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化形象建构在全媒体时代的境遇与危机解决

从20世纪90年代媒体产业化、集团化变革与互联网的接入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了媒介化时代,地处西部的回族聚居区也同步开始面临媒介化的冲击。而21世纪之交开始,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整个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开始西移,包括回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国西部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提速。几乎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蔓延到了中国西部。这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为回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也给回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生存与发展、认同与接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一种文化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媒介的作用和力量是決定性的,无论是去拯救还是去摧毁。而在当今这个全媒体时代,融合了具有主导性的权力、技术、资源和最广大受众的主流媒体,更是发挥着核心的决定作用。

回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机遇下面临提升文化品格,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问题,这就需要主流媒体的积极介入。因为在媒体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不可能离开媒体这样一个受众面广泛的平台而传播,回族文化的传播亦是如此。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回族文化也面临着新媒体技术对它的消解。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文化存在,其本身的主体形象需要在传播语境中不断地具象化、形象化、质感化,因此很显然这对主流媒体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理解,身处当前的市场竞争环境,宁夏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迎合收视率这样的指标,当然,我们深知这样的目标背后是若干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和欲望。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在对媒体的把关方面,“把关人”自身是否有着清晰而自觉的文化理念,在追求媒体共性的同时是否有着追求个性的自觉。如果媒体流于哗众取宠,人云亦云的姿态,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风格,既不能输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又不能展现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媒体将会失去公信力,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消费品。而对于回族聚居区的宁夏而言,其文化身份决定了回族文化的传播与构建在社会现实语境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回族文化的认同及其影响力的弱化,暗示出主流媒体在回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是淡化的,究其原因还是主流媒体对宁夏回族聚居区回族文化建构的责任、使命和追求,缺乏理性而自觉。

本文在进行论证之前必须要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回族文化景观认知要借助于媒体这样一个平台?在现代性的话语中,作为本土的回族文化难免受到现代性的洗礼,因而,回族文化的形象是一个“流动性”(鲍曼语)的产物,这种“流动性”不仅囊括历史性,同时还具有当下性。因此对它的认识不能仅仅在泛黄的文献里爬梳,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仅满足于精英话语的界定。葛兆光对此有其精准的论断,他认为在“精英和经典”思想与普通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个“一般”的世界,并且这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在人们“判断、解释、与处理面前世界”时起着“真正”的作用①。对于回族文化的认识亦是如此,我们了解回族文化需要看到更多的是回族文化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展现。大众传播由于受众群体的影响,其落脚点显然在构建一个“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按照福柯《知识考古学》给予的启示,我们从大众传播所提供的回族文化景观或许更能认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回族文化发展的理路。

考察回族文化被传播与建构的历程,不能置身于一个静止的历史时段去审视,要用一种“长时段”(布罗代尔语)的眼光来考量,这样会发现回族文化在被传播与建构的过程中,影响因素带有多重性,这种多重性也昭示出回族文化面临的传播境遇。回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是要立足于一种“开放型的民族性”文化,而这一切都需要在宁夏主流媒体这条大河里“沙里淘金”。

一、全球化、现代化与媒介化语境中的回族文化生存境遇

回族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与媒介化的语境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事情往往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回族文化要寻求突破和发展,也必然离不开全球化、现代化和媒介化提供的有效手段。

1.霸权语境下全球化的冲击 关于全球化的概念一直存有很大的争议,汤姆林森认为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的“复杂联结”,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联系”,尤其是指高速发展并且具有紧密“依存”和“联系”的网络系统②。那么这种复杂的联结又是什么呢?有观点认为是一种“同质化”,即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像,本土的异质性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另有观点强调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对非西方国家的强势征服。还有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是美国对世界的支配。这些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没有从整体上对全球化进行阐释,仅仅说出了其中一个方面。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全球化为文化带来了什么呢?就像学者南帆所言:“好莱坞、迪斯科或者可口可乐的入侵面积远远超出了京剧、太极拳与茶文化的出口。”③全球化很可能出现文化同质化或者趋同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与交流频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出现了越来越接近的趋向。”④在这种趋同的可能性下,回族文化难免会被强势的文化所冲击,带来的是一种可能被同化的过程。而处在网络传播时代,传播实现全球化不成问题,而强势文化也可以在全球传播泛滥。这个时候,保持回族文化的独立性,显得尤为可贵。

无论是文化资本和文化商品的流动,还是文化产业的扩张与文化价值的对撞,都直接威胁着民族文化的安全,给民族国家带来深重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关于这种危机感,许多学者已经深感忧虑。已经连续七年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以及每年举办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虽然每一次设立的主题不同,但是从历次与会学者们的表述中,都能感受到他们对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境遇深表忧虑。民族文化在表现自我和追逐市场利益方面面临着抉择上的困惑。一方面要凸显民族文化,但是民族文化元素往往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又不得不考虑市场因素,加入迎合观众趣味的因素,影响了民族文化形象。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灌输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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