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欧亚所国际组织研究室主任胡键在近期的《社会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评析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观点，也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键认为，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假若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手段是中性的，谁都可以使用。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那么，中国模式具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因而中国模式的意义就应该主要是在中国自身，即便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也是通过对中国自身的影响而对世界产生间接的借鉴作用。如果把中国模式的意义集中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之上的话，那么，那些经济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在金融危机之下经济陷入困境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可以采用这种模式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正是西方散布“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西方散布“中国经济威胁论”，最初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而经济规模大又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而实现的。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也表现在对外贸易之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对外贸易大国，但中国的外贸优势在于价格低廉，从而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都产生直接的冲击。然而，最近几年来，西方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开始转向“中国模式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就使中国越来越具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经济发展模式的可能，从而使中国产生更大的“傲慢”。不过，赞同中国模式的学者有一个共识：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发展战略。
二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在特殊文化背景下、在特定国情下形成的、只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还是不分文化背景、不分国情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战略?如果是前者，那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模式就只能适用于中国。现在西方越来越担心中国模式会成为西方模式的威胁，担心中国把自己成功的发展模式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尤其是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在不少国家包括部分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所以，西方感到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现实挑战已经不可避免。中国政治模式的超常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优势，更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实际上，西方主观上有意把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模式“被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沿着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并不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共识”。
三是中国模式究竟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勾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假若中国模式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最多是一种经验性的启示，而且这种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应将慢慢消退。假若中国模式既是对过去三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未来发展的蓝图，那么它就具有长期的效应。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把三十年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中国模式”，是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概念可以概括。“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概念，有不少学者在使用，但这些概念的内涵显得太小，不足以概括过去三十年这段历史的丰富实践及其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发展滞后；而是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在创一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模式就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还将创造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
四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还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那么中国模式是封闭型的；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那么它就是一个扩张型的模式。显然，两者情况都没有真正揭示中国模式的意义。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中国模式的意义就体现于，既要着眼于内部的发展，又要兼顾外部的拓展，但主要目标是内部的发展。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模式的责任。中国模式是中国实践的产物，它必须回应中国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内部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现象，改革、发展、稳定仍然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发展进程的三大战略性问题，而发展则是中国的重中之重。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关联性使中国的发展又必须关注外部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内部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不得不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与自身身份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从而有效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利益。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内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作为中国内部发展的模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治理。
胡键指出，中国模式还不完善，它需要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必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的基本骨架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在基本骨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而在内容上、机制上不断创新。
(李小贝)
“日本灾难”引发的哲学思考
西安交大哲学教授张再林近日在《世界哲学》网络版上发表文章，对日本地震引发的灾难进行哲学反思，他指出，这一灾难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是人类亲手为自己植出的难以下咽的苦果。
张再林说，这种人祸与其说是人类自己酿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不如说是人类自己酿制的生态危机，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致命的危机。如果说面对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人类还可以自我治愈的话，那么，正如日本这次核危机表明的那样，生态危机以其不可逆的毁灭性的危害几乎弹指之间就将人类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因为，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生态灾难，都要由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全部生灵来共同承担和买单。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面对日本灾难，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搁置民族世仇而捐弃前嫌，人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他们之间是如此的患难与共、休戚相关。
其实，这种由核电泄漏引发的生态危机爆发在日本，其看似偶
然，而实属必然。一个极度崇尚、痴迷于“经济成功”、“工业奇迹”、“技术力量”的民族，必然要为这种崇尚、痴迷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因此，当“日本制造”风靡全球之时，实际上就已经为其后发的生态危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当日本民族成为巨无霸的“经济恐龙”之际，同时也就为其拉响了在地球上陆沉的警笛。于是，出乎尔反乎尔，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一度傲视群雄的日本一变而为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日本；一个加班成瘾的工作狂的国度被透支得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一个长期衣被着工业力量“世界第二”光环的民族，一个自命为最勤奋、最敬业也最争强好胜的民族，在为他们的巨大努力、无比执著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其命中注定是一个背负着人类历史悲剧的民族。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悲剧最终是由美国人的原子武器所一手制造的话，那么，这次悲剧虽同样重创于原子武器，但上面却贴着日本自己制造的标签。
因此，痛定思痛，当我们反思今天的日本灾难的时候，有必要也反思一下今天的整个人类，和日本人一样同样盲从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个人类。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人类是否有必要如此追求工作的高效，是否有必要如此拼搏于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否有必要如此醉心于无比奢侈的消费。
这次日本灾难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不是诸如核能安全此类的技术性的考量，而是有关人类生存发展的取向和方式的战略性的思考，即真正的哲学性思考。而这种思考将最终必然导致我们人类哲学观念的根本转型、根本更新。它使我们意识到，海德格尔当年关于“拯救地球”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一如海氏所断言的那样，现代的工业科技文明正在使地球变成“一座巨大的行星工厂”，其结果必然使人类“无家可归”，而这种“无家可归”不正是在这次日本核泄漏所造成的数量急剧攀升的灾民大迁徙中得到见证了吗?同时，它还使我们意识到，今天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唯科技主义的膨胀的高度警惕也并非杞人忧天，正像人们在这种日本大震所看到的那样，随着一座座核电机组上空接踵冒出的令人惊恐万状的火光和浓烟，随着日本技术显贵们面对核泄漏是那样的手忙脚乱、回天无力，现代人类所坚信不移的“科技至上”、“人定胜天”的理念，显得那样的不无滑稽和难以自圆。
张再林说，也许，在这种反思中，中国哲人老子、庄子的思考在今天可以真正地派上用场。他们对天人和谐的原生态的人类文明的向往，他们对人类中心和人定胜天的工具理性的抨击，他们所秉持的顺任自然、无为不争的生命理念，他们所提倡的不尚奢华、不无质朴的生活态度，所有这一切思考虽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头脑，虽被一些人讥为有“开倒车”之嫌，但在今天重温起来却依然是那样的令人备感亲切，以其醍醐灌顶，以其一语成谶，使其为执迷不悟于工业科技文明的现代人类提供了一付真正的解毒剂，和真正的警世恒言。
(张细兵)
“民工荒”的背后
近日，社会学家贺雪峰在“三农中国”发表文章，分析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民工荒”的原因。他指出，沿海工厂既不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又不降低招工的标准与要求，这是导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贺雪峰说，最近几年，除2009年外(2009年春节是最近几年中唯一一次没有媒体报道民工荒的春节。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并导致部分工厂停工，农民工就业成为问题)，几乎每年开春即有关于民工荒的报道。今年更甚，不仅沿海发达地区有了民工荒，而且报道说中西部地区也有民工荒，地方政府甚至大打感情牌，以将民工留在本地。
一方面关于民工荒的报道铺天盖地，一方面，全国九亿农民，真正外出务工的不超过两亿，至少还有数以亿计可以外出务工的农民却未外出务工。民工荒，民工工资就应上涨，工资上涨，就会吸引更多农民外出务工，从而有更多农民外出务工。奇怪的是，这个过程好像并未发生。
这是为什么?
贺雪峰说，2011年春节前一个月，他到发生民工荒的核心地区广州番禺调研，这时还没有发生民工荒，因为民工还未春节返乡。走在珠三角大地上，可以看到字迹已很陈旧的招工广告，大都写有：招收18－30岁，身体健康，女工，月薪1500－2000元，等等，大都对年龄有相当严格的限制。番禺比较偏远的榄核镇，经济虽不发达，但也办有不少工厂，全镇约有一半的农民在当地工厂务工，遗憾的是，当地超过四十岁的农民要想在本地获得务工机会竟也是很困难的事。
三十岁左右的番禺农民在本地工厂务工，月收入大多在1500元，他们的收入甚至不如外来农民工。原因很简单，外来农民工更能吃苦，更愿从事脏、累、苦、险、重活，而本地人吃不了这个苦。更重要的是，外地人普遍加班，一个月2000元收入，是以每月休息2天，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换来的，本地人希望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0小时，收入因此赶不上外来农民工。
事实上，沿海工厂需要劳动力，是有相当苛刻条件的，这些条件如年轻(18－3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愿加班，等等。工厂招收农民工，仅仅是将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机器。
实际上，即使如此，看起来的民工年年荒，其实也只是春节才荒，这个时候的民工荒，是因为农民工在工厂的劳动不能累积(即劳动报酬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农民工换个地方碰运气的成本就极低，他们返乡过春节，之后再到哪里还得再想一想。他们也要趁春节与父母子女团聚片刻。工厂希望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农民工一天春节不过，都留在厂里生产赚钱。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到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及待要开工生产，这个时候，“民工荒”叫得山响，好像到处都缺农民工。实际上，再过十多天，随着农民工大量外出，民工荒的企业很快就招到人手，很快就提苛刻的劳动条件，很快就又将农民工当作机器对待了。
民工荒，仅是春节时的正常情况，因为沿海工厂并不为农民工提供真正保障，农民工年节要返回农村家乡，再外出则要考虑下一步的务工方向。
贺雪峰还分析了民工荒的各种社会背景。他说，民工荒的起点是2003年国家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提高粮价，并继而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没战略的时候。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减轻了，粮价提高，种田有利可图了，新农村建设，国家投入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农村生产生活的条件改善了。在家务农，一年可以有万元以上收入了。在家务农，农业收入加兼业收入，赚不了大钱，开支却少，年年有节余，小日子过得蛮好，因此，农民就有了一个不外出的选择。沿海血汗工厂(2003年到苏南一个工厂调查，农民工一月工作时间累计
竟达510小时)不提高工资，不改善条件，农民就不外出务工了。
这样一来，民工一荒，工资略涨，劳动条件也有改善。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上涨，其中推高城市生活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尤其让人深刻印象)，一方面使进城务工生活成本增加，一方面使务农收益增加，这两个增加，就使农民工期待更高工资和更好务工条件，也有更多不外出的选择空间。2010年农民居民首次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是一个好消息，这也是今年出现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工不外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出获得务工收入往往是以家庭分离为代价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甚至留守丈夫，都是因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致使农民无法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仅在春节，一家人才有几天时间团圆。调查发现，甚至有相当部分农民工数年不回，因为一年打工的钱，回家一次就花掉了。回家太不容易。而这个时候，沿海工厂急需农民工，农民难以在家久留。留守已成为农村致命之痛。农民宁愿在家务农，收入少些，但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
在家务农而不外出务工，可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这对农民家庭来说十分重要(对任何家庭都十分重要)，但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显然太少，因此若可以在务农的同时，又在附近务工，或家庭成员中有人务农，又有人在附近务工，这样就同时有务农加务工收入，又有完整家庭生活，这样的状况就比较理想。
如果工厂就建在农民家乡，农民务工不出省，甚至不出市，从务工的地方回家很方便也很便宜，则这样的工厂就会大受农民工的欢迎。或者说，沿海工厂搬到中西部农村，这些工厂不只是好招工，而且简直是做了不让农民“妻离子散”的慈善事业。当前中西部也有工厂，农民工也在当地务工经商，不过，直到今天，中西部务工工资还比较低，工厂条件还比较简陋。尤其是地方(县市)就业条件(主要是工资收入)很差。随着中西部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产业梯度转移，农民在不远离家乡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工厂务工，则于农于工，都是大大的好事。
实际上，不仅仅只是由市场来决定产业转移，国家也应有政策支持，因为沿海地区发展本身就是国家政策支持的产物。国家决定支持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就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几乎是永恒的动力，而且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兼顾家庭与就业的选择。
贺雪峰说，在今天貌似出现民工荒时，又有人出来说应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取消户籍制度，鼓励农民永久居留城市。这种说法的核心是要将农民无产阶级化，让九亿农民为中国血汗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样想法好是好，只是，当九亿农民都已经不可逆地“被”进城了，他们又不能在城市里体面生活下去，作为人的农民，就随时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的定时炸弹。
在农民可进可退，进可攻退可守的情况下，中央通过调整农业农村政策，和调整产业支持政策，将是否外出务工，是到沿海务工还是本地务工的选择权留给农民自己，这样就可以在中国的城与乡、农业和工业、沿海和内地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这本身岂不是大大的好事?
(卢斌)
许纪霖认为自由派思想1990年代后失败
学者许纪霖日前在答问时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从理论角度而言，是新左派大胜，自由派大败。为什么这样说?汪晖如今已经国际化了，国外都想听听来自中国的不同声音。但自由派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自由派主动放弃了理论战场，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去争取“微观维权”。不与论敌在大的问题上纠缠，而是针对具体的、特殊的微观事件，点点滴滴争取人权，有点像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这样的策略改变，一方面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宏观理论上自由派更加苍白。
许称：1980年代大学的氛围，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私人空间很少，连谈恋爱都很拘束，与女同学稍为接触多一点，支部书记就会来干预。但是1980年代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竞选人大代表、模拟审判、讨论国家大事、上街行走……热闹极了。1980年代有一种后“文革”的氛围，“文革”中的红卫兵精神转化为一种“后理想主义”，从“奉旨造反”转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开放。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大视野、大思路、大气魄，这些都是1980年代人的精神特征。这种1980年代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可以说我是一个“1980年代之子”，至今的思考、写作依然保持着1980年代的风格。
1980年代不过是“文革”年代的世俗版。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时代看作一种红色宗教，类似革命乌托邦的宗教时代，具有一种神圣性，那么1980年代不过是这神圣性的世俗版。1980年代去掉了毛的神圣性，但重新赋予启蒙、现代化以某种神魅性。中国真正的世俗化要到1990年代之后才完全展开。
许指出：自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到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中国民间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狂飙。民族主义狂飙是一个内部非常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有文化认同的需求，也有中国崛起的诉求。而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之中比较右翼的极端形式。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启蒙的主题之一，但启蒙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如今这股国家主义思潮则把国家作为自身的目的。随着“中国崛起”呼声的日益强烈，国家的确成为这几年中国思想界的核心。
西藏和新疆，牵涉到中国是否会解体的问题。就像晚清一样，一旦中原政权衰弱，首先面对的还不是社会的压力，而是周边要求独立的问题，西藏、新疆、香港、台湾问题都会冒出来。从历史来看，它们都很边陲，都是以依附性的方式投靠中原政权。然而，自秦朝之后，中国又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分裂是不好的，统一绝对是好的。一旦这些地方要闹独立，哪怕中原政权已经实现了民主制，绝大多数汉人还是不同意让西藏、新疆和台湾分离出去。为了迎合选民的需要，民主政权同样会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分裂主义者，以宣示主权，整合国民的意志。
许最后说：自由派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民族叙述，但现在自由派根本不注重这个问题。民族问题本身是敏感的，不管你的立场为何。不要以为靠一套民主的架构，就可解决所有问题。像西藏、新疆、台湾问题，如果自由派没有一套自己论述的话，未来可能会成为孤家寡人，会被边缘化。我也没有灵丹妙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由
主义者不要把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单地化约为自由、民主或公正问题。自由派不应该忽略心灵秩序的重建、国家的建构以及帝国与文明这些似乎是自由主义议题之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自由主义者向来比较冷漠，好像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甚至觉得民主实现以后，都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事实是今天这些问题一个个都在敲门，我们能够拿出与国家主义、新左派对抗的方案吗?自由主义如果要担当大任，就不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缺席和沉默。在思想界，说到底就是争夺话语领导权。中国自由主义的话语领导权不能说根本丧失了，但因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缺席，不回应、不理论、拿不出方案，其话语领导权正在一点点流失。
(萧三木)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一个卑污的世界
青年学者吴冠军在《东方早报》发表关于大卫·哈维的新著《新自由主义简史》的评论，继尔引申出对当代世界的批评。
吴冠军评论道，在福山提出历史终结之后仅仅十三年后，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在我们处身其内的这个“世界”中，人非但没有获得绝对知识、达至完美国家，相反，在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欺骗与唯利是图的“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体(世界)被一步步拖向危机深渊(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哈维给予福山眼中的终极国家的名字是——“新自由主义国家”。
今天的“世界”，处处透着卑污。譬如说，如果我们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议，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关于基因、物种、血浆的那些基本材料，皆已归属私有财产；换言之，我们身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明文规定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又如，万年伫立的河流山川、千年遗留的历史古迹，现在都作为“奇观异景”、“旅游胜地”而被明码标价；换言之，自然乃至历史一文化形态，全部被作为可贩卖的商品来牟取暴利。与之伴随着的，则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历史遗迹不断被破坏……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原始积累”的残忍行为，如今已经升级成为“掠夺性积累”。
今天，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经远离生产性活动，而纯粹是被用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各种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的货币资金。这就是斯特兰奇所说的“赌场资本主义”——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同推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无关，而只是进行单纯的投机行为。在新自由主义格局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就当下金融体系里的主要活动。
哈维著作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成就”，并非生产和提高世界的总财富，而是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而“对于那些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来说，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只能盼来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这个重新分配的操作，并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即使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救富不救贫。小布什政府的“再分配”举措，从来“是向上分配给大型企业、它们富裕的行政总裁们，以及它们的金融或法律顾问们，代价却是牺牲穷人、中产阶级，甚至普通的持股人(包括养老基金)，更别提将来的后代了”。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大批大型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崩盘；当一批又一批银行家、金融巨头跑到行政官员那里求助后，美国政府决定豪掷七千亿美元来救市；这是自八十年前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然而一出台就遭到大量民众乃至政客的反对。被集中质疑的是：为什么进一步要普通市民们(即纳税人)掏腰包，来拯救真正需要负责任的人(即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那些大银行家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来救自己，而民众却在经济危机中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那样的话，金融机构可以更不负责任：有了政府国库这个大保险，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高风险的投机利润，出了事则可以把灾难性的损失转嫁给现在和未来的纳税人。
然而，对“新自由主义国家”而言，这种变态的救市方案确是必需：如果那些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全都完了，整个金融系统也就彻底崩溃了，随即是大面积的企业破产，更多的民众失业、消费收缩，附带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纳税能力大幅降低，从而使国库空虚，引致国债增加、“印钞机”大开或国家破产……因此，大金融资本家们必须不倒。即便国家的救市只会使得金融家们以后可以更胆大妄为，但却是必须把钱砸给这批富人，确保他们不能都玩完了。于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变态逻辑是：为了实质性地帮穷人，就不能直接救助穷人，而是把钱拿去给富人，只有他们继续大发其财、金山不倒，穷人才能获得相对而言较为长期性的生活保障(华尔街一倒，一般工人更没好日子过)。因此，尽管晚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正逐渐复苏起来，然而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这个变态“怪圈”，迟早会在一次不可收拾的全面危机中，把整个“世界”吞没。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标识了资本主义系统的末日——它走到了自身的尽头，或者说，走到了自身的反面。哈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称，“一场强而有力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反倒比资本主义阶级力量更有可能拯救资本主义”。
今天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富人们真正担心的，并不是金融危机：尽管一部分人可能要破窗而逃，但挺住的那些人却可以通过经济崩溃而继续获利，更何况还有国家在后面进行着“义务输血”……就算真的有一场不可逆转的全面危机爆发，也是首先“吞没无权之人与毫无疑心的人，而精英则早就准备了逃命方舟，起码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活得很好”。他们真正担心的，乃是政治运动——没收财产和革命暴动；换言之，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借用姜文晚近电影的标题一“让子弹飞”。现在，这些人已可以指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精密军事装备，来确保自己的“自由王国”免受“侵入”。
这，就是福山所谓“终极治理形式”的真正面目。这个治理形式继续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然而，哈维毫不客气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撒谎。“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治理形式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在种种冠冕堂皇的话语中，“自由”的实际意思往往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换言之，“自由”仅仅意味着，取消对“掠夺性积累”的一切制度性阻碍。是以“自由只是个代名词”，“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哈氏的结论是，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美好大词，尽是意识形态的谎言，而各种各样深重危机(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的轮番侵袭，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倚赖的普遍性修辞底下的欺骗性，已无法再用“美好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为名来继续掩盖。
(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