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0年代，风度翩翩的安士伟已是誉满北京的知名阿洪。安阿洪爱国爱教，平易近人，每次与之接触都备感亲切。在1991年笔者应中国外文出版社之约，着手编著《中国穆斯林著名人物》(阿文版)一书时，曾列了一个介绍50位古今·扣国穆斯林杰出人物的名单，其中当时健在的共有5位：中国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阿拉伯一伊斯兰历史学家纳忠教授、音乐家李德伦先生、翻译家张秉铎先生和宗教家安士伟阿洪。前三位对被列入此书虽都有所推辞。但经过耐心解释，最后终于达成共识。而张秉铎老师和安士伟阿洪却分别以“业绩平平”和“无法与古今穆斯林名人相提并论”为由诚恳地谢绝入编此书。2005年，笔者以《令人难以忘却的穆斯林学者》为题撰写了一篇纪念张老师归真一周年的长文，而介绍安老的夙愿得以实现则“路漫漫”，一拖就是18个年头。起初，总觉来日方长，也就未急于求成。1997年7月安老光临寒舍为钦儿主持婚礼时，老人家已经是步履维艰。连上楼都需人搀扶了，故而笔者再次萌生介绍安老之念。当笔者向安老表达专访他的愿望时，老人家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于1998年春亲切地约见了笔者，从而使笔者有幸对老人家的身世有了进一步了解。
同年7月6日，笔者随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访利比亚。临行前安老的健康情况已不容乐观，不少“朵斯提”担心老人家余生无多，所以笔者“举意”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去探视安老。没想到大家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安老于7月14日安然归真。噩耗传来，令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常见一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竞如所料的事，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确是如此!当时，代表团已从利比亚横渡地中海抵达风景优美的岛国马耳他，原拟在那里稍事休息后再回国，但在极度悲痛的气氛中全团上下就地游览的兴致旋即消失，7月15日匆匆赶回北京。
安老归真的消息传出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从中国各族穆斯林到伊斯兰国家的驻华使节，前来吊唁者络绎不绝。人们悲痛欲绝，有的回味老人家的人格魅力；有的赞扬老人家的爱国爱教的高尚情操……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安老谢世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大损失，是穆斯林群众的一大损失，是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一大损失17月16日清晨，我来到停放安老遗体的伊协礼堂时，扩音器里不断播放出庄严的《古兰经》录音，被数以千计头戴白帽的穆斯林男女，以及安老生前的各族非穆斯林友好人士挤得水泄不通的伊协大院，完全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之中。9时许，在陈广元大阿洪带领下，数百名中外穆斯林参加了安老庄严肃穆的“者纳则”站礼。仪式结束后，通往卢沟桥回民公墓的道路已经戒严，护送安老遗体的数百名穆斯林分乘几十辆大小轿车，由警车开道，缓缓驶向北京回民公墓。这样的哀荣在北京穆斯林历史上尚属首例。
安老归真后，濡笔介绍安老光辉一生，对笔者来说，责无旁贷，但因忙于庶务迟迟未能动笔，这使笔者常有愧对安老之感。今在安老归真1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表达对安老的缅怀之情。
出身清苦 学有所成
安士伟(1919～1998)，河北保定人，出身清苦。其父亲笃信伊斯兰教，因自己没念过经而常引以为憾，希望儿子献身伊斯兰教事业。安士伟秉承父志，从9岁起就在清真寺接受宗教启蒙教育。他禀赋聪颖，学习刻苦，学习成绩总是一路领先，一度与学习上滞后的业师之子形成鲜明对比，以致业师曾无奈地说：“从我这个阿洪之家飞出的是只‘乌鸦’，而从‘乡老’家(指安士伟出生的普通穆斯林人家)飞出的却是一只‘凤凰’!”这话虽经不住推敲，但却说明安士伟从小就是经堂教育园地里一株讨人喜欢的嫩苗。
由于安士伟的聪明才智在启蒙阶段已为乡众所称道，父母的庆幸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进寺念经在当时的穆斯林社会虽是一条“人满为患”的重要出路，但能从这条艰辛蹊径上成功走来者却少得可怜。尽管如此，安士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蹊径，并“从一而终”。
安士伟毕生献身伊斯兰事业，他的20年经学经历及其50年的阿洪生涯，对研究在我国传承1300多年之久的伊斯兰教历史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当时进寺念经，接受经堂教育是很艰苦的，但这并非偶然。伊斯兰教黎明时期，由于穆斯林的物质生活比较简单，文化教育也很不发达，当时“一个识字的人，无论在哪里，遇到一个不识字而愿意识字的人，他们二人便构成一个学校了。后来清真寺成为穆斯林接受教育的场所”。我国的清真寺也因袭了这个传统。各地清真寺力所能及地招收一定数量的学员(俗称“海里凡”或“满拉”)，多的上百，少的只有一、两个人，由本寺的阿洪授课，这就是中国穆斯林社会流传数百年之久的经堂教育。经堂学校因陋就简，有教无类，并为学生免费提供食宿。安老说，他接受经堂教育时，学员普遍有“四怕”：一“怕无学可投”；二“怕无经可念”；三“怕无‘衣’可穿”；四“怕无位可占”。
所谓“怕无学可投”，指的是怕找不到理想的老师，因为经堂教育没有统一的考试制度，学员主要是通过面试择优录取。因此，通常在自己家乡受过伊斯兰启蒙教育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少年，往往离乡背井，不畏艰难险阻地四处负笈投学，但由于每个经堂学校的承受能力有限，对慕名前来投学的穆斯林学子不可能来者不拒。被接纳者则已，未被接纳者只好背着沉重的行囊辗转到另一经堂再碰运气，故有“怕投不上学”之说。所谓“怕无经可念”，是指经堂学校的学员都需要自备教材。但是由于当时“印版经”奇缺，教材只好以缮写为主，而靠一笔笔缮写的经典价格又非常昂贵，所以“请经”(受汉传佛教影响，过去经堂学校购置经典俗称“请经”，以示崇敬)对贫家子弟来说往往只能是“望经兴叹”。为解决教材问题，学员中有的靠借经，有的靠义捐，但二者均不可取。对前者有“借经念经，扫雪填坑”之说；对后者则有“别‘欣埋体’(没志气)”的舆论压力。在无钱“请经”又不肯受惠于人的情况下，许多学员就只有缮写经典一途，否则就会面临辍学的危险，这就是“怕无经可念”的原因所在。所谓“怕无‘衣’可穿”，指的是“怕穿不了衣，挂不了幛”(即毕不了业)。按理说，学员“穿衣挂幛”后，应该是到了“万事大吉”的阶段，然而，由于竞争剧烈，他们中有的未必有被聘任当阿洪的机遇，故有怕“无位可占”之说。
为了不受“四怕”心理的困扰，大凡接受经堂教育、并立志献身伊斯兰事业的穆斯林青少年，就必须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不仅要过好生活关、品德关和专业关，而且要练好当阿洪的基本功。要过好经堂教育的“生活关”并不容易，学员首先要经受日守五番拜功、年受一月斋戒的考验，而且更要长期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尽管学员大多无需为食宿发愁，但他们的教材、被褥、服装，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都需要自备，这对贫苦出身的多数学员来说，也非易事。另外，诸如做饭、缝补衣服、侍奉老师、招待客人等杂务都需学员事必躬亲。至于过好经堂教育的“品德关”，则更是不易。由于穆斯林群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