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克服健康资本测度困难、有效刻画我国居民健康资本及其变化趋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健康经济学基本理论，构建引入健康投资的跨期效用函数，借鉴国民核算的“投入—产出”原则导出生命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关系式，以揭示健康资本对个人及社会的经济效应。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及相关疾病死亡风险数据，运用统计生命价值法测度了近十年我国居民健康资本存量及流量值。研究发现：劳动者的健康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由“吃苦耐劳”型转向“享乐主义”型;平均预期寿命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会诱发健康资本负增长，而生育政策放宽导致的青年比重提高则会增加健康资本红利;健康资本的收益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应重点关注人均健康存量的提高。
关键词：关键词健康资本;健康跨期消费;统计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124.7; F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1-0014-1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1.002
一、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健康作为生活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决定个人生活质量高低，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的保障，两方面对经济发展均有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居民健康领域的公共投入迅速扩张，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支出为4.63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13%。但我国健康投入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3%—5%，2016年首次达到6.23%，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近年来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各国8%—12%的一般水平。鉴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和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健康中国战略作为重大发展目标，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则对加大健康投入以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等问题制定了更切实的长期规划。
目前，通常以健康投入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程度，具体则由专业卫生人员总数、医疗卫生机构总数、卫生费用总额等医疗卫生行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指标反映。然而，上述指标主要从宏观角度反映健康投入规模，无法合理地评价健康投资的经济价值。居民健康水平不仅取决于宏观环境，更多依靠个人意愿和行为，其健康状况带来的综合效益能更好反映健康投入的经济价值。可见，从微观层面测度健康投资的收益是衡量健康投入有效性的良好途径。由微观视角分析健康效用、量化其经济价值并实时动态比较，对于构建并完善我国健康指标体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自舒尔茨（Schultz）从劳动者能力角度系统论述人力资本问题以来，学术界对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已形成共识[1]。人力资本的价值量是对人所具有的知识经验技能、体力健康及未来收入能力等素质的综合测度。教育与健康构成人力资本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通过投资于教育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已获得大量研究，相比之下对健康投资的研究仍明显不够。究其原因，教育资本可以借助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直接衡量，而健康资本则缺乏这类直观的测度指标。
格鲁斯曼（Grossman）率先将健康纳入人力资本分析框架，并提出健康资本概念，其由微观视角构建健康需求模型以考察最优健康资本存量的决定因素，指出劳动者对健康存在消费动机与投资动机等两种迥异的需求[2]。健康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耐用资本品，尽管其不可出售且无法转让，但健康既作为“投资品”间接投入生产从而决定潜在产出和收入，也作为一种“消费品”直接为其所有者带来效用。通过医疗服务、教育、生活方式、时间等多方面的健康投资，劳动者可以投入更多的健康劳动时间，增加市场性经济活动的收入和效用。健康资本测度较其概念界定困难得多，受数据约束，早期讨论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常以死亡率、预期寿命、公共卫生支出等宏观数据替代。诺尔斯和欧文（Knowles & Owen）扩展了曼昆（Mankiw）等提出的MRW模型，将健康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以预期寿命作为健康度量指标[3]。德瓦拉扬（Devarajan）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数据，发现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4]。得益于微觀数据日益增多，对健康资本的有效识别和测度成为可能，经验研究中利用健康资本测度结果的需要日益迫切。
国内外学者在个体健康测度方面已积累了大量文献，传统度量方法基于影响健康的各类因素（如个人特征变量、慢性疾病发生情况、主观判断等）展开。通过统计模型方法构造取值为0（健康状态最差）至1（健康状态最优）的变量，卡普兰和安德森（Kaplan & Anderson）给出一种健康生活质量指标（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QWB），以全面评价个体健康程度[5]。赵忠和侯振刚采用QWB方法，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健康水平[6]。丁继红和董旭达采用2006和2011年CHNS面板数据，针对老年人健康质量测算QWB并进行城乡比较[7]。除QWB方法外，质量调整生命年法（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和伤残调整生命年法（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也是国际上研究健康水平的常用方法，这些方法为健康测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借鉴。
相比之下，国民经济层面的健康资本测度起步较晚且亟待加强。阿罗（Arrow）等测度综合性国民财富
综合性国民财富（Comprehensive National Wealth）测度涵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状况改善可以提高预期寿命，并能作为一种投入要素促进个人效用与产出增长。时，运用统计生命价值法（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VSL）对健康资本进行单独估算，利用收入与行业风险死亡率的联系测度了2000年和2005年5个国家人均健康资本存量和流量[8]。阿罗等进一步构建了包含健康资本消费效用函数的跨期模型，推导出此模型下的健康资本测度公式恰为VSL法[9]。汉密尔顿（Hamilton）指出，测算健康资本应考虑环境、营养等重要因素，并建议设置具体的健康资本投入指标体系[10]。索罗（Solow）则指出基于VSL测度的健康资本远高于国民收入，粗略估计劳动者累计终身收入现值仅为健康资本存量的1/6，健康资本对个体带来的经济价值远远高于其劳动所得[11]。受上述研究激励，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