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伊拉克战争的战火尚未消逝，巴以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利雅得和伊斯坦布尔的爆炸声更惊碎了世人的和平迷梦。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冲突和矛盾的残酷。它也再次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什么才是时代的主要矛盾？历史上，伊斯兰文明在文化、科学、宗教和政治的千年辉煌与近代的全面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７至１５世纪向东、西、南、北几个方向迅猛扩张不仅控制了整个中东与北非，而且使其疆界达到西班牙与法国边界，深入中亚、丝绸之路由佛教传播路变为伊斯兰教传播路线，进入印度次大陆，其影响和势力远及东南亚，直至攻陷君士坦丁堡和兵临维也纳城下，形成了以中东为中心，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文化影响方面，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及格拉纳达成为照亮中世纪黑暗的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这种状况与近现代穆斯林世界收缩与分裂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伊斯兰文明既难与之对抗和竞争，又难于适应。经济上，２０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及西班牙一国；军事上，进行了四次阿以战争，除最后一次挽回面子外，都失败了。海湾战争中，一批阿拉伯国家甚至参与了对伊拉克的打击；社会改革方面，除土耳其外，穆斯林国家中所进行的社会、宗教改革严重受挫，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原教旨运动，如伊朗、阿富汗，结果也都不成功，不少国家的国内政治仍是中世纪的。冷战的５０年，只不过是暂时打断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这一持续了一千年的矛盾发展过程。冷战结束后，这对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９·１１”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让人们对这对矛盾有了强烈的感性认识，怀疑它们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建构主义的视角、战略的视角和地缘的视角等几个方面探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伊斯兰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及其当代意义。
历史的视角，即美国和伊斯兰矛盾的冲突的历史及其当代热点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９·１１”事件后开始突显的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不是全新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延续千余年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冲突的继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出现冲突的历史画面。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便拉开了对抗的历史序幕。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西方文明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为了所谓“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从１０９５年到１２９１年，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发动了“十字军东征”。从第一次十字军东侵到第八次东征结束，前后进行了差不多两百年的战争，是时间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马拉松式的宗教战争。但此后，西方又面临奥斯曼帝国的威胁。甚至到１６８３年，奥斯曼帝国竟然包围了维也纳。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清楚地表明，穆斯林和基督教相互对立的宗教和政治利益产生的是一部对抗和战争的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了压倒性优势。１７９８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登陆，标志着伊斯兰世界全面衰落的开始。到了１９世纪末，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被外国控制和占领。［１］２０世纪上半叶，穆斯林历史的两大主题已变为欧洲帝国主义和为摆脱殖民统治赢得独立的斗争。 西方的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二战后，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它们认为，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冷战的结束，对于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来说，带来更多的是挫折、失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海湾战争不仅使重要的穆斯林国家——伊拉克——遭到了打击，美国军队更直接进驻海湾国家。当前成为主要热点的巴以冲突、“９·１１”事件及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看起来是比较孤立的事件，实际上三位一体。它是千年矛盾的延续，表现了当代的主要矛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巴以冲突是双方在处理领土（势力范围）问题上的冲突。早在二战期间，美国为了谋求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就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１９４７年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在第一、三、四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因此，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也可以说是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间接战争。每经历一次战争，实际上意味着美阿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广大阿拉伯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在仇恨以色列的同时，也往往仇恨美国。在１９７９年埃及以色列《戴维营协议》签署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支持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无发生实质变化，有时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保持加强与以色列亲密盟友的关系。由于美国亲以色列的政策始终没有动摇，因而美阿矛盾也将长期存在。而且美国经常以反恐为名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政治谴责、经济制裁和直接的军事打击，或直接用中情局等单位实施暗杀或颠覆活动，这造成恶性循环，使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矛盾不断积聚。２０００年９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不顾巴勒斯坦方面的反对，强行“造访”坐落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伊斯兰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这种挑衅行为导致了１９８７年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巴以之间规模最大的流血冲突。巴以和谈乃至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偏离轨道，主要的还是源于美国的中东政策。“９·１１”事件前后，美国先是放松对中东和平的斡旋，对以色列盟友听之任之；继而又公然对阿拉法特施加压力，令其铲除巴激进派势力，并以延缓巴建国和美巴断交两大要害问题想要挟。这些举动必然引起阿拉伯穆斯林的强烈反感。当前，“中东和平路线图”的实行遭遇挫折，巴以之间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依然有着重要联系。
“９·１１”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是双方在精神和宗教领域对抗的产物。拉登的“基地”组织最初是为了抗击在阿富汗的苏军而建立的。那时的拉登是美国心目中的“自由战士”。“基地”组织也是由美国资助的。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在中东的势力急剧膨胀。战后美军在沙特留下了５０００美军。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永久化使拉登怀恨在心。为了还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以清静，拉登决心将美军驱逐出中东。从１９９２年起，拉登开始把在沙特和也门的美军作为袭击目标。１９９６年拉登发表宗教宣言，公开向美国宣战，号召穆斯林攻击在沙特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美军。１９９８，基地组织了策划袭击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之后是停靠在也门的美军舰被炸，直到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拉登与美国已不共戴天。“９·１１”事件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本土所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它也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登峰造极的产物。可以这么说，“９·１１”事件确实包含着文明和宗教冲突的因素。它的爆发是美国和伊斯兰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美国随后向恐怖主义开战，敌人就是以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美国认定其恐怖主义组织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伊斯兰教国家。阿富汗反恐战争打响。伊斯兰世界对“９·１１”，特别是美国打击阿富汗的态度也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对立。总的来说，伊斯兰世界也谴责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但是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站出来表示支持。虽然很多穆斯林国家自己也面临原教旨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些国家还和美国结成了反恐同盟。但是这一同盟几乎得不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群众的任何支持。对阿富汗的攻击开始后，没有一个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允许盟军利用他们的领土进攻阿富汗。更没有穆斯林国家派地面部队参战。
伊拉克战争集中反映了双方在国际政治与军事上的冲突。美国顶着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执意对伊拉克动武，其真正意图不仅在大规模毁伤武器，或恐怖主义，或萨达姆，其深层意图是要表明美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全球性帝国的正式崛起，独揽全球警察的职责和权利。美国要通过打伊拉克实现中东地区的“民主化”。通过推翻萨达姆政权来实现对伊拉克的控制，进而达到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目的。伊拉克是中东地区最反美的一个国家，而且其复兴党的纲领的核心是以武力统一阿拉伯世界，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在复兴党看来，阿拉伯二十余国目前的边界都是殖民主义的遗迹，应消灭之，重振阿拉伯民族的雄风，重现伊斯兰文明的辉煌。这一重任，由萨达姆的复兴党领导，以伊拉克军队用武力来实现。两者的战略意图针锋相对，矛盾又因海湾战争白热化发展。从军事上讲，伊拉克曾经是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强国，而美国在土耳其至菲律宾之间没有基地，是美国最不易控制的地区，不控制伊拉克，美国就谈不上控制中东和海湾，能阻止萨达姆建立海湾霸权的只有美国，否则伊拉克必然称雄海湾。美国把萨达姆打掉了，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国信任的温和派政权，逐渐地改变中东地区，为其它政权树立榜样。但是，美国在伊拉克危机中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伊拉克战时和战后，美军不注意尊重伊拉克人的宗教信仰及民族文化和习俗，激起伊拉克人的反感和反抗。最近，许多反抗美军占领的伊斯兰抵抗组织通过阿拉伯媒体“亮相”，他们发誓将发动一场“圣战”，将外国占领者赶出伊拉克。来自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武装组织也渗入伊拉克参加“圣战”。在萨达姆统治时期受压迫的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开同美军进行“武装对抗”，但也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试图用非暴力方式赶走外国占领者。驻伊美军伤亡数字不断攀升、约旦驻伊使馆和联合国驻伊办事处发生大爆炸以及伊拉克输油管道、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频频遭到蓄意破坏等一系列事件，都验证了双方矛盾的尖锐。中东各国的激进势力，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可能进一步抬头。
构建主义的视角，即美国和伊斯兰认同的差异及观念的敌对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延续千年的冲突的历史必然造成双方观念的敌对，这种观念敌对又不断因当代发生的种种事件得到印证和强化，由此导致了进一步的文化偏见和排异心理。这种心理和文化因素在双方矛盾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分析这一点，不妨借鉴一下“构建主义”的视角。建构主义倾向于运用一组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世界政治。他们主要是“规范”、“认同”和“文化”等。构建主义指出“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认同”是利益的基础。独特的身份认同是界定利益的主要依据。伊斯兰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分属两大异质宗教，两种不同文明，其文化和认同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２］而不同种类的文化差异又在八个纬度上反映出来：民族性；感知的维度；时间的维度；空间的维度；思想的维度；语言；价值观；社会群体及其关系。［３］伊斯兰与美国深刻的认同差异必然带来利益定位的巨大差异，利益的差异又反过来再以文明和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加深双方的敌对观念。（因为，文明和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最主要的力量恰恰不是其存在本身，而在于人们对它的认同。这种力量也不是体现在数量上，而是通过观念形式实现一种“导向”。）而这种加深的敌对观念，极易触发“妖魔化”对方的冲动。
从美国方面来看，早在８０年代初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述中就曾作过如下的描述：“对于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的公众，伊斯兰教是一种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新闻’：传媒、政府、地缘政治学家们，以及……伊斯兰教的学术专家们，他们全都众口一词：伊斯兰教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这当然不是说在西方将要发现的只是伊斯兰教的贬义或种族主义的曲解……我的意思是说，否定性的伊斯兰的形象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加流行……”［４］许多西方评论家则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正走在一条狭路上，因为伊斯兰构成了三重威胁：政治的、文明的和人口的。西方和伊斯兰的冲突经常被描述为文明的冲突。这方面以两件作品具有特殊的影响：伯纳德·刘易斯的《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和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５］《大西洋月刊》为了强化《穆斯林愤怒的根源》提供的信息，曾用了这样的封面：一个蓄着长胡子、包着头巾，怒视美国国旗、怒不可遏的穆斯林的形象。威胁的色彩和对峙的格调，辅之以用于文章中的两幅插图，直观地展示了以美国为敌的穆斯林观念。第一幅插图画的是一条带有星条旗标志的、正在穿越沙漠的毒蛇（意指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或威胁）。第二幅所表现的是这条毒蛇头部高高扬起，仿佛想从背后袭击一位正在作礼拜的毫无戒备的虔诚的穆斯林的样子。如同其他情绪化的原型一样，这些插图强化穆斯林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原型，预先安排读者用愤怒、暴力、仇恨和非理性的词语来看待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６］另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是福山的《恐怖主义与“文明的冲突”》，该文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出现的原因与２０世纪初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因素没有多大区别。目前的冲突不仅仅是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也不是对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文化的斗争，而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与一小撮恐怖分子的斗争，恐怖分子赖以有用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海洋构成了一种思想挑战，在某些方面这种挑战比共产主义的挑战还要严峻。［７］美国学者罗宾·赖特称，“伊斯兰的复兴进一步鼓励了一个新的伊斯兰集团的形成。伊斯兰教正日益填补着意识形态真空和帮助恢复这些穆斯林国家间历史上的联系”。［８］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局局长盖茨认为：“过激的原教旨主义现象是引起人们严重不安的事态发展”，［９］ 他呼吁美国对这一现象要倍加关注。“就这样，伊斯兰势力扩张的政治神话被制造出来了，并广为传播。”［１０］
从伊斯兰方面来看，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等方面都面临着深刻危机。“妖魔化”西方成了说明苦难的原因，指明斗争的方向的要求；更成为动员人们投身运动焕发激情和加强认同的手段。亨廷顿认为，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ｇｈａｒｂｚａｄｅｇｉ”即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做出反应的自然结果。无论其具体的宗派形式是什么，再次确认伊斯兰教意味着摈弃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穆斯林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对他们的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１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把伊斯兰教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史看作是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认为西方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包括：基督教发起的十字军；欧洲殖民主义；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以及在中东人为地制造现代国家；以色列国的建立；以色列的侵略…… “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一种伊斯兰的威胁，那么许多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相信，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西方的威胁——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文化霸权主义性质的威胁，一种以文化侵略相伴随的政治占领：结果，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如同他们在西方的对应物一样，极容易倾心于简便的反帝口号和把西方恶魔化。”［１２］（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反西方的思潮和“妖魔化”西方的倾向是在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以及不公正的历史命运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固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建构主义不论在本体论中，还是在国际体系的转换理论中，都多次强调国际间互动过程中存在着‘自我证实的预言的逻辑’。”［１３］美国作为２０世纪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心理认同和实力地位决定了其不仅要追求外在的新帝国形式还要将西方的价值观普世化，从而维持长久的霸权。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美国当今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是对历史上荷兰、英国地位的继承。其霸权的特征有一脉相承之处，其中一点是，基督教（新教）国家的联盟治理和推广价值观的使命感。对伊斯兰来说，美国及其西方联盟的压力和全球化趋势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联系加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在一系列的同构过程中文明的异质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维护文明的独立性与追求现代性的矛盾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双方容易从历史和文明的偏见以及强权政治的逻辑出发，把对方看成头号威胁，从舆论上相互“妖魔化”，在行动上针锋相对，今天的美国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
战略的视角，即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的推行和伊斯兰反美势力的兴起
近些年来，“新帝国论”频频出现于美国的舆论之中，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使用一个新的术语——“帝国”来界定美国在全球的作用。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再一次显示美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全球性帝国的正式崛起，它将独揽全球警察的责任和权利。早在两年前，美国《新闻周刊》就宣称，异乎寻常的９·１１事件及其后果，展示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即美国在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的危机后显得更加强大了。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过像当今美国这样的绝对优势。［１４］布什政府的一系列举动表明，美国正改变自二战以来所形成的以遏制和均势以及自由和多边主义为特征的大战略，转而采取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新帝国大战略，“这种新帝国思想理念和政策取向的主要体现是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绝对领导、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１５］该战略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目标是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所谓霸权，基欧汉解说为一个单一的支配世界的力量，确切地说，霸权指一国有足够的军事与经济力量，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并操纵国际体系的运作。而霸权稳定则指在“国际社会中某个霸权国家的存在，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国际公益是必要的”。［１６］罗伯特·库珀认为：“国际秩序曾经要么是基于霸权，要么是基于平衡。霸权最先出现。在古代世界里，秩序意味着帝国。帝国之内享有秩序、文化与文明，在帝国之外则是野蛮、混乱和无序。通过单一的霸权大国中心而产生的和平与秩序的形象显示着从未有过的强大。”［１７］这一新战略的推行同时也是对“威胁的变化”作出的反应。冷战后，美国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发生了多种变化：从单一变为多样；从明确变为不确定；从可慑止变为难以慑止；从公开变为隐蔽；从核大国使用战略核武器变为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等等。［１８］由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使美国感到自己正日益受到一个强大的“武士阶层”的包围，不安全感上升。有些人认为，由于对与全球化相伴的贫富悬殊的强烈不满，加上技术的进步，导致极端宗教的复兴，结果是出现一种好战的“武士阶层”。他们以美国和西方为敌，而且是通过“突然袭击”向美国发动进攻。对待这种攻击，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１９］面对这些威胁，美国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也在不断发展。海湾战争之后，布什政府逐步形成了“预防性防务政策”。这已经意味着美国的安全战略更加侧重对安全环境的全方位、全时段的控制，更加强调对国际事务主导权及其他国家国内事务的干涉。在２００１年《四年防务评估》、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式报告》、２００２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２００２年度国防报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中美国都明确将对付恐怖主义作为头等大事。其决策者在伊斯兰世界和全球范围推出“非敌即友”的“布什主义”。虽然出于策略的考虑，避免打击面过宽，未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直接挂钩，把朝鲜放在“邪恶轴心”中，又把古巴加进“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黑名单，试图掩人耳目，但是，无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美国战略家的主观意识上看，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都是难以掩盖的事实。
从战略的角度看，当前影响“美国治下的和平”与“霸权稳定”的最突出的因素是伊斯兰世界。这是由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国家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伊斯兰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带来的伊斯兰势力的兴起、当代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深刻伊斯兰背景以及伊斯兰世界反美反西方的倾向所决定的。
伊斯兰教的强大政治影响可以从其宗教历史观、对其他宗教的态度、组织和动员能力、与政治分与合的传统以及管控社会生活的程度等方面分析得出。因为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所以在此不做详述。对于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西方人认为：伊斯兰教固有的是反民主的，或者至少是“对民主不友善的”。在中东国家中，６个是君主制国家，７个是“专政”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突尼斯历史上是属于一党主宰的国家。虽然一些世俗的和伊斯兰的组织和政党都迫切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但改革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不少国家的国内政治仍是中世纪的。一些穆斯林和伊斯兰运动的领袖们大声疾呼表示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制政府。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完全自足的，它有一种神赐的、以神赐主权、神圣律法为基础的制度，这一制度与大众主权和民法的观念是不相容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穆斯林应当从伊斯兰内部产生出他们自己形式的政治参与和民主，而没有必要向西方形式的民主看齐。伊斯兰世界这样的政治现实，面对美国再次喧嚣尘上的“民主和平论”和试图通过建立“民主样板”［２０］以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为特征的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取代这些国家现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战略，［２１］必然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与美国新帝国大战略的推行迎头相撞的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发生。当今的时代似乎已成为全球化美国霸权和全球化穆斯林恐怖主义同时存在的时代。在反美主义者和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心目中，美国帝国的扩张引发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扩张。但是，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心目中，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扩张是引发美国帝国扩张的原因所在。两者也许都有道理，但无论如何，伊斯兰恐怖主义已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对立面。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发展又与伊斯兰势力在当代的再次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伊斯兰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大批穆斯林“把伊斯兰教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２２］他们强调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一超越民族和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际运动．以中东地区为中心，辐射到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并波及欧、美。伊斯兰世界中，无论是保守的君主制国家、世俗的共和制国家，还是激进的军事独裁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这股浪潮之中。复兴运动覆盖的地域之广、民族国家之多、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冲击之猛烈，在伊斯兰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一个意义广泛的概念，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但其中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要求改变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返回伊斯兰教的初始教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最强大的潮流。这种思想现在被广泛地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吉哈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频繁地出现在许多理论家、思想家的文字和语言中。“吉哈德”原意指为某种既定的目标“尽力”或“奋斗”，其宗教含义是为真主尽力，为主道而奋斗。按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部分：由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地区，和由异教徒统治的非伊斯兰地区。从理论上说，伊斯兰教的最终目的是把对真主的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都接受伊斯兰教。这种使非伊斯兰地区变为伊斯兰地区的手段就是“吉哈德”，即“圣战”。伊斯兰教义认为，圣战是真主指引穆斯林到达天国的直接道路，穆斯林积极参加圣战，便可获得来世的福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衰弱，根本原因就是背离了伊斯兰的真正精神，其中包括背离了早期的圣战精神。原教旨主义者强调，圣战只能以利剑、生命去完成。他们反对同异教徒和平共处，声称只有当伊斯兰教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后，才能有永久的和平。这种进攻性的理念和伊斯兰世界衰弱的现实决定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也有暴力倾向，但不可否认，当代恐怖主义主要和伊斯兰教有关。美国国务院《２００１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的年度报告中，恐怖主义被定义为“亚国家组织或秘密团伙成员对非战斗目标采取有预谋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动，通常意图以此对人们施加影响。”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２８个外国恐怖主义中有１１个是伊斯兰组织。（２００２年８月９日公布了３４个恐怖组织的名单，８月２６日将“东突伊斯兰运动”，１０月２３日将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加入。）伊斯兰极端主义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８年成立的伊斯兰兄弟会。他的目标是以伊斯兰的法律和价值观，对抗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激进组织“Brethren”在沙特阿拉伯形成。这两个组织同属于一个叫“Salafiyya”的伊斯兰宗教运动。这一运动认为伊斯兰在实践中已被腐蚀，必须进行改革，回到纯粹的伊斯兰教。它对以后新一代的激进组织如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在政治上要建立最纯洁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它们将伊斯兰教奉为圭臬，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宗教极端性激进性与不可妥协性，誓死要摧毁现存社会，建立一个崭新的伊斯兰新社会。他们不是在当今现存世界的规则范围内进行斗争而是拒绝任何规则。“阿富汗基地组织”制造的“９·１１”事件正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登峰造极之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性恐怖主义活动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危害最烈的恐怖活动类型之一，并且已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主要肇事者之一。”［２３］
因此，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的推行必然会给伊斯兰带来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回顾历史，２０世纪伊斯兰社会所遭受的外部压力主要有三种，即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说，伊斯兰运动的出现和殖民主义密不可分，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与新殖民主义关系密切，而伊斯兰运动的持续高潮与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紧紧相随。虽然冷战时期伊斯兰社会的外部压力主要是美国和苏联，而冷战结束后则为美国，但从总体上说，伊斯兰社会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２４］伊斯兰遭受的外部压力一向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即：动态性、深刻性、长期性和沉淀性。［２５］美国对伊斯兰的外部压力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它将使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不安持续下去，伊斯兰世界会更倾向于反美反西方。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激化。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发展与美国帝国的扩张将陷入一种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之中。
地缘的视角，即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矛盾
当今，亚非地区共有３０多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独立国家。这些国家从非洲大西洋沿岸向东——直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区，包括北非、西亚、南亚和东南亚，面积２５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ｌ／５。其中许多国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美国一向重视伊斯兰地区，其政策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考虑。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全球利益集中在三条战线上——欧洲战线、远东战线、远西战线（战略焦点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只要确保这三条战线，美国的霸权就会永胜不衰。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的广阔地带处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区，其间分布的几乎都是穆斯林国家。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具有明显的战略地理价值，对三条战线都有影响。麦金德甚至说过，控制了“心脏地区”（即巴尔干与中东地区）就控制了 “世界岛”（ 欧、亚、非三洲大陆），控制了“世界岛”就能控制全世界。正是由于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伊斯兰地区往往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而且它是导致伊斯兰和美国的利益冲突的原因之一。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使阿富汗成为美国绕过伊朗、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从印度洋进入中亚的跳板，它是美国能否赢得″欧亚大棋局″的关键。伊拉克位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区。美国欲征服中东，改造中东，就必先拿下伊拉克。如果说中东是美全球大战略的杠杆，伊拉克则是美在中东棋局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棋子。从地理位置来看，叙利亚也注定会与美国的利益相碰撞。叙利亚总统巴沙尔２０００年上台执政后，致力于建立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政治轴心和大马士革－德黑兰－巴格达经济轴心，并视伊拉克为叙利亚的“战略纵深”。这对美国控制中东的图谋显然是一个威胁。可以预见，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追求地缘战略优势，它和伊斯兰世界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将愈演愈烈。
２０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已经多次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以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与１９５８年的伊拉克革命为标志，此后２０多年，中东一直动荡不安。１９６７年，中东爆发“６·５”战争，接着，１９７３年爆发“十月战争”，１９８０年发生两伊战争，１９８２年发生黎巴嫩战争，１９９１年发生海湾战争。中东地区之所以成为世界斗争的焦点，除了为了争夺其地缘战略利益之外，中心问题是为了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８０年代，中东曾发生两次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通过石油危机，伊拉克、伊朗发动了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并组织“欧佩克”，从而打破了西方石油跨国组织对中东石油的垄断地位，维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当今的美国正在构筑世界帝国，它建立和维护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就是其石油战略，对中东的石油战略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控制中东的石油。海湾战争前，虽然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但是美国并不能直接控制中东的石油。海湾战争对美国来说是天赐良机，美国得以在海湾驻军。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更是不仅会刺激回升乏力的美国经济，而且会让伊拉克的石油“自由”流淌。此外，美国一直在大力推动石油来源的多元化。２００２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经把西半球、非洲、中亚和里海列为美国能源安全的“战略地区”。从这一点也可以预见，伊拉克战争后，伊朗问题将排上美国的议事日程。如果控制伊朗，美国将可以把中亚、里海、中东石油战略区连成一片。因此美国必然会利用“核问题”及“反恐”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双方的斗争不可避免。美国对中东的强权政策严重损害了中东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利益。伊斯兰世界要想排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优势，只能通过：建立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泛阿拉伯联盟甚至是大阿拉伯统一国家；拥有大规模毁伤武器；加强欧佩克的石油定价权。而这些尝试又必然和美国的利益严重对立。美国则会坚持在中东地区诸阿拉伯国家中挑动矛盾，分而治之；继续支持以色列藉此牵制阿拉伯国家；反对甚至武力阻止中东伊斯兰国家拥有核武器； 打压、削弱甚至终结欧佩克。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基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其矛盾表现形式有暴力的非暴力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可控制的不可控制的，可解决的和不可解决的等等。双方的矛盾演变既是客观因素使然，也是主观敌对观念造就的结果。且两个方面、两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使矛盾更加复杂，更易激化。从总体上看，这对矛盾具有深刻性和不可调和性的特点，与其他矛盾的可控和缓和相比呈逆向发展趋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的发展、激化具有突出的当代意义。众所周知，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战争冲突、东西矛盾、南北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等威胁着时代的两大主题。美国与伊斯兰的矛盾突出性还在于它包含了战争冲突、东西方对抗、南北资源争夺、文化宗教冲突等各种因素且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可以肯定，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还将不断在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干涉等一系列问题上爆发出来。可以说，这对矛盾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上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美国的一超独霸的强大压力，大多数国家采取屈服、躲避或有限抵触，伊斯兰世界不会出现以国家名义反美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敌对行动和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严厉打击必然会激起穆斯林国家民众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一方面会给伊斯兰世界各国政府带来强大压力甚至政局动荡，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亚国家组织及反美势力的冲突会更加突出。双方的矛盾不会降温，而是会有新的发展。
（作者单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注释：
［１］法国占领非洲北部、西部和赤道附近地区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英国占领了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阿拉伯湾和印度次大陆；在东南亚地区，英国占领了马来亚、新加坡和文莱；荷兰控制了印度尼西亚。
［２］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差异可以从宗教起源，宗教本质，宗教的发展现状的比较中看出。且双方的敌对观念由来已久。由于篇幅所限，不作详细阐述。
［３］李鑫炜：《体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４］爱德华·赛义德 ：《覆盖伊斯兰》，纽约，１９８１年，第１３６页。
［５］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自发表之日起就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影响广泛，这里不再赘述。
［６］参见Ｊ·Ｌ·埃斯波西米：《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８页。
［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恐怖主义与恐怖斗争理论探索》，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４页。
［８］王缉思：《文明与政治冲突——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５页载冯绍雷文《失之偏颇的预测》。
［９］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９９３载盖茨文章：《现在不是裁军的时候》。
[１０]王缉思：《文明与政治冲突——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７６页载马小军文《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一个政治神话》。
[１１]参见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九章。
[１２]Ｊ·Ｌ·埃斯波西米：《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４页。
[１３]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１４]Newsweek, Feb. 18,2002.
[１５]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 》，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１６]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１７]罗伯特·库珀：《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英《观察家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７日。
[１８]翟晓敏：《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１９]Robert D. Kaplan, Warrior Politics: With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p. 121.
[２０]美国《外交》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号刊登约了约翰霍普京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福阿德阿扎米写的“伊拉克与阿拉伯的未来”，文中公开宣称美国应把对伊战争作为突破口，把整个中东地区推向现代性。
[２１]“９·１１”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一种论调：认为中东国家的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社会保守与封闭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提出若想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必须对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并要求政府对中东各国施压，使其走西方的民主道路。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家现行的教育、社会和政治体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只有在这些伊斯兰国家中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才能从根本上解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称军事打击伊拉克只是“战术目标”，沙特阿拉伯是“战略目标”，埃及和伊朗是“大猎物”。
[２２]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２３]胡联合：《当代恐怖主义与对策》，上海：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４页，第５７页。
[２４]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９页。
[２５]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