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记录、体验、观察、分析当前中国城市穆斯林社的真实生活，将传统上对教的关注，转向对城市穆斯林社区、发展、人口迁移、中外移民、婚姻家庭、文化教育、弱势和边缘人口、归信穆斯林、穆斯林女性等社会生活层面的关注，能够丰富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视角。
关键词：穆斯林；人类学；视野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010-05
中国的宗教学专业向来偏重宗教历史、理论和思想的研究，而对现实社会中的宗教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触及较少。因此，研究当前城市宗教问题基本集中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在城市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中，研究者都较为关注都市信仰群体的调查和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研究城市民间信仰、人间佛教、农民工基督徒、流动人口宗教问题、城市家庭教会等方面的文章。但同这些分支学科或跨学科本身的发展较为缓慢一样，对城市信仰问题的研究作品依然显得单薄，许多个案仅为一家之言，很少有学科上的反思与评论。而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与此类似，学界多着眼于历史、哲学、教义、教法、政治等方面，很少有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关照。本文以中国当前城市穆斯林研究为题，探讨人类学视角的运用和意义。
一、中国城市穆斯林研究的学科脱位
1978年底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快速的城市发展阶段。城市作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前来学习、工作和生活，许多穆斯林亦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些人口的迁移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村向镇、镇向县城、县城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向大都市迁移。这是较为普通的迁移方式。二是某些地域商业群体行业性的迁移，直接由农村或城镇迁往大城市。如青海化隆、循化等地的回族、撒拉族、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进入沿海城市开设餐馆、贩卖土特产品等；河南孟村、长葛等地经营皮革的回族迁往泉州、广州等经营皮革制品及半成品。三是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城市迁移，由西部地区向中、东部地区迁移。四是由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地区向穆斯林散居地区或鲜有穆斯林的地区迁移。这种迁移趋势让商业和文化发达的中东部城市成为国内各族穆斯林人口争相进入的地方。近年来，广州、深圳、义乌、上海、北京、杭州、武汉、西安等城市都集聚了大量新的穆斯林迁移人口，商人、学生、流动打工者等是最为主要的职业。有些城市如深圳和义乌的穆斯林人口都是近10-20年间从少到多迅速增长的。尤应提及的是大量外籍穆斯林进入中国城市，如广州、义乌、深圳等，已经成为具有较高国际化程度的穆斯林移民城市，这一点是二十年前的中国从未有过的现象。
大量穆斯林人口在短期内进入一些城市，为这些地区带来商业繁荣和多元文化的同时，信仰者的宗教和与之相关的生活需求也使城市管理者措手不及。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城市的“原住民”，都对这一快速“闯入”城市的群体非常陌生。调查中发现，很多城市中的非穆斯林居民大多分不清来自不同地域的各个穆斯林族群，而把这些人认作是“回民”，或者统称为“新疆人”。随着迁移穆斯林人口的留居，宗教活动点、清真饮食、教派观念、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等，按现行制度，都需要城市在短期内配备专业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以便解决迁移人口的宗教和生活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改造和城市扩张同样引起城市社区结构的变化。那些历史悠久、伊斯兰文化传统深厚的社区亦不例外，如西安、兰州、西宁、昆明、呼和浩特、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城市；外来人口的进入以及对社区人口结构的“稀释”，部分回族世居的城市因改造、拆迁、拓展和迁移人口等原因引起的寺坊结构的变化和坊民采取的调适措施，以及伴随着城市扩张进入城市新的扩展区域工作、求学、经商等的流动迁移人口，都成为城市化引起的新的“宗教问题”之源。这些问题往往由于非主流和一定程度的“敏感”，以及研究中存在的各种困难而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
二、从研教到研人的学科转变
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研究偏远、蛮荒、他者文化的传统造成人类学家对扩大研究对象和拓展研究视野较为矜持，似乎人类学就不能研究城市。西方人类学界亦有这种刻板印象。马兰奇在总结西方学术界忽视人类学研究伊斯兰的原因时认为：“首先，人类学家仍对危险的、具有挑战性的、冒险性的研究念念不忘，通过对远离了文明世界的“原始居民”艰难和痛苦的过渡仪式的研究，就能给自己戴上尼采式的光环成为迷人的超人。其次，尽管使用理论并对研究者进行培训，但人们认为在西方从事信仰的研究是社会学的领域，而不是人类学伊斯兰的领域。”人类学进入中国后既有通过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坚守人类学研究异文化传统的学者，也有将其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研究中国社会以期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者，以中国的研究者讨论和关注中国社会而形成特色鲜明的人类学中国学派，这种对传统上人类学坚持研究他者的文化体系所做的学术转变，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对人类学学科范式的讨论。虽然早在格尔兹提出文化的“地方性解释”之前，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就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实践，但这种自己研究自己的转变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甚至是批评。因投身中国伊斯兰研究的人类学家和作品都较为缺乏，因此这一领域尚未经历类似的学术反思。当前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仍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以介绍、翻译、诠释宗教典籍为特征，而较少关注现实层面穆斯林的生活。
伊斯兰是穆斯林的行为准则、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穆斯林是伊斯兰的载体，是社会中活生生的力量。因中国伊斯兰信仰者的少数民族特征，人们往往将其作为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待，对城市穆斯林的研究更多地被城市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社区研究所替代。而城市穆斯林不仅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相对于城市其他民族而言，他们还是负载了异质信仰的人群。正是由于穆斯林的活动，才有了不同信仰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研究作为信仰体系的宗教到研究信仰宗教的人，这是人类学研究伊斯兰的最大特点，也是同传统的伊斯兰学科如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古兰学、经注学等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人类学对伊斯兰的研究，就是从对信仰体系的研究转向对穆斯林的研究，将伊斯兰的研究还原为对社会中活动的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研究。通过对文化持有者的人的研究，观察和描述被实践的信仰，同经典和文本规范的信仰相互对照，进行阐释、呈现和分析。探究实践的信仰如何接近文本的真实意义，文本的阐释如何在生活中得以实践。当前中国穆斯林社会同国际上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社会一样，存在伊斯兰学者关注的象牙塔学问同普通穆斯林大众生活越来越远，有意避开政治和现实问题而成为务虚之学，无法回答诸多社会问题的尴尬，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未予深入的讨论。
这种“回避”的学术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善，国内学术界以西部地区的西安、兰州、临夏、银川、吴忠、西宁、昆明；东部地区的北京、南京、上海、广州、三亚、泉州、义乌等为主为田野调查点做过一些专题研究。内容以研究城市回族社区变迁、宗教和经济生活、文化认同、婚姻、教育及流动人口的就业与适应等为主。特别是对西安、兰州、南京、广州、北京等城市因田野调查时间长、关注学者较多而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相较而言，中部地区城市的相关研究作品相对匮乏。学术研究上的这种不平衡现象也反映了东部大城市，尤其是处在沿海、商业化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发展速度快，无论是传统的穆斯林社区还是新兴的迁移人口社区面临的宗教问题较为突出。作为穆斯林居住较为集中的西部地区城市正在面临类似的城市化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三十年（1978—2008年），西部地区的城市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中部地区相对而言面临的类似问题较小，区域内研究者也不多，因此关注较少。
尽管已有拓荒之作。但我国学术界仍有将城市穆斯林看作是“少数民族”，将其社区看作是“少数民族社区”，将城市穆斯林研究定位于城市少数民族研究。而缺乏将其视为城市信仰者的研究视角，因此存在着对其信仰生活深入不够，甚至因民族分析话语而存在宗教生活被遮蔽的情况，因此对于比较和分析中国不同地域内城市穆斯林社区所遭遇的困境、面临的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未来的发展等都不能做到准确的把握，某些结论或政策建议等仍值得商榷。
三、人类学有关城市穆斯林研究的理论
人类学以研究人的文化为主，先行者主要以欧美学者为主，其理论大多建立在西方人对远离西方社会的“他者”的研究。流派繁多，影响深远。两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西方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及随之引起的移民浪潮，使欧洲本土许多国家成为亚非穆斯林移民的生活之地，这一部分人也受到了欧美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大多关注城市穆斯林的研究同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城市社区结构变化、人口迁移、商业活动等有关。总之，人类学对城市穆斯林的研究已经从关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社会，拓展到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以及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较为精彩的研究如对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英国的印巴移民、荷兰的印尼、摩洛哥、土耳其移民、法国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伊朗等移民、日本的印巴和阿拉伯人、欧美国家的归信穆斯林等的研究，这些人群都具有很高的城市化特征，因此往往成为都市人类学和城市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尽管对专业人士来说人类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必须耳熟能详，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却没有统一的划分。阿兰·巴纳德将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历时性、共时性和互动观点，另一种是关于社会和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两种视角都将人类学较为知名的14种理论纳入其中。人类学的理论既可以运用于都市穆斯林的研究，也可以在研究中进行回应和反思。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类学理论的西方特征，使其在解释伊斯兰文化方面存在牵强之处，但这一点并不影响理论的应用和反思。理论来自于个案的结论，对于人类学的都市穆斯林研究而言，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理论的概括或回应，而在于人类学的方法、视角和理论的反思性。
笔者认为虽然人类学持有整体观，强调对文化进行全面的、整体的研究以达到理解人和社会的目的，但人类学更注重边缘、弱势、底层、少数和失语者的视角和话语，要求研究者学会宽容地同不同的文化群体打交道，让人保持作为人的基本的同情心，提醒人们更多地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思考问题。思想上注重通过研究他者反思自身文化的缺陷，提高自身的境界。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更加注重微观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倡导以小见大的研究策略，通过对一个小型社群的整体研究，达到掌握地方性知识的要求，进而推求穷究，了解更大范围内的社群。人类学除了关注本来就出自社会精英或权威之手的文本外，还注重捡拾和积累资料中的边角料，甚至是被精英和权威忽略和丢弃的东西，从人们会轻易错过的看似平常的生活积淀中挖掘意义。
四、人类学对城市穆斯林研究的意义
记录的意义：人类学的民族志是“以第一手的观察为基础对一种特殊文化的系统描述。”人类学的研究首先是记录下长期以来被大家忽视的东西，大到事件、历史，小到个人的活动、人们之间的交往。通过真实地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分析当地社会，然后就某些方面进行分析。笔者看来，当前中国都市穆斯林的研究最为缺乏的仍然是细致的民族志记录。长期以来，穆斯林社会资料的保持依赖于民间，而民间通常忽略历史过程的记录和反思，大传统对作为少数人群的活动和文化往往视而不见，很少能记录下来，给后人追溯历史和深入研究造成诸多障碍。
方法的意义：1.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是人类学获取资料的主要方法，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需要研究者学会当地人的语言，在研究对象中生活满一个生产周期（通常为一年）。田野调查中较多使用的方法包括参与观察、访谈和问卷，要求同研究对象同吃同住，通过参与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和熟悉其文化，学会以当地人的思维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能够做到对文化的“地方性解释”。研究者将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零散的、片段的访谈资料进行分类和整理，以供后期研究。强调田野调查并不是忽略文本，这是目前其他学科对人类学的误解。田野调查必须是建立在对现有文本认真阅读并评论之上的深入，而不是非此即彼。2.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方法。通过跨越时空的比较可以发现变迁，能够总结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历时性的比较既可以通过文本，也可以通过访谈来达到：而共时性的比较既可以参阅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可以采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进行。
体验的意义：人类学是一门重视体验的学科，要求研究者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这也是这一学科强调参与观察的意义所在。人类学是研究他者的学问，因而对研究自己的学术往往多有批评。其实谁是生活中的他者是很难定义的事情。相对于农村人而言，城市人就是陌生人，是他者，反之亦然。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让不同时空，甚至同一空间中的人也很容易产生陌生感而成为他者。现代城市中人与人被分割为独立的家户以致“老死不相往来”，人们共享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人与人的接触多限于世俗生活，缺乏精神的、情感的交流。对一位新进入义乌穆斯林社区、西安回坊或兰州小西湖的研究者而言，无论其身份如何，这些社区其实都是陌生的他者。认同问题其实是因“他者”的存在而激发出的对个人身份的清醒认识和反思。正是这种对“他者”文化的体验，才让研究者有“离我远去”的感觉。让“人类学家离开自我的途径，有的是时间的隧道，有的是空间的距离。他们去的时间，是已经流逝的过去；他们去的空间，是一个‘非我’的世界……人类学家的肉身没有被自己搬运到别的世界中去，但他们的心灵却必须在一个远方寻找自我反观的目光，在一个想象或实在的异域中寻找他者相对于‘我’的意义。”这种体验的价值在于让人通过研究他者来反思自身，消除傲慢、偏见和文化中心主义，建立起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做到尊重他者，与他者和平共处。甚至在一定时段内研究者融入田野让自身也成为他者，特别是成为“无助的异类的亲戚”（张承志语），为底层社会发言。
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时期。今日的中国城市已经是区域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思想开放，文化多元，拥有文明滋生和传播的自由空间。1990年代以来，城市在我国伊斯兰文化的传衍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部分穆斯林网络资源、纸质媒体、QQ群空间、社会公益活动、伊斯兰文化教育活动、穆斯林互动（如相亲）等都发轫于城市。如果说传统观念中人们认为乡村地区是伊斯兰经学根基深厚，传承有方，引导宗教发展的思想源头，而今日已日渐被城市所取代。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城市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成为名符其实的“大传统”和精英文化。农村穆斯林精英阶层向城市的流动，让城市越来越成为集中人才、储备思想和展演文化的舞台。关注城市穆斯林，其实就能把握中国伊斯兰的发展脉动。
中国伊斯兰教因对教义、教法、传统、习俗、社会组织、苏菲修持方法等理解的不同，被条割为“三大教团、四大教派”。从地方性、民族性特征观察，很难看到伊斯兰的统一性特点，但这正是伊斯兰的特征——在教义学基本问题上的统一和在呈现方面的多样性。然而伊斯兰教内部的争论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伊斯兰多样性呈现的观点不同所致，而不是根本的教义学分歧。人类学的视角能够通过对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不同地域特征伊斯兰的研究，在理解信仰生活中的他者的同时，深刻反思自身的文化，消除中国穆斯林中存在的狭隘的地方、派别和民族观念。
相对于佛道教和民间信仰，中国城市穆斯林的信仰总体仍是城市中的异质文化，不同的信仰人群之间其实是“熟悉的陌生人”——在世俗生活方面熟悉，而在精神信仰领域陌生。文化和信仰之间的陌生给不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理解和尊重造成障碍。城市丰富的文化资源，开放的社会环境能够支撑开展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消除宗教间、民族间的陌生感，构建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培养城市人树立多样性城市文明的理念，给予不同文明自由的发展空间。
五、中国城市穆斯林研究的人类学视野
中国穆斯林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很小，但2300多万绝对人口数相当于阿拉伯国家中也门或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人数，比叙利亚人口略多。这一绝对人口数也使中国成为最主要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国家之一，在几个较大的穆斯林为少数的国家中，人口仅次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位居第三。中国穆斯林各民族中，部分民族的城市化程度很高。杨文炯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在全国“19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中，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回族是35.17%，低于朝鲜族的51.05%，位居19个民族的第二位。”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城市总人口中，回族占了24.78%。“我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一半的省市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回族。”口]这一统计分析了十多年前的资料，而且未计入长期居住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观察近年来大多因流动经商而进入城市的穆斯林人口，如义乌、广州、深圳等，回族的城市化程度和城市人口的实际数量应该较之十年前有更大程度的提高。因此，检索近年来有关城市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文章，大多数都涉及回族、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穆斯林流动经商的喜好使他们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容易迁移流动的人群，沿海商贸城市里中外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大量聚集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基于中外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分析，本文认为以下有关中国城市穆斯林的课题值得持续关注。
1.现代化与城市穆斯林发展问题：现代化引起的城市穆斯林社会在诸多方面的变化及其应对。
2.城市穆斯林社区研究：传统穆斯林社区的裂变、改造、重构，以及新型穆斯林地域社区、精神社区的出现；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城市穆斯林网络社区（如中穆网城市社区）、网络社群（如城市QQ群）的研究。
3.城市穆斯林迁移人口研究：因城市地域扩张、商业发展、政治和文化资源等“拉力”作用，以及工作、求学等原因吸引的穆斯林迁移人口研究。
4.城市中的外籍穆斯林专题研究：因语言、职业、社会交往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是目前中国城市穆斯林研究中的弱点，甚至是盲点。某些外籍穆斯林已经成为了某些城市事实上的“居民”，对该群体的研究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5.伊斯兰教与城市文明：探讨历史与现实中伊斯兰教与城市文明的关系，能够总结出有价值的结论。
6.伊斯兰教与城市和谐：通过研究在思想层面促进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融入当地生活，建立和谐的城市人文生态环境。
7.穆斯林少数民族国家城市穆斯林问题对比研究：诸如教法解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互动等问题。可以将中国城市穆斯林同世界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国家，如欧美的美、英、法、德、意，亚洲的日、韩、柬、菲、泰等国的城市穆斯林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共性和个性，总结、探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经验，促进中国城市穆斯林社会的发展。
8.中外城市穆斯林比较研究：主要通过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可比较的中外不同城市中的穆斯林。
9.城市穆斯林教育问题：西方文化、世俗化、全球化对中外城市穆斯林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也是中国城市穆斯林面临的严峻问题，诸如经堂教育的衰落和革新、新的教育体系和制度的建立、经典和文本的诠释、宗教人才的培养、城市迁移人口的子女教育等问题都亟待研究。
10.城市穆斯林婚姻家庭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最棘手，但又最关切的问题。剩男剩女、宅男宅女、大男大女问题；族际通婚、跨教婚姻、早婚、重婚、近亲通婚等问题：子女和老人赡养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等都是城市穆斯林社会最突出的问题。
11.全球化与中国城市穆斯林的遭遇：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伊斯兰思潮和运动，以及国际间的人口流动引起的中国城市穆斯林的变化。如跨国性的宗教传播活动泰卜里厄、跨国性的宗教思潮赛莱菲耶运动等。
12.城市中的新穆斯林：根据笔者对中国归信穆斯林的研究，认为归信有很强的城市化特征，同城市有一定的关联，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13，城市穆斯林边缘和弱势群体研究：诸如城市中的穆斯林农民工、流动儿童、贫困人口、隐性社会人口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缺乏。
14.城市穆斯林女性问题专题研究。
15.其他有关城市穆斯林问题的研究。
六、余言
国外较新观点认为：“伊斯兰是一种主要的一神信仰，但伊斯兰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标识，一种文明、文化和历史的社群。”此外，由于人类的关系网络更多地基于话语和观念的交流，而非经济关系，因游学、旅游、经商等活动，穆斯林的跨区域流动让伊斯兰成为一种“话语社群”和“世界体系”，这种社群是一种世界性、多元文化、跨文明的群体网络，保持和发展了一种共享的话语。文章还专门提及中国人所熟知的圣训“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以及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故事等来说明这种因人的流动而造成的知识的交流，使伊斯兰既有地域性的特征，也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应该说这种立足于全球化的开拓性认识，仍然是国内学界较为缺乏和滞后的洞见。
人类学对城市穆斯林的研究是宗教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多学科知识，特别是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基础知识、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各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民族史、人类学基础知识，并拥有基本的外语基础和功力，浏览和熟悉中外文资料，拓展视野。这一学术视野不仅能深化宗教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回应中外学术理论问题，而且能够促进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对话和中国城市各民族之间的互动，构建和谐的城市生活，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推动和谐共生的城市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