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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选择、财力保障与地方政府激励研究”（14ZDA0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问题研究——基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内生关系的分析”（711730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产业低碳化转型的路径与政策研究”（12JJD790021）
作者简介：
吕炜（1969-），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转轨经济理论、财政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Email： weilv008@163com
谢佳慧（1989-），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市民化等方面的研究。Email：xiejiahui16@163.com
摘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关于市民化改革的基本认识存在简单化、笼统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尚缺乏从改革全局视野和实践操作层面针对市民化改革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思辨。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市民化改革进行了研究：一是在改革全局中定位市民化改革；二是从过程视角认知市民化本质；三是基于中国式转轨逻辑的市民化路径选择；四是基于渐进路径的市民化成本再认知。通过对这四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为市民化改革廓清一个相对清晰的研究脉络和对话语境，为更深入的市民化政策实践和理论思辨提供参考与支撑。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居民；市民化改革；成本测算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1000308
一、引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强调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进一步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城镇落户。由此可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已迫在眉睫。
当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于市民化问题有着很高的关注度，但对于一些基础性认知问题存在简单化、笼统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在实践中，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简单地等同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认识和定位市民化的功能和作用，导致基层政府部门对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理解上，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简单视作一项民生改革政策，而忽视其背后的经济意图及社会治理含义；在研究中，未能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进行多维动态分析，严重高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忽视了其经济社会效益，加重了政策主体对推进市民化的顾虑；在政策上，将市民化简单等同于居民户籍状态的变化，而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职业融入和社会融合等问题。
由于缺乏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思考，导致市民化改革难以在社会各界达成广泛共识，也阻碍了市民化政策的顺利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国务院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各省市区虽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就目前推进进度来看，以人口流出为主的地区多数已逐步放开户籍，而以人口流入为主的农业转移人口聚集地户籍改革步伐明显滞后。因此，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重道远。
然而，尽管困难重重，新一届中央政府依然提出了明确的市民化改革目标，各项政策也陆续出台，原因何在？其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改革逻辑？本文从中国式转轨的视角出发，对市民化改革进行重新认知与理论辨析，试图为市民化改革廓清一个相对清晰的研究脉络和对话语境，为更深入的市民化政策实践和理论思辨提供参考与支撑。
二、在改革全局中定位市民化改革
将市民化改革等同于一项普通的民生发展政策，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市民化不是一项可有可无、可快可慢的改革，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全局中链接民生发展、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如何在全局中定位好市民化改革，关乎社会各界对推进市民化改革的共识能否达成，关乎各级政府对中央各项关于市民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能否贯彻，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客观识别和定位。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和全局角度来看，我们可做出如下判断：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是中国特殊经济转轨过程的内在要件和必然要求。从世界范围来看，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经济转轨内在的二重任务性、非均衡性、阶段性和二元性决定了其推进过程必然有所不同。从二重任务性来看，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的形成正是“体制转轨”与“发展转型”两大任务的体现，两者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存在并不断产生冲突与磨合，户籍制度及基于户籍制度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城镇化与大规模人口流动，然而市民化实现了在既定体制约束条件下促进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的进程；从非均衡性来看，在体制与发展的交互作用中，发展（生产力）水平在一定时期之内是既定的，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快速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已经形成的体制设定相适应， 那么可以做的事情无外乎变革业已形成的体制设定， 以便使其与既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1]，加快市民化改革正是基于此；从阶段性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以1978年为起点，以全面建设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经济转轨终点的转折点上，跨过此过渡期，中国会更接近经济转轨的终点；从二元性来看，中国经济转轨一直具有显著的二元性特征[2]，而当前中国经济既有“传统二元”问题，
“传统二元”问题是指转轨过程中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城与乡、工与农的差距，以及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得过大的问题。又有“转型二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