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重点对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回汉亲密的民族关系的共因作论述和分析。全文依次从回汉血缘关系的共同性，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共同性，回汉价值取向和性格的共同性，回汉两族语言使用的共同性四个方面有理有据地证明回汉民族从相互接触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认同的过程，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团结再走向和谐凝聚的一个生动缩影。这对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过程，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民族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回汉；民族关系；四大共因；典型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1－0005－06
收稿日期：2007－01－12
作者简介：赵杰(1953－)，男(满族)，吉林伊通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北方语言研究院院长，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研究。
长期以来，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的多民族关系中常把回族和汉族放在很亲密的关系的行列。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回、汉民族总是休戚与共，荣辱相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甘南民变”时在各族群众中流传着“回汉民族集合扎(联合)，不杀回，不杀汉”的一首歌谣；抗战八年的回民支队总队长马本斋去世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送的挽联上写着“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至于当今“回汉民族亲如一家”的提法和口号就更多了。为什么会在古今正反两方面，从朝廷到官员到各族群众都这样提呢?正如全国人民称地名时通常不把辽宁、吉林、黑龙江并称或单称而往往统称“东北”，就是因为历史上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位置共同性太多，甚至是遭受外来侵略的共同性上也有别于关内各省。这个类比虽然不很恰当，但对理解“回汉”并称有启发。简言之，回汉民族的共同之处要比其他民族多一些。笔者在上期《论回族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中探讨了回族的发生、发展之过程，这里不赘述。概括起来，最初的回族先民之源是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雄峙并立于世界之时，阿拉伯、波斯、中亚商人在大唐文化的包容下与中国汉族女子交际、交流、交融，以至通婚定居而繁衍后代的结果。悠悠岁月，漫漫融合，回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历了从风雨交加到风和日丽的700多年历史，伊斯兰的客体文化移植到中华主体文化上。相互包容、适应、吸收、融汇，已经达到了几近天衣无缝的程度。可人们只在感性上知道回汉亲密、相似，具体说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共性，至今学术界还很少涉及。本文试对这一习焉不察的民族团结和谐的榜样加以阐释解析，以便为当今构建和谐稳固的民族关系提供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学习典型。
一、回汉血缘关系的共同性
汉族北方方言常说，为什么两个人或两群人，遇到关键时刻(比如危难当头、困难至极、病情加重时)能舍命帮忙，那是因为他们“有骨血关系”，即血缘关系，如同父异母、同一家族等。回族和汉族之所以关系比别的民族亲密，正像宁夏回族常解释的，我们是“回爹汉妈”、“汉族是我们的上姑舅”。如前所述，回族是阿拉伯、波斯商人等移植中国定居后和中国内地汉族女子结婚的后代，自然是身体上流着父亲和母亲的遗传血液。回族在身体上既像父亲又像母亲，是阿拉伯、波斯及其他域外人和汉人的混血儿。这种无可否认的血缘关系使回族和汉族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涉及到国泰族安等重大事件面前，就有了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心理默契。共同血缘关系成了回族和汉族拉紧亲密关系的坚韧纽带，也毫无疑问成了回、汉亲密关系的血缘共因。正像加拿大梅第斯人之所以爱族更爱国，他们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很亲密，就是因为他们是加拿大原住民与欧洲毛皮商人通婚后逐代繁衍而形成的一个族群。
由于回、汉这种通婚带来的血缘遗传关系，表现在其他方面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亲密表现和主体认同。阿拉伯、波斯商人当年是大唐帝国汉人的“乘龙快婿”，他们在中国定居又能找到称心如意的汉族女子为妻，他们从落户中国之日起就把中国看成是他们的家了，这是他们的后代——回族之所以那样把爱回汉民族和爱中华祖国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深层原因。由于回、汉这种血缘关系，回族人对中国的认同有时是不知不觉进入骨子里的。笔者2006年5月在宁夏回族最集中的同心县调查，几个回族干部和笔者、还有西北二民院的马少娟老师(回族)一起聊天，县工商联副主席(回族)和大家不经意地说：“拱北是有功德的人的墓，就跟我们的岳飞墓一样。”他作为地道的回族，却不知不觉用了“我们”一词和岳飞认同，说明回族干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入大中华了。这种现象别的民族干部也可能说过，但不像回族干部这样普遍，只能说明回族人认同汉族，这是对自己母亲一族的正宗地位的肯定以及对父系融入中华社会中的一种潜在认同。另一名乡镇领导又说：“我们孔子文化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这是回族把自己认同为中华汉儒文化的又一种证明，足见其回汉通婚后血缘关系的延续性和遗传性。这种血缘关系作为生理学概念一代一代潜在地遗传下来，作为心理学概念就是通婚后代对父母的认可，尤其是对生存在母亲所在的居地的强烈认同。要知道，中国人事部和人口政策规定，出生儿女是随母亲的户口落户的。所以回族对汉儒文化的心理向心，对中华核心价值理念的心理凝聚是有其深层的血缘关系作为生理支撑的。至于回汉通婚越来越多的现象，也与历史上的血缘交融密切相关。伊斯兰教教义中讲异族通婚是有条件地允许的，正因为这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商人才得以在远在东方的中国娶汉族女子为妻。可以说元末明初回族的形成，正是这种异族异地异国通婚、血缘相融的结果，所以近现代回汉通婚一直没有中断过。当代中国，随着汉文化大量向少数民族中的普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频繁接触，各少数民族都有和汉族通婚的现象，但回汉通婚的比例较高。结婚过日子主要是价值取向和性格爱好的志同道合，而这方面回汉民族正是血缘相通、心理相通、性格相同(下文详谈)，才会有较高的通婚比例。笔者初步调查证实，回汉结婚后离婚率比其他不同民族通婚的离婚率要低得多，也是这种血缘相通的根本原因所致。
二、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共同性
同仇敌忾，风雨同舟，在同呼吸、共命运中生死与共，无论是哪个不同民族都会珍惜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更何况是具有血缘共同性的回、汉民族了。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回族后，回汉团结奋战共同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又使回汉民族在血缘相通的基因上增加了心心相印、荣辱与共的气节相通。关于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几例分别阐释之。
1．回汉共同反压迫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南方起兵反元朝统治时，回族就与汉族一道拿起了反抗压迫的武器。朱元璋
的爱将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都是回族人。沐英等大将为大明攻下了元朝贵族控制下的云南。云南回族马和青少年时代就随明燕王朱棣与元朝残余势力作战，“靖难之役”后，燕王因马和英勇机智出入战阵，屡立战功，而封他为内宫监太监，官四品。因“马不能登殿”，故皇帝赐马和以“郑”姓，改名为郑和，时年仅32岁。朱棣登位后，郑和屡被重用，最终成了比麦哲伦、哥伦布还早的世界航海家。
清朝时期回汉民族团结奋力反抗清朝地方贪官污吏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而又可歌可泣。 今天定居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境内的东干人(这是苏联对他们的不礼貌的称呼)，就是清朝时为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而在陕甘宁举行回民起义后为逃避清朝残酷镇压，而被迫流落、迁徙到中亚的回族起义军及其眷属。回民起义的领袖白彦虎在中亚临终前曾给后代留下遗言说：“希望你们将来有一天能回到祖国，到西安城墙上捧一把土亲一亲，就算还了我在天的夙愿了!”回族这种客死他乡仍心念西安汉地故土，这种爱国、爱族(包括爱汉族)的感情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直到今天，2006年9月在宁夏举行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伊玛佐夫院士(中亚东干人)来宁参会，还当面和笔者说：“东干”的说法是苏联人给我们起的，我们还是叫“中亚回族”。几百年过去了，他作为清朝当年陕甘宁回民起义而移居国外的中亚回族的后代，仍然对祖国西北、对陕甘宁的回族和汉族怀有深厚的感情。会议期间中国西北的回族、汉族教授与穆罕默德。伊玛佐夫教授、拉希德·优素波夫教授等一起餐叙，回忆几百年前那段反对清朝地方贪官污吏的血与火的斗争时，还怀有着回汉间的战友情谊。
的确，有清一代回汉民族共同反抗压迫的事迹太多太多。例如，公元1856—1873年，云南回族联合其他兄弟民族，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杜文秀就是云南保山的回族人，他反对清朝官吏的民族压迫，提倡“回汉夷平等”，受到了回汉等民族的衷心爱戴。同治六年(1867年)，杜文秀准备以20万大军进攻昆明，在大理发表的《誓师文》中表明“此次出师……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主要”。在《兴师檄文》中又公告天下：“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杜文秀积极推行回汉各族人民团结的政策并恪守不渝。他曾有“凡为官者，必先爱民”的名言，曾挥泪斩爱将，以维护回汉民族团结，在云南各族人民中间传为佳话。
孙中山先生在1937年出版的《突崛》月刊上发表的《孙总理对于回教民族之遗训》中曾说：“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这说明回族和汉族在共同反压迫的斗争中相濡以沫，相爱相知。回族的先忍后起，与汉族的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相似(下文详叙)，两个民族在反压迫的斗争中成为了具有坚忍不拔、坚强不屈性格的民族。
需要澄清误解的是，清朝的回民起义矛头指向的并不是朝廷，而是地方的贪官污吏，“回族的多次所谓‘回乱’或‘反清起义’，实际上反的是践踏其宗教信仰的贪官污吏，而不是朝廷，回族从来没有‘坐一朝’的想法，所谓‘争教不争国’之说由此而起”。“连清代不堪忍受清朝贪官污吏压迫而起义的回民领袖马化龙也只是把矛头指向欺压百姓的地方贪官污吏，而绝无仇视广大汉族民众与贤明官吏的倾向……”是那些贪官污吏不仅不管广大回汉下层民众饥寒交迫的物质生活，而且对回族的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任意践踏，对回族的不满置若罔闻。回族人可以忍受物质上的贫困，无法忍受精神上的侮辱，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时贪官污吏惹了乱子，又慌报军情给朝廷说回族要造反夺权，要推翻大清国，所以才导致了朝廷大兴兵火。其实，满族和回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勤劳勇敢而又善良诚挚的一员，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是不存在隔阂或矛盾的。
2．回汉共同反侵略
回汉民族不仅在历史上共同反压迫，而且更在共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写下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例如，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处州总兵郑国鸿、驻平壤总兵左宝贵都是回族，他们带领以汉族为主的精兵强将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为了保卫祖国，不畏强敌，不怕为国捐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出生在山东费县的回族左宝贵(1831—1894)，不畏强敌，坚持民族气节，被李鸿章提为总兵，在甲午战争壮烈的平壤保卫战中战死疆场，他的顽强抵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气节。《满清上谕》说：‘回族将领左宝贵此次进援朝鲜，在平壤接仗，力疲血战，奋不顾身，已受重伤，仍在炮台上督队……’”。
20世纪的抗日战争时期，回汉团结共同抗日堪称是中华民族共同御敌的榜样。抗战时甘肃“甘南民变”中以汉回民族为主而成立了西北民族抗日义勇军，在当时当地各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一首歌谣唱道：“马福善，王仲甲，回汉民族集合扎(联合)，不杀回，不杀汉，抗日反老蒋……”其中两位领袖，马福善是回族，王仲甲是汉族；这是回汉民族团结抗日的实例。
抗日战争时最有名气的回汉抗日队伍还是回族马本斋和汉族郭陆顺带领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的“回民支队”。总队长马本斋率队英勇抗日，8年中回民支队歼灭日军1.3万多人，创造了1:10的伤亡对比。马本斋是回族人民的一面旗帜，又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叶剑英同志在马本斋逝世后的悼词中概括为：“马本斋同志的斗争道路简单地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党。”政委郭陆顺严守回族饮食习惯，与马本斋团结合作，回民支队也吸收汉族战士。当时的上级领导吕正操司令员表扬这支回汉融合的抗日支队为“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
另外，回汉民族从近代以来并肩战斗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事迹也有很多。比如，在民国时期，新疆回汉等民族共同反对沙俄及中亚对我国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等。
以上回汉民族共同反封建压迫、反外国侵略、反民族分裂的事例只是回族诞生以来很少的一部分，仅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收录的元朝至近代有名有姓有事迹的回族人物就有326人，现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涌现出的马骏等杰出人物更是不胜枚举。因此，白立忱在《中国回族史》序中也说：“回汉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回爸爸，汉妈妈’……也是最好的例证。”
穆斯林常讲，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国民要爱你的家，没有国哪有家?回族在几百年中与汉族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反压迫、反侵略、反分裂的历史，不仅加深了回汉两族原本同血缘的亲密关系，而且加深了两族人民共同保家卫国的战友情谊。汉族爱自己的土地、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祖国，自不必说。而回族父系虽然来自中亚、西亚等地，却是娶汉族妻子定居中国，他们既没有统治中国的想法，
也没有分裂中国的概念，他们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祖国誓死捍卫，把汉族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加以团结，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死与共，达到了休戚相关，志相同、心相同、性相习。这也许是今天回汉关系比其他民族更紧密的主要原因。
三、回汉价值取向和性格的共同性
回汉关系亲密的又一重要共因是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看似有别(比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性格上实则极为相似。
回族从一开始就尊奉的伊斯兰文化的主要内容有许多与中国的汉儒文化尤其是儒释道结合后的大唐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伊斯兰教的价值取向是和平共处，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和而不同，只是汉儒文化不太重视精神信仰而更重视实际的道德规范内容。仅从回族伊斯兰文化和汉儒文化对人内涵道德品行的要求上，就可看出两者的几点相似之处。
首先，回族的宽容性与汉族的包容性实际上很相似。回族认为真正的英雄是宽容人。他们推崇的一句话是：“我有报复你的能力，但我宽容你!”这与汉族积攒实力，但不轻易示威，即《尚书》上的“唯德动天，无远弗屈”的靠实力和平征服的精神不谋而合。正因为伊斯兰文化和汉儒文化在这一点上一拍即合，所以才有大唐皇帝鼓励阿拉伯商人、知识分子留居长安娶汉族妻子定居的可能，而阿拉伯商人、知识分子又作出了留在中国从此客居终生的决定。
其次，回汉两族都有强烈而明显的先忍后发的自强精神。“中国回族的先民从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孔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与伊斯兰教中的某些教义精神是一致的。”李振中先生说：“1982年，我去麦加朝觐，团员中有几位西北地区的阿洪。一天，大家交流朝觐的感想，一位阿洪说：‘伊斯兰教是伟大的，就在于它的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和拼搏向上的精神。”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回族所无法忍受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少数或极个别人对他们的信仰(主要是精神信仰)和民族生活习惯不敬甚或加以侮辱，才激起他们的不满。汉族也是，历史上外族入侵或挑衅达到了忍无可忍时才奋力反抗，而一旦反抗就有很坚强的韧性，经过长期的战斗，直到最后胜利。因此，回族和汉族都属于后发制人型的民族。
第三，回族和汉族都具有内刚外柔、自强不息的性格。这是与两族长期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回族和汉族生活是以经商和农耕为主的、希望有稳定安全的经营生产环境的，因此他们对待不安定的侵扰总是以防御为主。他们的价值取向也是力戒对外张扬，主张“韬光养晦”，而在内心里却是有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火焰在熊熊燃烧着的。
总之，回汉两族都有极强的韧性，极强的承受力和爆发力。
回族之所以有上述三种和汉族如此相像的品格，就是因为回族从小就浸润的是汉儒文化的精华，又用伊斯兰教精神信仰把这种汉儒文化融汇了进去。当然，回族也运用伊斯兰精神信仰的严肃性保护了自己汉儒文化的道德规范得以有效实施，这是回族人双重思想规范(精神信仰是伊斯兰教，道德性格是汉儒思想规范)的长处所在。李兴华先生在强调回族文化对汉儒文化的弘扬时曾说：“回族对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弘扬是很显著的。如自强不息的精神、爱国爱家的精神、重人重伦的精神、适中用中的精神等等，可见被一些人说成是回族特有的不少精神，其实乃是中华传统文化优良精神的回族弘扬。回族是中国的，中国也是回族的，这在传统文化精神上有典型的表现。”以上回汉三种相同之处正是这种典型表现的内容之一。
四、回汉两族汉语言使用的共同性
回族和汉族在几百年的历史上形成如此亲密的关系，除了上述三种共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共同使用汉语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我们知道，斯大林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把语言列为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之一。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深层透镜，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外在特征，还是通过外化特征进入思想底层的心理凝聚纽带。语言不仅是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更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权威标记。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借用韩麦尔先生的口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美国人想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播给世界各国，就不惜花巨资和人力到世界各地教授美式英语。中国最近在海外建孔子学院实施对外汉语工程，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举措。还有，满族人之所以能由萨满教改信儒家思想，大清国皇帝保持“国语骑射”都不能阻挡住满族向汉族的融合，其主要原因也是满族人入关后在汉人多于满人150倍的悬殊比例下改说了汉语。无数事实证明，两个民族共用一个语言或者一个民族使用了另一个民族的母语，两个民族的融合程度就会大大加快。
回族从唐代阿拉伯人进入长安开始，直到元末明初，经历了从阿拉伯语、波斯语到阿、波、汉语杂用，再到完全使用汉语(只是还专用一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和特殊民俗词汇)，也就完成了由阿拉伯人到汉阿混血儿再到回族人的彻底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的先民在客居之地选用了汉语而不是突厥语、南亚语或者蒙古语，这与前述三个共因密切相关，也与回族追求学问、见贤思齐、灵活现实的进取心密切相关。穆罕默德曾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你们寻求学问吧!哪怕是远在中国。因为求学对每一个穆斯林都是天命。”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承载汉唐文化的汉语是最有学问的，也是使回族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
几百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回族与汉族一样通行汉语，这是回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优势。借助它，回族得以在中华大地的广阔地面上形成；借助它，回族与汉族结成了‘割不断，剪就乱’的特殊亲密关系；借助它，回族得以使自己信仰的宗教顺利实现了中国化；借助它，回族得以知晓汉族的一切，汉族和通晓汉语的其他民族也可以知晓回族用汉语表达出来的一切。从一定意义上说，汉语和伊斯兰教是回族或回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两个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因素。”
正是回族选用了汉族人的母语——汉语作为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首先使汉族人更能从心底里信赖、认同、把握他们，从而使回汉能在交际场合敞开心扉，无保密可言。这就在多民族多语言的中国，自然拉近了回族和汉族的心理距离，乃至于通婚后的距离。使用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其他民族，尽管在汉族人面前说汉语，但毕竟在其他场合是说民族语言，何况有时当着汉族面儿不便汉族人听的内容就用本民族语言交际了。这看起来是双语更方便，但也无意之中疏远了与汉族人的关系。因为你毕竟有保密可言，而且又有保密的交际工具。而回汉民族用汉语，汉族人认为回族人语言使用专一，这就无形之中加深了汉族人对回族的信赖度、亲密度。
前文阐述的历史上回汉民族同仇敌忾反压迫、反侵略、反分裂的事迹中，许多行文都是用汉文下发的，如杜文秀的《誓师文》《兴师檄文》等。马本斋、
郭陆顺领导的抗日回民支队回汉官兵之间自然也是能用汉语流利地交际一切事情的。笔者2006年5月调查宁夏西吉县的回族与汉族的关系，兴隆镇杨茂村公路段的回族马海清段长说：“和汉族人只要一通脾气，一模一样吧，只是吃啥不吃啥。我也接触，十有八九，汉人比回人好接触。”他领导的公路段的所在村全是回族，他的公路段多数职工都是汉族，他经常让汉族职工到他家吃饭，汉族职工也把回族领导的家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这样的回汉民族亲如一家的关系，如果没有共同汉语(而且回汉双方都把汉语作为唯一的母语)的有效交际和交流工具，是很难达到这种亲密无间的程度的。
世界上因民族间语言权利的纠纷酿成民族关系破裂的事经常发生，因语言的融合和统一而形成的民族间的团结凝聚的事也屡见不鲜，说明民族间共同使用一种语言也是民族关系亲密或民族感情深厚的标记。因为语言文化无论如何不只是纯粹的交际工具，它只要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有可能成为掣肘民族情绪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凝结民族感情的纽带，甚或是通向共同精神家园的桥梁。“回回先民失去自己的母语，与其说出于被迫，毋宁说出于自愿与需要：认同的自愿与生存的需要。……历史学家也认为，共同选择汉语，是回回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回族在形成之初，没有选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或南亚语言而选用了汉语，与他们的母亲是说汉语的汉族人有直接关系，也与他们生活并定居在中国腹地直接相关。在回族发展的几百年中，汉语没有辜负回族先民正确选择的期望，在回汉同仇敌忾反压迫、反侵略，相濡以沫共守道德规范和内刚外柔性格中发挥了更大的交际、交流和凝结感情的作用。汉语成了历史上回汉两族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一种文化指纹和共识符号。在今天，更成为两个民族心心相印、精神互守的密码和音标。有了几百年共用汉语的感情积淀和语言认同，回汉关系又得以步入到一个牢不可破的精神层面。这不能不说是回汉关系亲密的又一个重要的共因。
回汉民族关系亲密的共同性也许还有不少，但上述四种共同性足以证明回汉关系为何如此亲密了。研究回汉民族关系的亲密过程和亲密原因，对了解中华各民族和谐凝聚的历史，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和谐的民族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古今回汉民族关系从相互接触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认同的过程，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团结再走向和谐凝聚的一个生动缩影。
责任编辑：马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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