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网络文化概念的梳理，对比分析其差异化的解读，同时分析造成这种差异化的原因，进而指出网络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强调价值、价值体系、模式还是强调共享标志、信仰和行为特点的问题，因此建设网络文化，建设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价值体系、文化模式和主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文化 概念差异 价值体系
网络文化是什么？中西方对于网络文化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差异化解读背后的原因何在？这是本文试图去探究的问题。
一、中国对网络文化的解读
网络文化在当下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名词，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学术刊物及政府的权威性文件中。
（一）我国政府官方提出的网络文化
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的内容为“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2007年4月23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网络文化建设；2007年6月，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全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网络文化首次被写入十七大报告中。
“网络文化”这一名词进入十七大报告，标志着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党和国家最高层的视野，营造一个良性的网络文化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这一命题已经被赋予了国家的意志。尹韵公在《从“互联网站”到“网络文化”——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网络学解读》一文中，分析了我党如此高度关注“网络文化”的背景和依据，并且基于此提出了三点建议，即：“主抓建设、强调管理、营造氛围”，他认为，在未来可见的岁月里，网络文化肯定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从而进一步指出建设与管理网络文化的重要性。
（二）我国学界对网络文化的解读
从1989年3月至2010年3月，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网络文化为题名的文章约3 000篇，学界对网络文化的研究逐渐变热。
在国内学界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中，众学者依据各自的学科背景对网络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有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网络文化”进行解读的，将网络文化定义为“新价值观文化”，强调文化的传承性与整体性，认为网络文化是文化的新的解释方式，这是网络文化最宏观的一种定义。不过，网络文化在目前信息社会中已经成为主流文化，这类定义对网络文化的主流性没有充分的说明。例如，武汉大学的李卓钧老师就把网络文化区分为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即“三分法”。
也有学者将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来分析，也就是将文化作为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四个工业环节分析，这是将网络文化看成消费文化的代表性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彭兰在《网络文化发展的动力要素》一文中，将网络文化从五个层面进行的划分，即“五分法”：一是网络文化行为，网民在网络中的行为方式与活动，大多具有文化的意味，它们是网络文化的基本层面，是网络文化的其他层面形成的基础；二是网络文化产品，这既包括网民利用网络传播的各种原创的文化产品，例如文章、图片、视频、Flash等，也包括一些组织或商业机构利用网络传播的文化产品；三是网络文化事件，网络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它们不仅对于网络文化的走向起到一定作用，也会对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四是网络文化现象，有时网络中并不一定发生特定的事件，但一些网民行为或网络文化产品等会表现出一定的共同趋向或特征，形成某种文化现象；五是网络文化精神，即网络文化的一些内在特质。不同层面的网络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网络文化景观。此类定义具有一定的可测量和可操作性，是网络文化中观层面的定义，但对网络文化整体的价值体系建构没有充分说明。
还有从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的角度出发来定义网络文化，其过多强调效果。从技术与信息角度出发，考虑对人们网络身份的影响，对人际交往关系与社区群体关系的影响，对人接收行为与接收心理的影响，但是此类定义是网络文化的日常性的定义，其不足之处是没有强调文化的批判性和文化构成要素中的文化领导权要素。比如吴飞、王学成的《传媒·文化·社会》等，即：“数字化生存”是信息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业界对网络文化的理解
我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理解网络文化出发点是“网络社会现象”，他们一般将网络文化定义得非常具体，其中“具体社会现象”可以是一类人、一个地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等等。这种研究范式是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元价值模式得出的。业界人士一般认为，先要有网络技术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其后才能产生相对应的先进的“网络文化”，即“先进生产力文化”。所以，业界人士关注文化构成要素中的经济因素。在万方数据库中，我们可以看到业界研究的具体问题为：“企业网络文化研究”、“彝族网络文化”、“图书馆与网络文化”、“某省网络文化”、“网络文化下的市场营销”等。由于此方面门类繁多，关注现象具体，而研究成果在内容上和规模上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暂时性，所以将其归为一类。
二、西方对网络文化的解读
西方对网络文化的定义由物质（技术）、批判（否定）和经验（符号）三个层面构成。
（一）西方对网络文化物质层面的定义
国外学者在提到网络文化（cyberculture）时基本上是将其与网络空间（cyberspace）等同起来使用，例如：Lisa Nakamura认为在目前西方的研究中，cyberspace studies, cyber/technoculture studies, new media studies, Internet studies之间的区别和划分非常模糊。Internet studies, new media studies, cyberculture studies, contemporary media studies被用来指同一个领域的研究。Nazzareno Ulfo 在“The Challenge of Cyber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ology）中对网络文化的定义为：“由人和机器组成的世界，其中计算机互动创造文件和图像。是一个由互联网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所组成的世界。”
（二）西方对网络文化的批判层面的定义
西方对网络文化的批判性定义可以分为基本二元取向：一种是技术决定论定义，Andrew Pickering将网络文化定义为：许多人生活其中的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数字世界，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个对那个世界的“数字化的乌托邦社会”的想象物，那个世界可以将踪迹最早追溯到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另一种是技术怀疑论定义，例如，哈贝马斯将网络文化定义为公共领域空间。
其中，讨论得最多的网络文化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虚拟社区的研究：主要是争论网络空间上是否产生了新的社区？这种新的虚拟社区会否替代离线社区？如果替代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其代表作为Howard Rheingold写的《虚拟社区：在电子边疆的开拓》（1993）。另一个是对在线身份的研究：在网络空间中，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在网络空间中，随意塑造身份的可能性是消除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还是为支配提供了更多的舞台？其代表作为Sherry Turkle写的《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1995）。上面两本著作是网络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三）西方对网络文化的经验层面的定义
David Bell从本体论、现象学和语用学三方面来定义，认为网络文化包括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分别是物质层面、符号层面和经验层面。从物质层面来看，网络空间是由机器、电线、电流、程序、屏幕以及电邮、网站、聊天室等信息和传播方式组合起来；从符号层面来看，网络空间也可以看作是图像和想法。除物质层面和符号层面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验层面，也就是在我们日常使用网络的经验中网络空间是怎样的？经验层面是在物质和符号层面起中介作用的层面。
西方进行网络文化研究多是借鉴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如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OT），该理论试图修正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是创造，技术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过也会影响社会。又如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该理论把非人类的因素引入到分析中去，认为社会形式要永久地存在下去要依靠很多非人类的因素，如文字、工具等。另外还有文化回路理论（The circuit of culture）认为文化回路中有五个文化节点：表现、身份、生产、消费和管理，每个过程与另一个之间都有着双向的联系。网络身份是指这种东西与什么样的社会身份联结在一起；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如何被消费的；管理它的分配和使用的机制是什么？此外，Baudrillard的后现代主义、Deleuze和Guattari以及Foucault、Virilio的文化理论也会被西方学者用来进行网络文化的研究。
三、中西网络文化差异化解读及反思
首先，我国网络文化的定义没有明显的发展轨迹，只是呈现多角度定义的特征。比如不同的学科背景中将网络文化概念定义为“制度文化”、“新价值观文化”、“工业文化”、“日常文化”，而西方网络文化的定义有明显的发展轨迹，其发源于技术文化，在批判文化反思中壮大，在经验文化中扩散，其发展是连续而具有传承性的。
其次，我国网络文化的定义是从宏观到中观，如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伦理道德的反思等到根据网络文化对不同群体影响的定义，而西方对网络文化的定义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的人际交流现象的定义到文化学的植入。
第三，我国网络文化的概念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缺乏同一性认识，官方、学界、民间话语没统一。官方认为准确权威的信息发布、良好有效地互动平台、畅通双向的互动路径就是政通人和的网络文化。学界将网络文化定义为多元和多维度的文化。民间话语则认为透明、开放、共享就是正常的网络文化。这些差异造成具体的社会现象就是：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网络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博弈等。而西方一贯和连续性的定义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细究起来，这种中西网络文化解读上的差异化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目前我国网络文化的问题是“核心价值观统一”的问题，西方网络文化的问题是“核心意识形态与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所形成的洞见”的冲突。
我国网络文化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网络的平台上统一“政治话语”、“行业话语”、“民间话语”。在如今网络的时代，我国的网络文化虽然在概念上与西方有区别，但其核心还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来源于纸质媒介，发扬于视觉媒介的新型媒介价值观。
（二）我国学界定义互联网是从“自媒体”角度考虑，西方则是从“公共媒介”角度考虑。
我国网络文化中，有很多现象是公民个人权利与公共领域的边界模糊引发的，比如：人肉搜索、网络炒作等。由于网络这个媒介门槛较低、成本不高，所以，大多数人对互联网还没形成公共领域的概念，更多的人把互联网当作自我表达的媒介。在西方，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责任理论基础稳定，所以，西方人更多把互联网当作和电视、报纸一样的新媒介，互联网扩展的是人感知这个世界的手段；我国的互联网是人们表达的渠道。这两种孰是孰非对于网络文化来说饱含争议。我们现在需要实现的是，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个人权利领域的地方坚持自由原则，而在那些毫无疑问属于公共领域的地方实行民主原则。
（三）中国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制度，而西方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文化。
一群人的行为或价值取向叫文化，但对群体行为或价值取向进行解释规范的文化叫制度文化。“文化不可比，制度有优劣”。凡是不可比优劣的那些核心民族特征就是文化。如果可以比较优劣，那很可能就是属于制度范畴内的东西了。在西方的话语体制下，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而我国认为，互联网文化要么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和新规范方式，要么是媒介价值观发展的新结果。但是，西方认为互联网既是新文化产生的原因，也是新文化产生的结果。
总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文明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演进和有机的过程——一个根据新的条件和改变后的环境随时间不断演进和改变的过程。所以，网络文化研究的根本在于两个问题：首先，社会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我国的价值体制要求能保障社会生产力转向新的信息主义范式；其次，人们在怎样利用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不等于机器，在信息模型里，技术的使用不能从技术本身分离，技术不等于购买、输入机器和对工业结构有示范性效果的先进科技，这都需要网络文化，需要我们明白用网络来干什么。所以，网络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强调价值、价值体系、模式还是强调共享标志、信仰和行为特点。结合我国目前的现状，建设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价值体系、文化模式和主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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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