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季节性人口迁移由来已久，且迁移的地域遍及欧洲。欧洲国家对人口迁徙情况进行清查和评估始于180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当时实行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制度，其用意在于保证拿破仑军队充足的兵源，这与后来共和政体实行的“属地主义”原则相对立。21世纪初，移民问题成为法国对内政策面临的一大挑战，它与公共安全、国民身份认同、就业市场、欧盟公共事务政策的制订以及在第二代移民中实现法国模式的“共和”与“非宗教化”的融合等重大问题息息相关。欧洲国家之间与欧洲国家之外的人口迁移引发以下问题：欧洲居民的原国籍问题、法国国籍问题、法国公民权的行使问题以及在重组后的家庭种族构成愈加复杂的条件下个人身份的构建问题等。
关 键 词：法国穆斯林；移民融合；伊斯兰研究；中东与欧洲 ;移民研究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2-0020-09 中图分类号：D812文献标识码：A
一
据官方统计，2009年迁入法国的合法移民为95000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5‰。这一比例低于如德国、英国或意大利等大部分欧盟主要成员国。根据2005年前后发布的一项统计报告，当时法国移民总数达到490万。尽管调查难度很大，法国移民部还是估算出通过非法途径入境的移民人数约在20万～30万人之间。这一数字与欧洲国家总体情况大相径庭，后者的非法移民数量基本与合法移民数量持平或者略低。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间有130,300名移民获得法国国籍，反映了 1994～2000年间每年入籍的外来移民数量保持较为稳定。
法国现代国籍权利法律的制订和颁布源于共和制度：1790～1791年间，《宪法》对法国国籍加以定义；1790～1795年间，规定两种取得法国国籍的方式：荣誉公民和自动入籍。1803年国籍法规载入《民法典》，其定义是建立在血统主义基础之上，而非《民法典》的制订者拿破仑• 波拿巴所希望的属地主义原则。事实上，只是在1803～1889年这段时期，属地主义原则才逐步成为法国本土国籍定义的基础。1889～1940年间，由于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影响，法国人口急速减少，共和国政府施行较为宽松的入籍政策，旨在吸引移民劳工定居法国，从而阻止低出生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但为应对日益膨胀的德国纳粹势力对法国的威胁，国家必须再次进行军事动员，“低谷人口” 意义可想而知，反映了一战中在法国的中国劳工无疑是推动新移民政策实施的有利因素之一，并形成了第一次移居法国的中国移民潮。
正如帕特里克•韦伊所言 ，维希政权在德国占领期间所施行的种族主义国籍政策的标志是1940～1943年制订的一项新的法国国籍法规，但最终由于德国占领当局的否决而流产。这项法规的内容包括阻止“不受欢迎的人”成为法国公民，并剥夺那些已取得法国国籍的“犹太”人国籍。但二战刚结束时，废除维希政权的有关“法律”绝非易事。乔治• 莫科在法国解放时主张的种族划分标准无异于在可获得国籍者中实行“配额制”。这一制度虽屡遭非议，却直至新的《国籍法》制订后才被废止，即1953～1973年间自由主义的入籍政策推行时期。[1]97-163第二次有关法国国籍的种族危机源于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法国政府在十年间（1974～1984年）制订各项法律，旨在保证在法国居住的北非移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外来移民第二代的同化，从而应对国籍问题引发的现实挑战。[1]165-181
以往学界普遍将以属地主义为特征的法国国籍制度与完全以血统主义为基础的德国国籍制度对立起来，历经三场波及两国的磨难，直至二战结束以来60年的持续和平，上述理论观点的对立早已丧失了其政治价值。首先，在一个统一的德国共同生活的渴望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产生。恩斯特•勒南 认为，两德之间自由来往的实现，其实就是“每天都在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选举”。德国的最终统一确实是按照法国式的“政治”国家模式实现的，并非如约翰•高特弗里德•冯•赫尔德 与约翰•哥特里博•费希特 所憧憬的那样，以“种族和文化”的名义实现的，这种理念最早体现在马丁•路德于1520年发表的《致德意志贵族书》中。阿尔弗雷德• 格罗塞 强调欧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实体，既远远没有达到，却又远远超越了一种联邦政体” [2]234。即便不考虑欧盟的政治因素，就欧洲“元国家”的归属问题而言，政府、党派和媒体实际上从不触及欧盟有关条约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即欧盟成员国中外来移民的国籍问题。与19世纪的美国和加拿大类似，欧盟成员国的法律要么受到法国《民法典》的血统主义影响，要么受到英国法律的属地主义影响。帕特里克• 韦伊认为，在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中，“英式”的属地主义能够保证外来移民的后代自出生之日起即自动获得加拿大或美国国籍。[1]206欧洲大陆国家多为移民迁出国家，“法式”的血统主义能够保证侨居国外的移民及其后代保持与母国的联系。由此可见，英国和爱尔兰尽管曾经是“属地主义国家”，但实际操作中却未必十分严格。当大量外来移民迁入时，两国政府加入血统主义的法律条款，以此维持侨居海外的国民与母国的法律关联。因此，当有关国籍的法律与移民形势的构成产生矛盾时，就会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机械性的，而是根据不同国情，经过国内政治辩论和依照一定程序方可实现的。[3]
1945年11月2日，法国政府颁布法令明确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目的是鼓励侨居国外的欧洲裔移民向法国迁移。阿尔及利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作战，阿尔及利亚籍穆斯林由此也就享有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自由往来的权利。根据定居法国本土即为法国公民的“自动同化”原则，已获得法国国籍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无需再申办入籍手续。法国当局各部门在移民的组织方式问题上达成共识，以此保证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本土的生存权利。原则上看，作为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裔劳工并不需要接受法国政府任何的监管。但法国内政部与劳工部还是在由谁来主导外来移民的管理事务上产生了矛盾，由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所带来的问题牵扯到法国政府的不同部门。
二
针对法国移民问题，政治家阿兰•朱佩曾指出，对于生活在其领土上的400万穆斯林移民，法国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应对准备。[4]从历史角度看，法国始终保持着与穆斯林世界在文化、政治和商业等方面的联系，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是重要媒介。自19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部分地区进行殖民活动之日起，法国殖民当局就实施一套针对穆斯林宗教信仰的管理制度，法兰西殖民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被赋予任命辖区内清真寺“伊玛目”的重要权力。同时，为纪念在一战中为法国捐躯的约10万穆斯林战士，法军墓园中都建有符合穆斯林习俗的墓地。正因如此，法国这个曾经的殖民强国于1926年在首都建造巴黎大清真寺，以表达对穆斯林群体的感激。但自1905年“政教分离法”颁布直至20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本土都没有一处正式的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始终都很低，有限的穆斯林人口无法召开国家正式承认的伊斯兰教教务会议。
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与去殖民化历史在法国几代人的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烙印，“1954年11月4日事件”促使阿尔及利亚人采用的极端主义手段与法国人实施的酷刑使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5]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残暴酷刑即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几十年之后，依然如梦魇一般困扰着人们。“黑脚”族群 被视为对阿尔及利亚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原因是他们不做任何让步，过分在意自身利益。当年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掌权的历届法国政府，尽管因处理阿尔及利亚事件失败而相继垮台，但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居住在本土的法国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推卸掉作为公民本应担负起的政治责任，使阿尔及利亚人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6]当地穆斯林组成的辅助部队曾与法军一道镇压穆斯林同胞的起义，但战后却立刻被法军和政府所抛弃。法国就这样逐渐“患”上了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失忆症”，从拥抱、开发，到统治、掠夺、武装镇压，直至彻底放弃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7]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