前者的出發点;间接理解则要服务于直接理解。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人们才把握了语言的实证意义。对语言实证意义的理解,必须把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协调统一。这是理智进步的标志,如杜威所说:“我们的智慧的进步在于直接——从技术上叫做把握——与间接的、中介的理解——从技术上叫做理解——的协调”。杜威的语言意义学说,把意义的定义和理解的过程包含着意义的操作和实证的过程。对事实的把握和概念意义的理解,不能离开反思,“每一次反思都在它之后留下了一个双重的后果。它的当下的结果是对一个情境的直接的重新组织,这个重新组织在它的固有意义的内容中赋予了新的成分。它的间接的和智慧的产物就是对一个意义的定义,而这个限定是以后探究的一个源泉”。

杜威把反思概括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五种形式:一是暗示,二是提出问题,三是臆说,四是推理,五是试证。杜威关于语言意义的学说可归纳两点:(一)意义是由暗示而来,对意义和语词进行操作从而达到意义的中介。(二)意义的揭示最终要求助于人们的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行为,科学活动的最后步骤就是证实。

三、当代意义

杜威的工具主义语言观的当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杜威的语言意义学说是以他的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为基础的,具有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的特征。他对语言作用意义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杜威的语言工具主义反对抽象思辨的传统哲学理论,主张哲学与生活相一致,语言与语境相符合,强调语言、思维的实践性和实际意义,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的生活和思想具有首要的意义,而人的活动又是通过语言行为和具体的行动改造世界,通过实践给事物以价值和意义。人的价值、思想和学说的意义在于人的活动(包括以语言为媒介的交际活动)所造成的人自身的实际变化,行动和效果是检验一切的标准。杜威的语言意义学说突出了人的主动性、实践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语言意义理论是语言分析哲学的中心内容,语言分析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和符号的意义问题,语言哲学的分析就是研究语言表达知识的作用,研究表达准确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语言和符号,以保证用来表达科学知识的语言是有意义的语言。杜威的语言工具主义就是用对语言的分析代替传统的本体论的研究,用研究知识的表达形式代替对知识论的研究,表现出与传统哲学不同的哲学發展的新观念和新阶段,以防止无意义的东西混进科学,發现知识表达可能存在的矛盾、混乱和不准确的方面,从而保证科学的研究具有纯洁性和严肃性。

2.丰富了价值哲学的研究内容。杜威继承了皮尔士的语言实用主义思想,主张用意义理论解决或消除传统哲学问题,因此,哲学应关心的是做什么和怎样做,做什么才有意义以及怎样做才有意义。杜威强调研究语言与事物的关系、语言与人的思维关系、对于人的实际活动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意义和价值问题。在杜威看来,“哲学首先要跟价值——跟人为之而行动的目的發生关系”,同对人的语言意义的研究,可以促进人的行为与取得预期效果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探索语言的意义与实在的意义的关系,对于人们面向现实,正确认识环境和反思人的行为、认识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与实践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威的工具主义语言观把实效和价值作为区分语言、思想、事物有无价值和意义的标准,在事物本体性质和价值性质的关系上,强调以价值或意义为中心。因此,他的实用主义语言哲学是一种价值哲学或意义理论。杜威对语言作用和意义的研究,丰富了价值哲学的研究内容。他强调方法、实证、检验对于实践目的的重要性,关键在于科学的方法,讲求方法和工具的选择要针对具体的问题和环境,选择实用而有效的工具和方法,要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和环境的变化为转移,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也体现了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要求人们弄清科学的基础是什么,包括普通的常识和具有理论体系的科学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由语言符号来表达的。语言符号是知识存在的方式,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是否具有科学性,都表现在语言符号的存在方式上。因此,研究知识、科学性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性质,必须研究它们的语言符号的表达方式和意义及实证过程,以摆脱“基础危机”。科学知识的“基础危机”是在把知识逻辑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在分析已有的知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表达的过程中被揭示的。杜威的语言工具主义有助于把知识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突出知识为人服务的工具性,以及知识论证的五种形式;说明知识必须以事实来证实,知识与证实不可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也期待着实证。从研究知识的表达方式、研究知识的性质,确定知识的价值,丰富了价值哲学的研究内容。

3.促进了分析哲学的發展。现代哲学是分析哲学的时代,语言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發展的第三次革命。杜威的语言工具主义用语言分析代替本体论的研究,丰富了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对逻辑实证主义、现代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都有重要的影响。莫里斯(C.Morris)进一步把实用主义的语言意义理论發展为“语用学”,莫里斯认为,“语用学”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了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和米德等人的成就在指号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说:“语用学是指号学中有关指号的起源、用法和效果的方面。实用主义者,作为哲学家,普遍强调这个领域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把‘语用学’引进现在的指号学的术语中。”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改变了分析哲学的發展方向,强调必须转向实用主义。刘易斯(Clarence ErvingLewis)的“价值论实用主义”,强调价值评价,把价值判断作为衡量事物有无意义的标准,而这一标准需要实证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若能正确进行价值判断,就有利于幸福生活的实现,而语言则是价值判断的基本形式,依赖于心灵对经验进行分析、评比,从而指导人们的行动。

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认为,一切理论学说或假说都必须建立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或实验相统一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或操作分析,这不仅能有效改变人们对概念的准确理解,还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思想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此彻底改变那些未经过实验检验的理论假说,彻底改变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理论学说成为人们行之有效的思想工具。这意味着如果把实用主义的操作分析方法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将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以澄清理论学说包括概念、术语的模糊性认识。古德曼(Nelson Goodman)、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逻辑实用主义”以及罗蒂、伯恩斯坦的“后现代主义”等,都与杜威对现当代哲学的影响有重要的关系。

4.体现了社会教育价值。杜威的工具主义把语言作为社会指导的手段,强调语言“其重要性无与伦比”。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只有回归到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才能借助语言建构有社会教育意义的体系,包括政法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等,以此说明人类生活的一切交往活动无不是通过语言的中介实现其目的的。学校是师生通过语言的中介完成了学业教育,启迪了人生,教化了思想,哺育了心灵,确立了信仰,超越了世俗,培养了人才。语言为教育提供了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工具,人们是通过使用语言这一工具不断地反思文明,实现教育的目的、改革教育制度,最终实现人的价值和创造性。语言的生成过程是实验性的教育和学习的过程,“学习,它的正确含义不是学习事物,而是学习事物的意义,而这一过程就必须包括符号的使用,或者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必须包括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交流活动实际上如同实验室中的实验,既培养了人的探索科学的精神,也塑造了自我,是语言把自我和社会伦理和责任统一起来,实现了社会教育的目的。

语言的社会教育价值既体现了人类社会通过语言建立社会文化关系的过程,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世界的转化关系,显示出语言的教育价值。在社会合作和生产过程中,人们通过语言的中介实现了改造社会和自然的目的,显现出语言在合作和契约方面的重要性,激發了人的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充分表明了语言意义的教育价值。

当然,杜威的语言意义学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杜威重视对语言的实用分析和经验分析是正确的,但忽视对纯语法、纯逻辑的语义分析难以说明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另外,杜威否定了事物意义的客观性,也就从本质上否定了语言意义的客观根据,这使他的学说滑向了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难以说明语言意义的社会性和人类社会交往关系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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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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