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由资本驱动的同一化和理性化运动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日常生活的精确化，或曰具体化。实质上，这是商品（资本）拜物教透过现代科技呈现出来的世界图景，也即通过改铸现代人的时空观而达致的一种变相的客观实在。资本或交换价值这种抽象性生产方式通过改造理性的思维方式，把时间和空间塑造成了先验性存在，表现为无时空性。
关键词：资本； 交换价值； 时空观； 确定性； 抽象
中图分类号：B016.9 文献标志码：Ａ
近代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由于受到资本和交换价值的间接改造，具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它的抽象性，这正是绝对时空观的根本属性。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漠视人性的抽象的社会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抽象性源自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永恒性存在状态的自我确证。时空抽象性的形成有一个从生产方式的抽象性改造思维方式，再用以规范生活方式的过程。最终，时间和空间都达到了对自身的否定，呈现为超时空性，现代时空观的确定性和精确性都是一种变相的、为资本的或拜物教化的存在，也是一种伪具体性。
抽象性——资本塑造的现代性时空特征
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创立者牛顿那里，空间被理解为空箱子一样的绝对存在物，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运动的容器，是外在于物质本身的，最终只能归于上帝的创造。莱布尼兹则认为时空并不具备这种独立自在性，它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具体言之，空间是事物之间的并存关系，而时间则是事物之间的延续关系。通过比较二者的时空观，笔者认为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差别。对牛顿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没有脱去其形而上性质，也就是说时空似乎还具有自主性，物质在其中运动，而其本身却不见得受物质规定，也就意味着这种自主性不属于科学探究的范围，最终只能由上帝来确保，这其实关系到了牛顿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基础；对莱布尼兹来说，时间和空间的自主性被取消了，由主词变成了述词，它必须根据事物来规定，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差别就是：时间和空间是否由一个不是上帝的主体或载体来定位？这一差异实际上关系到现代性时空观转变的开始。这一点也更具体、更典型地体现在接下来的形而上学中，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尤其明显。
把时间和空间纳入认识论范畴是从康德开始的。康德把时间和空间看成是感性先天直观形式：“空间非普泛所谓事物关系之论证的或吾人所谓普泛的概念，乃一种纯粹直观。……部分空间决不能先于包括一切之唯一空间而有类乎能构成此唯一空间之成分；反之，此等部分空间仅能在唯一之空间中思维之。……在一切空间概念之根底中，乃一种先天的而非经验之直观。”时间也是如此：“种种时间乃同一时间之部分；仅能由单一之对象所授与之表象，为直观。”[1]说时空是纯直观形式是指它本身不与经验相关而构成经验可能的条件，“唯一”或“单一”特性则表明时空概念之内涵与其外延的关系不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不是种属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可见它被抽象到了什么程度，简直成了没有个别的一般，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与时空形式不是种属关系。时空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先天形式，已经脱离具体的存在物取得了绝对同一性，因而就是纯粹的抽象，但作为感性先天形式而言，表明它又须根据作为主体的人、人的能力、哪怕是先天性的能力来获得规定，先天的实际上不存在，只能是社会的、历史的。既然是历史的、社会的，那么，此时，我们可以像日本学者广松涉那样提问，“我们这些‘现代人’的世界图景究竟与历史的生活状态有着怎样的关联” ？[2]
康德的时空观有其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对此，哈维分析道：“即使是伟大的康德，他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也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发展出来的。……康德的作品是这个社会非常特殊的产物，这个社会具有以理性和数学般的精确，来控制空间和时间的特殊和实际偏好，同时又经验了发动这种理性秩序的新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切挫折与矛盾。”[3]403-404
具体言之，时空的主体就应该被历史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作为纯形式的时空既是资本运作的条件，又是消除一切差别、同化一切异己所达到的结果。康德说时空先天形式用来整理经验材料所反映的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实生活客观性的重新构造。如果存在着上述单一的时空，这恰恰是资本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出来的天下。资本首先在欧洲兴起，其全球扩张必然使世界历史地图打上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使得世界历史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根据资本所要求的时空抽象化原则来组织，整个世界以资本发源地为中心来加以重新命名（近东、远东、中东）。事实正是如此，德里克说得好：“想要理解现代性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欧洲中心主义是关键，不仅在欧美是这样，在全球也是这样，至少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就是如此。从国家到地区，从大陆到海洋，到第三世界及其他，围绕着这些空间的概念我们组织了历史，而这些概念从根本意义上讲都被包容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里。更有威力的是用欧洲中心主义概念化的世界去重塑时间性，在这样的世界里，欧美社会具体的历史轨迹到头来竟然成了标志时间的全球范围的目的论。”[4]时空观只是资本向外辐射、创造世界历史的表现与工具。
尽管康德表达出了时空的抽象同一性本质，但由于他把时空定义为感性的先天形式而不是社会的形式，也就无法真正表达出时空范畴之抽象性所内含的人类生存状况中的真实矛盾，也无法对时空的主体或载体加以进一步透析，这一点黑格尔是以理念论的形式实现的。黑格尔把时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对矛盾用绝对理念统一起来，认为必须扬弃恶的无限性。时间和空间都只是有生命力的矛盾自我展现的形式，它的主体性彻底附着在理性上，彻底远离神或虚无，它是矛盾的现实。这样一来，时间和空间只是现实矛盾的一种表象，成了当下自我存在的形而上确证，说穿了，时间和空间都必须根据当下存在来确定，当然这仍然免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如果把黑格尔绝对理念自我跃迁的辩证运动理解为资本创造世界历史的一个理论缩影，那么，它的摒弃恶的无限性的对时空的理解就正是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现实生活的一种形式。所以，它的这一思想才被马克思批判性地改造为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学者G.K.勃朗宁认为，黑格尔善的无限性的本质就在于自身展开,并且生产出和再生产出自身的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这方面深受黑格尔的影响,甚至《大纲》的主要基础都是由黑格尔奠定的。他强调，“任何忽视了围绕着社会和政治观点的立场在黑格尔看来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他认为意志的普遍性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方式有所表达。”[5]时间和空间也应该以社会的立场加以理解，具体言之，应该表达社会生活的具体方式——生产方式——中的矛盾。
理论形态中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展开，现实的历史情境则是资本的逻辑。交换价值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理性）的改铸，达到将世界重新塑形和赋予其意义所在的目的，由生产方式而思维方式，再及生活方式，是谓之资本对现代社会意识的主宰，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对世界根本看法的改变。现代性世界图景就是拜物教化的周围世界通过普遍必然性与合理性范畴重新塑造社会生活客观性的过程，也是启蒙精神逐渐沦为物化意识，抽象性改铸时空观，成为社会意识基本品性的过程。可见，源于欧洲的现代社会的同一化和理性化必然要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社会生活的精确化，或曰具体化，这是拜物教透过现代科学呈现出来的世界图景，也是通过改铸现代人的时空观而达致的一种变相的客观存在。
世界抽象化的前提是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也即抽离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同质化，便不可能有质的量化，也无法实现现代世界的精确化。精确性正是抽象时空中的度，也就是拜物教影像中质量之间转换的关节点。抽象同一性构成了现代性条件下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特征，充当着资本将世界同一化的工具和标尺。“时间乃是资本主义里的重要量度，因为社会劳动时间乃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剩余社会劳动时间，则位居利润来源的核心。再者，资本的周转时间很重要，因为加速（生产、行销、资本周转）是个别资本家扩大利润的有力竞争手段。”[3]388相对于资本而言，时间只取得从属性的存在，其意义来源于资本的赋予，空间也同样如此。所以说，“当时间和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当它们彼此分离，并且易于从理论上来解释为个别的、相互独立的行为类型和策略类型时，现代性就出现了。”[6]
个性化与一般化——资本改造时空的环节
“时间和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离”，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目的是用来规范个别的、相互独立的行为和策略，从而达到个别化，用贝克的话来说就是“个性化”。“‘个性化’首先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生活方式的抽离，其次意味着再嵌入，在此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才有了‘个性化’之名。”[7]抽象化和个性化是资本改铸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相反相成的环节，“地方和空间、长期和短期时间范域之间的辩证对立，存在于时空面向性转变的更深层架构里，这种转变，是加速周转时间和藉由时间取消空间的资本主义根本法则的产物。”[3]395正是有了上述两个环节，才能实现事物属性的重组，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客体，现代性也才得以最终生成。
吉登斯更是把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与形式组合看作现代性的动力：“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区分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包含在时—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disembed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 笔者认为，吉登斯在这里有意避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谈现代性，淡化了资本对现代性历史的质与形式的塑造。时间抽象化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吉登斯所谓时间的虚化：“机械钟（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统一尺度，以这种方式计算，便可精确地设计每日的’分区’，比如，对‘工作时间’的确定。”[8]14-15正是有鉴于此，曼福德认为：“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9]
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正是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与个性化对立统一的结果。剩余价值就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那一部分价值，这里蕴涵着一个人类的生存本体论基础的问题，也近乎于人这种特殊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脱去剩余价值特有的社会形式，从纯剩余产品的角度来探讨。人类发展是因为剩余产品的出现，进入阶级社会，文明进化至今，剩余产品何以可能？一个人劳作一天，为什么除了供自己用度之外，必定有所剩余？如果说剩余产品是一个社会的相对的量，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越到现代，伴随科学技术的参与，越能加大剩余产品的绝对量。那么，仅从质的方面考虑，人的劳作为什么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前提，人类因为有此一项，才能确保其不像其它动物仅仅靠自然的恩赐而找生存。一句话，人的生存方式是生产实践，这种方式对自然施加了何种影响而能确保人的存在？
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的一般化与个性化的矛盾正是剩余价值的本体论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本体论基础。人类的生产实践就是一种将时空不断一般化而又个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低下的远古时代几乎不能为人们觉察到，因为此时大规模的一般化的改造对象的活动不能开展，人们只能对和自己生存有关的眼前事物施加微不足道的影响。此时，时间和空间观念似乎就是对象物的存在，还谈不上一般化。生产实践的浅度介入使人们都没有产生一个关于整体世界的想法，更不要说超越世界的愿望了。“最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古代人连超越世界的愿望都没有。最准确地就要说：古代人甚至不能想像有打破世界界限的愿望。因为有这个念头，世界的界限，早就应该被打破了。然而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在古人身上发生过。”[10]原因不是别的，只如科恩所言：“对于远古意识来说，生命的流逝（乃至一般时间的流逝）不是直线过程，而是循环过程，这个过程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部落、公社。”[11]这等于说，时间和空间都是有载体或主体的，它本身并没有自主性，更没有形而上的超验性，而是为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形态所赋予，而且这种主体或载体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转变，在远古时代是部落和公社，而现代则完全有可能是社会共同体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资本和交换价值。古代的世界也有原始的丰富性，或说感性的具体性，但这种感性的具体性并没有取得一个外在的抽象统一标尺，具体也就是原始的具体，没有被塑形，就如同脱离共同体的个体作为单纯的个体而存在一样，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伪具体性。现代人生活在抽象化的具体世界，也即经过拜物教化或曰图象化的世界中，确定性主要已经不是指感性的具体，而是抽象的量化。这种确定性也多是根据物像化的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来的千篇一律的类的机械复制品。
尽管古代时空的一般化没有在观念中形成，但实践中却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着一般化和个性化的运动，因为人的生存实践本身就是生成中的类的活动，就是与个体相关的一般化的活动。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对象的作用时说：“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12]劳动给物的存在赋予形式，同时也就给时间和空间赋予内容，只有这样，时间和空间才能获得其特定的社会性，才成为活的。否则，时间和空间就仍然是一种外在的东西，甚至就是类似于牛顿所说的空箱子，最终只能由上帝来解释。活的时间即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意义的更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时间和空间都打上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烙印，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同时，人们的生活也相应地划分为生产时间和闲暇时间。物被赋予形式就是一般化，时空也被同质化，抽象化。这种一般化或是抽象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最高点，因为正是频繁的商品交换使得异质事物获得了同质性，“交换，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时间限制的现象，比率和数学运算也一样，在它们的纯形式中排斥时间因素。因此，具体的时间从工业生产的领域中消失，现在它对于积累经验没有什么用处。”[13]因而，时空的抽象化和个性化也就在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工业化社会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现代抽象时空观的产生便是理所当然。
同样，吉登斯的说法可为印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时间——空间伸延的程度比即使是最发达的农业文明也要高得多。但就时间和空间的跨度而言，社会体系的能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扩张。”[8]12社会体系的能力就是实现劳动的抽象化，说它不是简单的扩张是指非量上的扩张，是一种质的、源发于资本、渗透进思维方式、社会心理、融入日常生活的同一性强制。“劳动这种自然的能量，通过劳动时间的转换，变成了商品。交换价值与自然决裂。交换价值本身是一种抽象，它把劳动又变成了一种抽象：劳动力与产品同时被用钟点计算，抽象变成了社会的力量和形式。这就是概念所表明的。”[14]这实际上是说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拓展了自身的运作空间，把时空变成了抽象时空。
重构的客观性——资本主导的社会生活
由于时空被抽象化，也就意味着对象被肢解化，碎片化，整个世界也变得支离破碎，这样才能实现现代性条件下所需要的要素重新结合，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自然或血缘共同体来说，现代社会便是机械重组的结果。这种重组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特性，变得完全机械、冷冰冰的了。如果说，作为传统群体或其他形式共同体之替代物的现代社会已不再是给人们提供情感归属的生命母体，而变成了一系列孤立原子的机械联结。唯此,不论对这一历史必然性做出怎样的评价，至少就科学认知方法而言，把社会还原为基本的要素，然后再探讨这些要素的组装搭配，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现代科学本身所要求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构成要素而存在的社会共同体之抽象性反而获得了一种具体的表现，不再是神所赋予的共性，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性、可感性、可测度性、总而言之，抽象把握时所必需的精确性。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对现代人时空观的重塑，把资本的抽象同一化功能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以近代科学所把握的精确性改变了人们对客观性的看法。近代科学乃至哲学所标榜的精确性和确定性是理性不断实现自己，也不断拜物教化的过程。科学在把世界以高清晰度、高确定性呈现出来的同时却日渐模糊了自身的根基，丧失了人文关怀，揭穿了自身合法性的拜物神话，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论和实践的确定性最终沦为对物化现实描述和趋同的精确性，也就是非人性，客观性也就是物化的确定性。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对一个物理对象的测量、把握就是我们把自己造就的客观性或精确性标准加之于对象的过程，这已经是对物理对象的重新发现甚至塑造了。通过对物理对象的现实操作，一套操作程序本身就担保了结论的可把握性与可验证性，其结果是科学仍然陷入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自洽性逻辑循环之中。
布里奇曼关于操作主义的话可以引起我们对于时空与客观性、精确性之本质关系的深思：“如果我们能够说出任何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显然就知道我们所说的长度的意思是什么，对物理学家来说不需要别的东西。为了发现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不得不进行某些操作。当测量长度所凭借的操作被确定时，长度的概念因而也就确定下来：也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所包含的恰恰是确定长度所凭借的一套操作。总的说来，我们用任何概念所意味的不过是一套操作；概念和相应的一套操作是同义的。”“采纳操作的观点，不仅牵涉到纯粹限定我们据以理解‘概念’的那种意义，而且还意味着我们一切思维习惯上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因为在我们不能根据操作给予充分说明的那些思维概念中，我们将不再当作工具来使用。”[15]
说时间和空间受操作主义的影响还是没有进一步挖掘决定性的因素，还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的层面上，也就是对现象的描述。形而上学的意义，这正是主体性形而上学内在性神话的再现，是现代科学的唯我论终局，更是人的生存本体论维度的缺失，人文精神的逃逸。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类感性先天形式，用以整理经验材料，这是康德把现代科学技术放逐到现象世界，也就是自在之物的虚无世界之维。本体世界自应有其自己独立的原则，这构成了现代性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分裂的源头所在。然而，操作主义所描述的正是现代性中虚无僭越本体的拜物教神话，尽管其本身是不自觉的。近代科技的出现并非没有根源，它正是植根于现代人与物的交道方式。海德格尔在论及现代科学与古代希腊科学的精确性时也认为现代科技的所谓精确性究其实质根源于现代人对物的处理与追问方式：“希腊科学从来不是精确的，那是因为，按其本质而言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所以，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无意义的看法。……因为，古希腊人关于物体、位置以及两者关系的本质的观点，乃基于另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因而是以一种与此相应的不同的对自然过程的观看和究问方式为条件的。”[16]古代科技受交换价值和资本的影响远不如今天，交换价值和资本没有创造也不需要其趋向精确的条件，因而其科技也远不如现代精确，同时也就远不如现代科技与人的生存旨趣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阿加辛斯基的话可谓意味深长，更加不难理解了：“要不是时间首先从技术上加以建造和测量的话，时间或许就不会被哲学地认识为单纯的或‘空洞’的形式。”[17]也可以说，要不是资本和交换价值的同一化运动，要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时空的重新塑造，时间和空间也不会呈现为近代以来的抽象时空观，成为纯而又纯的形式。列斐伏尔可谓一语道破资本主义生产对空间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既然每个生产方式都有它特定的生产空间，那么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变化就必然伴随有一个新空间的产生。”[18]时间和空间的抽象化是资本对其塑形的结果。在这里,时空只是表现为资本或交换价值的从属物,变成了它们的某种属性，抽象的资本或交换价值是本体性的抽象存在物,则时间和空间的抽象性也就获得了先验性存在特性,也就是无时间性。这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秘密所在。这样,资本主义也就获得了其超时空的存在,永世长存了。唯此，市民社会这一术语作为无时间限制的概念运用于全部社会，对时间性的体悟本是市民社会去魅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现在它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时间性变成了无时间性，市民社会仍然落入一种恶的无限性理解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以自身的内在结构和本质需要驾驭了现代时间和空间。对此，列斐伏尔说得妙极了：“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在空间中得以确立—即土地—劳动力—资本的三位一体不再是抽象的，三者只有在同样是三位一体的空间中才能够结合起来：首先，这种空间是全球性的（下转第177页）
（上接第103页）……其次，这种空间是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以便能够驾驭它们，使它们相互间能够讨价还价；最后，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包括了最卑贱者和最高贵者、马前卒和统治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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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恩著、佟景韩等译. 自我论：个人与自我意识[M]. 北京：三联书店，1986：68.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1.
[13] 阿多尔诺. 整理往昔有什么意义？施密特著、张伟译. 历史和结构[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3.
[14] 列菲弗尔著、李青宜译. 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51.
[15] 参见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 单向度的人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2-13.
[16]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 世界图像的时代. 林中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3-74.
[17] 西尔维亚·阿加辛斯基著、吴云凤译. 时间的摆渡者[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34.
[18]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1 ,p.30,p.46.
[19] Ibid,p.282.
（责任编辑 庆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