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白人的三明治
如果你来自传统的伊斯兰家庭，却在西方长大成人，很可能遇到很多莫名其妙，令你不知所措的事情。
“妈咪，你能不能给我做个三明治？就是同学们吃的那种。”此时，我的妈妈正在为我准备午餐，用铝箔包裹着咖喱鸡腿。我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冷落，与我的妈妈不无关系。我总是望着学校里其他女同学咀嚼着精致的三明治，而我的午餐如同一枚原子弹，永远散发着令人避之不及的浓烈的洋葱味。午餐后，女同学们都去室外活动，跳跳绳儿，做做游戏，而我总是一个人待在墙边闷闷不乐——我认为，油花花的咖喱鸡腿是阻碍我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的罪魁祸首。
我很希望像我的同学凯瑟琳那样：金发飘飘，穿着仙女般轻盈美丽的连衣裙，吃着散发出醉人芬芳的午餐——她的头发、衣服和午餐都令我羡慕不已——或许，我也可以拥有其中之一；或许，同学们会因此喜欢上我。听着我的抱怨，我的妈妈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带着妈妈为我准备的三明治去上学，它散发着糖果的香气，不再是小茴香的味道——这简直是胜利的气息。我焦急地等待着午餐时间。我向凯瑟琳望去，她正在优雅地品味着一只巧克力甜甜圈。我渴望着，当我打开用蜡纸包裹的三明治，我的世界将不同以往：我将成为凯瑟琳的朋友，她会邀请我去她家玩，让我为她梳理她那长长的金发，然后我们一起为她的9岁生日派对做计划。
“是什么让你注意到我的？”我会问她。凯瑟琳则会看着我回答。“是你的三明治。”
然而，当我打开铝箔包装——我的妈妈难道连三明治都不会做吗？——凯瑟琳恰好转身看到了我的三明治。真的起作用了！她冲我这边摆了摆手，但并不是向我，而是向坐在我身后、班里最可爱的男孩子摆了摆手。接着，她又回到了她那群金发碧眼的同学中去了。原来，在这个世界，只有三明治是无法让我与白人成为朋友的。
系上头巾反抗
每年夏天，父母都会把我和哥哥穆扎米勒送到穆斯林夏令营过暑假。有一年，我注意到营里来了一个新成员：一位埃及女医生。她美丽大方，光彩照人，与众不同的是，她总用一块头巾把头发整齐地包裹起来，这块头巾还有自己的名字：海加布。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海加布。每次爸爸开车送我和哥哥去清真寺，我都把头发用一块薄布包起来，车一开远，我就把布扯掉，我从不知道，这块布还有自己的名字。而且，佩戴海加布有着严格的要求：头发、颈部和耳朵都不能外露。
那个夏天后，清真寺里刮起了一阵“海加布流行风”。越来越多的女穆斯林开始戴海加布，因为它不仅具有装饰的作用，还迎合了伊斯兰教的女教风：女人的身体应该躲避男人的委琐目光。虽然，男人的猥琐目光从未在我的身上停留过，但我对这个理论表示赞同。
佩戴海加布最令我开心的是，我可以“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利用宗教，向我的父母发起反攻。一些人认为海加布是对女性自由的压迫，而我将用它来向我的父母发起反击。
“我要戴海加布去上学。”我一边对父母说，一边用一块天蓝色的乔其纱将头发包裹起来。爸爸、妈妈惊讶不已。望着我的“蓝色脑袋”，我的妈妈别无选择，也只好戴起一块海加布，因为她不能穿戴得比自己的女儿还随便。我兴奋不已。海加布就是我的武器。
戴上海加布后，我的反抗行动势如破竹。我对目瞪口呆的银行柜员说：“我才不要同我那稀里糊涂的父母一样，从事高利贷的行当。”我还把妈妈的香草精扔进了垃圾桶，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酒精，而她浑然不觉地已经用了许多年。
而我最重要的一次胜利，是成功说服爸爸让我继续参加清真寺夏令营。我爸爸的老朋友穆罕默德叔叔对穆斯林夏令营以麦乐鸡块作为孩子们的午餐感到不满。他认为应该停止孩子们的穆斯林营活动，因为它提供的饮食亵渎了伊斯兰教。而我不以为然，我非常喜欢穆斯林营，于是我说：“每个人对肉食的看法各不相同。”爸爸认同我的意见，他说：“对于信仰我们不能固执己见，不能走极端。”爸爸没有接受叔叔的提议，同意让我们继续参加夏令营。在那一刻，我觉得不能再从字面上肤浅地理解伊斯兰教义，或许上帝通过麦乐鸡向我传达了一些启示。
父母之命
我的哥哥穆扎米勒想和他的苏格兰同学苏珊娜结婚。他好像还说过，他想娶一只狐猴。我的爸爸惊诧万分：“人以群分——不同背景的人不能结婚。”
在我父母的观念中，只有同宗同族的人才能结婚，而苏珊娜的苏格兰背景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然而，穆扎米勒坚持认为，就算面前是刀山火海，苏格兰和旁遮普民族也要在一起。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妈妈使出了杀手锏：“你的妹妹必须先于你结婚，你知道这一点的。”妈妈对哥哥说。按照巴基斯坦的习俗，家中的女孩必须先于男孩出嫁，即使女孩比男孩的年纪小；否则就会流言四起，对女孩百般污蔑，比如她长了6根脚趾，抑或天生痴傻。
我的妈妈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给我做起了思想工作，她对我说：“你应该学习搭讪，学着对男人微笑，尝试着找一些聊天的话题。”“比如呢？”我问。“比如问他们礼拜时用的跪毯是在哪里买的。”妈妈回答。
我的父母对于包办婚姻有着坚定的信仰，认为那就是他们结婚25年没有分开的终极原因。“你同男人相互交流和了解，认为可以找到真爱和幸福的婚姻，最终仍然可能失望。但父母包办的婚姻不会让你失望，你会对你的丈夫从一而终。”妈妈劝慰我说。但我始终认为不能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妈妈答道：“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爱情终会降临。”而我依然觉得，爱情应该放在第一位。妈妈反驳我：“白人的婚姻都是爱情优先，但结果如何？还是有那么多人离了婚。所以说，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只是选择不同，并不分高下。”而我私下里觉得，我妈妈坚信，包办的婚姻更幸福。
一天我外出归来，发现桌上摆着不常见的咖喱角小吃。我拿起一只放进嘴里，却发现妈妈正在上下打量着我，并道：“你应该去换一身好衣服。”我并不觉得咖喱角会在乎我吃它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妈妈正色说：“客厅里有个不错的男人，我想把他介绍给你。”这个突然袭击令我措手不及，我想夺门而出。妈妈解释说，这个男人是她的叔叔的侄子的大学同学的儿子……说着就把我推向了客厅。显然，她觉得我当时的一身行头还说得过去。
于是，我看到了坐在沙发上身穿黑色套装的棕色皮肤男人，他看上去同我一样紧张。我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喝着茶，沉默的时光并不长，但十分难熬。我决定成为那个打破沉寂的人，向他问道：“你的跪毯是在哪儿买的？”“巴基斯坦，不都是在那儿买的吗？”我冲他微笑着。我会搭讪了！接下来，我们相谈甚欢。他是个在读博士，目前住在巴基斯坦，希望我也搬到巴基斯坦。对此我并无异议。我认为我们有继续发展的机会，知道了我的态度后，妈妈喜出望外。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并非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说，比起宗教，他更相信科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虽然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各持保留意见，但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达成了共识——她也觉得这个男人不适合我。
接下来，家里为我安排了一连串的相亲任务，对象是清一色的巴基斯坦在美留学生，一个接一个，我根本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不妨用他们所在的州名来代替吧。“俄亥俄”不想要小孩；“威斯康星”不希望妻子外出工作；“路易斯安那”自己不想工作；“犹他”据说是个屠夫，但与他见面时，他却一身酒气。
当祈盼奇迹出现的时候，上帝又在哪里？
哥哥穆扎米勒为我物色到了一个人选，说话间，他的神情如释重负。通过朋友，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医科生，名叫萨米·哈克。一天晚上，哈克给我家打来电话，我的父母都不在家。他听说我是一个记者，觉得我与众不同，因为“当下人们都想当医生，比如我就是！”他笑着对我说，说我一定是个有趣的人。不久后，我们相约在必胜客见面，那次见面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父母没有向往常一样跟在我的左右。与他交谈中，我得知，他也信奉穆斯林，而且喜欢小孩子。
接下来的发展一切顺利，5个月后，我们举行了婚礼。依照南亚的习俗，结婚当天，新娘应该表现得异常忧伤，以表示她不想离开家、离开父母，新娘应该号啕大哭，仿佛正在进行的不是婚礼而是一场葬礼。但是，我可“装”不出来。我的举手投足就像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西方新娘，灿烂的笑容照亮了全场。可我的表现令我的妈妈大为不满，我仿佛成了传统文化的叛徒，于是她开始用力拍打我的胳膊，以提醒我不要看上去如此开心，而妈妈打我一下，我就打她一下，从远处看，我们就像在为对方拍蚊子。
4个月后，穆扎米勒和苏珊娜举行了婚礼。可见，不同背景的人同样可以走到一起。
清真寺里的战争
我常去做礼拜的清真寺，礼拜殿中央曾经悬挂着一张浴帘。穆斯林对洁衣净身的痴迷已经到了洁癖的程度，但在礼拜殿中挂浴帘？简直是疯了！一位来自“奇异土地”沙特阿拉伯的伊玛目（对穆斯林礼拜师的尊称）的到访揭开了浴帘背后的秘密。原来，这位伊玛目认为，有必要在做礼拜的男女穆斯林之间树起一道屏障。
在清真寺中，男女穆斯林是否分开做礼拜一直存在争议。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清真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清真寺允许男女在同一间礼拜堂中做礼拜，但这类清真寺少之又少。大部分清真寺将男女穆斯林分隔开来，要么用屏障在男女之间进行阻隔，要么将女穆斯林单独安排在某个地方，或者让她们站在男同胞的身后。由于伊斯兰教礼拜的方式通常是伏身跪拜，女人们倒更愿意被安排在男人们的身后，面朝着俯身向前的男人们。我的一个朋友曾在一次礼拜中对我说道：站在后面向前看，那景致真是壮观。
沙特阿拉伯人遵循的是字面上的伊斯兰教义，即瓦哈比教派的教义和习俗。令我无法苟同的是，那些严苛的规定事实上根本没有文献考证。穆斯林社区早期曾有女性骑乘骆驼并参与公共生活的记载，而瓦哈比教派完全禁止女性骑行，甚至不允许女性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出门。在我看来，阿拉伯人企图将这些对女性的限制性规定强加入伊斯兰教义，以为他们的性别歧视行为寻找托词。
我尝试着说服这位来自阿拉伯的伊玛目，他有关浴帘的看法并不正确。我来到他面前，先做了自我介绍。他竟然吓了一跳，赶忙后退了几步，想与我保持更大的距离，但我一直跟在他身旁。他走一步，我就跟上一步。
“你为什么让我们站在浴帘后做礼拜？”我问伊玛目。
“让女人们消失在男人的视野中，有助于男人们集中注意力。把男女穆斯林混在一起，会引发奸情和通奸，甚至传统婚姻的灭亡。”他抑扬顿挫地回答说。
“但日常生活中，男人们总避免不了与女人相遇。如果男人们在清真寺中都无法聚精会神，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更加无法聚精会神，那他们还能正常生活吗？”我反驳道。
“你对我太无礼了。我不会再同你讲话了。这就是允许女人随便行走、随便讲话的后果，”他对身边的一个男人说，“她们有了自己的思想。”
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我去清真寺做晚礼拜，走进礼拜殿时，我发现浴帘不见了。我洋洋自得，自认为说服了阿拉伯伊玛目。正在那时，一个红胡子男人朝我走了过来，对我说道：“不好意思，女士，这里是男士祷告室，请你离开。”并指向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男士祷告室。接着，红胡子把我领到礼拜殿后面的房间，门上挂起了一个新牌子：女士祷告室。房间已经做过整修，原来的一面墙由一张大大的双面镜所替代。
“看，”红胡子对我说，“你们可以看到男人们，但他们看不到你们。”虽然我不喜欢礼拜殿中有浴帘，但至少女穆斯林可以在礼拜殿中祷告，现在我们却被安排在了这里。我不接受。我说：“我不在乎是否被男人看到，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做礼拜。”
这时，一个留着黑色长胡须的男人站到了镜子的另一边，面对着我和红胡子，我对红胡子说：“我感觉他能看到我。”这时，黑胡子拿出一支梳子开始梳头。看到这一幕，红胡子很兴奋：“看！他看不到你。他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这面镜子放在这里非常合适。”
接着，黑胡子又掏出一把小剪刀，对着镜子修理起鼻毛。很明显，黑胡子的这个举动超越了红胡子的承受范围。我便跟在红胡子身后回到礼拜殿，他对黑胡子说，做礼拜的女人们能看到他。黑胡子抱怨说：“我过去都是在那个房间的卫生间里做这些。而且那个房间里现在也没有女人，我还不能用吗？”“当然可以用，随便你。”我转身对红胡子说，“我不会再来这里做礼拜了。”我才不接受红胡子对礼拜室的安排。女人们自幼因生为女人而受尽惩罚，在我看来，穆斯林将挡在女人前方的屏障一直视为宗教的教旨，但这是不对的，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清醒的认识。
我身上一直沉睡的新闻精神渐渐苏醒，我觉得应该为女同胞和我自己做一些事。我开始做调研，并来到伊斯兰集会去采访那里的牧师和学者。每当一位演讲者走下讲台，我都会扑上去说：“抱歉，打扰一下。我正在做一部有关清真寺女穆斯林做礼拜被隔离的纪录片，您能就这件事谈谈您的看法吗？”使我惊奇的是，他们都非常愿意接受采访。一位学者回答说：“这是文化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伊斯兰教并没有这方面要求。‘屏障’实际来自于伊斯兰教推广、传承、同化本土传统文化时夹杂的文化认知和规范。如今的穆斯林，无论男女，都应该习惯于在没有‘屏障’的情况下，与异性一起做礼拜。”学者的热诚和直率令我既吃惊又感动，我恍惚觉得，这位高级神职人员是个女权主义者。
制作纪录片批评社群现状并没有让我走红，朋友们都觉得我在为“穆斯林性别歧视泛滥成灾”的恶名火上浇油，而我应该私下解决“浴帘”的问题。但我认为，如果让穆斯林以外的世界看到，我们女人自己也在为性别平等做斗争，或许可以减少一些来自外部世界的成见。当穆斯林族群就我的纪录片发表看法时，我不再回应。
当我再次走进清真寺的礼拜殿，黑胡子走过来对我说：“纪录片拍得不错。我希望女人们能重回礼拜殿做礼拜。”
“为什么呢？你支持性别平等吗？”我问他。
“不是。因为我想用那个房间里的卫生间。”
[编译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