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宁省先于全国进入老龄社会，且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于大部分省份的态势对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宏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可能减少劳动力有效供给、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引起消费和储蓄水平的变化、加重养老保障的负担、带来社会文化变迁和潜伏有公共安全隐患。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宏观影响 辽宁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辽宁省作为全国的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样日益明显。据辽宁省统计年鉴（2009）显示，辽宁省199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02%），提前全国5年，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从宏观层面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超前发展态势所产生的影响已渗透到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居民储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文化、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行
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经验表明，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良性运行的关键性因素。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体现出来。已有研究大多显示，辽宁省从1982年开启“人口机会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为“人口暴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仅从劳动力资源的整体规模来分析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适龄人口的“有效” 劳动供给。首先，从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看，目前辽宁省劳动力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1岁，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别提高4岁、8.1岁和11岁，劳动力结构老化趋势明显，限制了人力资本活力的发挥和有效劳动供给。其次，在劳动力参与率方面，随着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低年龄组人口与女性人口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辽宁省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数字为证，2000年，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个百分点。诚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增加，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减少了。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则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特别照料和护理。
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人口现象对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辽宁省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
经过多年努力，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从协整比例关系为主转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为短期内辽宁省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都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也在经济社会承载范围之内，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同时，因人口老龄化而兴起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龄产业也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具备吸纳从一、二产业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顺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阻滞着辽宁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刘柏霞（2009）通过选取1978—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辽宁省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系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因削减了劳动力人口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投资资金供给的相对减少，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处于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水平变化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认为个体的储蓄倾向在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加总的国民储蓄率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经验也似乎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储蓄的。但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率却增势不减，使得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通过对历年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辽宁省的总储蓄金额和储蓄增长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间储蓄增长率的波动趋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辽宁省进入老龄化社会为界分成两段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总储蓄金额增加的同时储蓄增长率却在下降。1995—2011年间，辽宁省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较快，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储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断趋缓（见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辽宁省目前的劳动力人口还比较充裕，老龄人口的消耗应该赶不上储蓄的增长，未来一段时期辽宁省储蓄额肯定还会增加，但增长趋势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来越缓。
四、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波动
理论上讲，人口消费水平与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需求。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作为纯消费者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能够推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不过，在消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又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从业人口数变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大，进而导致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降低。从老年人口个体来说，其往往更加节俭，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将会低于年轻人口。有关研究也表明，儿童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长远看，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未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用于社会交往方面的消费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医疗和护理方面的消费需求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当然，老龄人口的增多同样预示着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体正在迅速崛起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市场消费势力，从而带动和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产业——老龄产业，为老年市场提供无限商机。因此，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是多面向的，最终取决于一时一地的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速度。
纵观辽宁省1980—2011年的消费变化情况，居民最终消费额每年都在增加且总量增幅明显，消费增长率1994年曾达到最高峰28.79%，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自199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消费增长率呈现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现逐渐回升（见图2）。可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龄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对消费需求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反而是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执行下少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较大。经验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消费将随之下降0.417%（陈晶、朱天星，2011）；当前，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也并未强烈地改变消费增长的趋势，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带来了显著影响，抑制了衣着、家庭设备与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2]。
五、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负担
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又一直接后果。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社会保障基金在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还得应对支付额不断增加的现实需求，两方面的挤压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辽宁是东北三省的龙头，也是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和结构性矛盾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之一，正处于老工业基地改造之中，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增加了政府养老保障金、医疗保障金等方面的开支，加重了为老设施的社会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临改善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与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贫困的艰巨任务。养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加快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2010年，全省参保离退休人数472.7万人，比2000年增加191.7万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长速度5.34%；同期，养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亿元，增加585.3亿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长速度16.11%。养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参保离退休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医疗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镇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464.1万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139.3亿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预计，今后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数量不断增大且比重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经并将继续对辽宁省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沉重负担和压力。
六、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亲子关系都是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赡养父母是子女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孕育出来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社会化”特征明显，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4]。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6]。2005年10月，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20余个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随着农村建设速度的加快，中青年农民中“重小轻老”现象非常严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无法得到忙碌子女们的生活照顾，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不适现象也已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对多姿多彩的社区文艺、“夕阳红”般的大众传媒节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会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社会老年文化的氛围会逐渐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预示着新一轮社会文化的变迁。
七、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安全隐患
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7]。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龄人口逐渐由个体形成群体，老年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由零散的碰撞逐渐演变为集中的社会冲突。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格局、消费需求结构、经济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老年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所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社会安定产生极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1]郭熙保等.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持久性影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7—17（06）
[2]王舒，李旻.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1（33）：17—18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4]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5）：48—50
[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131—149
[6]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J].人口研究，2008（4）：57—65
[7]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and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R] .Washington： CSIS Publications. 2009.3—17
〔本文系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项目“辽宁人口老龄化趋势与经济社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3lslktfx-02）阶段性成果〕
（代利凤，1982年生，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