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灵魂，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命题，并引出“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三个核心理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汲取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内容。
关键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交流融合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2－0191－03
近代以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尽是糟粕，特别是中国传统伦理和道德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东西，已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因素，应该“彻底打碎”，实行“全盘西化”。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倾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天人合一”、“人道精神”，只有它才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这种中国文化还可以拯救西方“天人对立”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可以纠正西方文化的偏失。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有机融合上来明确方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视
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经验、也有教训，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无法割断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已深入到这个民族的心中，溶于这个民族的血液里，它是中华民族和国家生存发展之“根”和精神支柱。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儒、道、法等诸子百家的争鸣和相互撞击中不断发展的。正是在这种互相影响和牵制力量的推动下，思想文化蓬勃发展，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古代文化的主题是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而非自然知识的体系化。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提出了中国文化由三个基本命题所构成的三个基本理论：真——“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宇宙人生论)；善——“知行合一”(内在超越的境界修养论)；美——“情景合一”(内圣外王的政治教化论)。这种提法很有概括性。所谓“天人合一”，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是讨论天人关系的学问和探求世界统一性的问题；所谓“知行合一”，主要解决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人应该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们社会道德标准和认识原则问题；所谓“情景合一”，是要求解决文化和艺术创作中人与其创作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方方面面。在这三个基本命题的关系中，“天人合一”是最根本的命题，它是以人为本的宇宙统一发展观；“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是由“天人合一”这个根本命题派生出来的。
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要追求真、善、美这三个“合一”呢?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文化不偏重于外在世界的认知追求，而是重视人自身的价值追求。“天”和“人”是统一的整体，在宇宙中只有人才能体现“天道”，“人”是天地的核心，人的内在价值就是超越性。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如何做人。做人就是对自己有规范性的要求，达到这三个命题有机统一的人就是圣人。在古代圣贤们看来，“做人”是最不容易的；要做到自己与自然界、社会、他人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就更加困难。这种“做人”的学问，就是孔子所倡导的“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也就是张载所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人生境界。这种“做人”的理论在道家思想中也极为深刻。《史记》中曾记载孔子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教诲孔子说：君子得其时，就可以出来做官，不得其时，应该隐居起来；做生意的人，经常把财宝深藏起来，好像没有钱财一样；智慧超人的君子，外表好像愚笨的人一样；身体健康的人，应去掉骄气和奢望。老子告诫人们做人、做事应该“顺应自然”，要“无为”、“不欲”，认为“不欲从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
如果给中国古代文化一个现代意义的定位，那么，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引发出中国古代文化的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理论：“普遍和谐观念”，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政治教化论。
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老子同西方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哲学家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古代文化的创始人对真、善、美的看法不同，但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西方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探讨的真、善、美则主要属于自然知识系统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套人生哲学，所注重的是追求一种真、善、美的境界；而西方古希腊文化则是要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进而去论证真、善、美的价值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可以说是追求一种精神的“觉悟”，而西方古希腊文化则主要致力于是对客观“知识”的探讨。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及融合
中国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是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领域文化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的传人，第二次是西方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人。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采取的是冲突与接收并存的态度。西方文化的传人，巨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每一次异域文化的传人，都促使中国文化和社会进入一个转型时期。
(一)印度佛教文化传人中国。印度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传人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这种“亦宗教、亦文化”的佛教文化，曾影响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也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现代汉语中，就有一千多个词汇来源于佛教常用语言。回顾佛教传人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外来异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对照和借鉴过程。
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文化开始传人中国后，中国文化进入第一个转型期。佛教文化首先依附于西汉末年的“方术”，这种“方术”是集文化、科学、迷信为一体的神秘主义的思潮。随后，它又依附于魏晋的“玄学”。这种“玄学”是以思辩性较强、探讨“本末有无”为中心的本体论之学。到了东晋时期，大量佛教典籍传人，翻译版本渐多而且系统。由于中外文化存在差异，必然引起矛盾与冲突；同时，在矛盾与冲突中，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自隋唐以后，印度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同时又深深地改变着印度佛教文化形态。令人感到奇特的是，公元8世纪以后，佛教文化在其发源地印度开始衰落，而这时正是中国佛教文化大发展时期。中国化的佛教祖师禅宗，要求人们“无念”、“无住”，以达到“识人见性”、“见性成佛”的理想境界。它教
育人们：要“觉”——觉悟而不迷惑，能明白宇宙与人生的道理，知道正确的人生方向，了解生命的价值意义；要“正”——端正而不邪僻，思想纯正，观念纯正，心底纯正，行为端正；要“净”——纯净而不污染，能明辨是非，不被名利所迷乱，要约束自己、一尘不染。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顿悟禅学”在中国得以广泛流传，而玄奘大师从西土带回的纯印度佛教的典籍文化的“唯识学”思维方式却难以广泛传播。此后，具有中国化的佛教文化又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又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佛教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文化，而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却被中国化了。恰如近代西方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书中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二)西方文化传人中国。早在唐朝时期，西方基督教文化(“景教”)已传人中国，但并没有起什么大的作用，后因唐武宗灭佛而波及“景教”，此后便在中国逐渐消失。元朝时期的西方文化“也里可温教”，也随着元朝的覆亡而灰飞烟灭了。西方文化真正在中国发生影响，是从16世纪的明朝末年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的，它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文化进入第二个转型时期。
1640年，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翻开了近代的第一页。1644年清兵入关，定鼎北京，清朝政府建立。这时期的中国是否停滞落后呢?不是。实际上，中国在军事、经济、贸易等方面并不落后。英国学者赫德森就明确说过：“不要忘记，中国与欧洲的首次战争中，获胜的是中国。”这指的是1789年中俄雅克萨之战。当时正处于“康乾盛世”的清帝国，不仅被东亚，而且被整个世界都公认为是具有悠久文明的、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从18世纪晚期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西方人对中国总的评价是：“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一班幸运的、能干的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断言：“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国产生。”这恐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严厉的批判，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中国热”划上了句号。
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方式很不一致。当时中国的主流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这八个字；在政治上则是一体化“超稳定结构”，是专制的天朝观。这种落后、封闭的政治意识对西方文化采取一概排斥态度，认为西方的科学文化是“奇技淫巧”。就是法、术、利也，不足学也!总之都是雕虫小技，不是真正的学问；相反，认为中国已有几千年文明了。既如此，西方科学文化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当西方列强突然以武力打来的时候，才知道对手是那么厉害。船坚炮利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因为每一次认为必胜的时候，每一次的结果却更糟糕。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冲突，便出现了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心态，非常不情愿、不服气地进行改革。这场改革并不是因为欣赏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列强欺负下不得不变通。
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会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热血青年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彻底打碎“吃人的旧礼教”，从而第一次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接纳西方先进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新一代人极力地反儒批孔，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进步文化，以改变中国之命运。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落后，政治腐败、经济弱势，并且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欺辱；同时，由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社会之文明、国势之强盛、经济之强大，又使一贯夜郎自大的旧中国人感到自卑。于是，一批中国的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西方，必须批判儒家文化，全盘引进西方新文化。他们热烈地颂扬西方现代文化，并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物质机械上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可以说19世纪中叶是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大举进人中国的时期。在20世纪，总的情况是：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冲突中互相调和，在对抗中互相吸收，在矛盾中互相磨合。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在；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历史的回声与现在的生活节奏一起塑造着我们的将来。中华民族在吸收西方文化上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正是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融通结合的典范。五四运动引进和激活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使中国文化增添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优秀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最高层次上得到熔铸和升华。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而形成的思想结晶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当代中华民族魂的母体，西方文化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化可借鉴和汲取的丰富资源。
中国文化是当今人类文化“多元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国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既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又有不适应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任何传统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我们不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我们应该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在与西方文化的主动交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长补短，充实创新，以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
为此，我们应该做到：第一，勇于面对现实，认真研究现实问题。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既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又有由农业、工业文明向信息、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型。如果中国文化不适应这种转型，就会造成人们思想意识的茫然甚至恐惧，甚至为愚昧和迷信泛滥提供群众基础。我们一定要根据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需要来创立和发展新文化。第二，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必须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根基。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去汲取西方先进文化。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拿来，而要进行科学批判，自主创新，特别是要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加以融会贯通。第四，“儒道互补”的中国古代文化，曾在中国历史起过重大作用。如今要扩而大之，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和平共处”、优势互补，共同为构建和谐世界服务。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