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汉味”作为一种城市文学风格来审视，具有双重的观照意义。首先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地理空间的独特性，作为华中第一大都市，武汉经历了从四大名镇到商埠，再到现代都市的不断扩大发展的数级递进过程，使它有着有别于其它内陆城市的独特气度和文化特质。其次，是作为文学审美的特定空间价值，就是以地理空间为基础，去“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么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像的方式来完成自已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么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的。武汉历史悠久，新旧城市文化的积淀都相当丰厚，市民群落结构多元而复杂，生存情态多种多样，形成了具有历史相沿性的城市生活传统和习俗，以及与此相协调的城市文化氛围。这种多样化的城市文化复合形态，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审美视角，形成了拥有相异审美心理与取向的作家处理题材和主题的不同类型，但也由此产生了对“汉味”文学风格认知上的犹疑。
叙写武汉的历史与现实，描摹武汉的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小说，是不是就一定是“汉味”小说，“汉味”是不是一定要靠突显旧时老汉口的街巷流走、风俗民情、世态百相等才能实现，到底该如何来界定这样一种文学风格的特征与边界？当我们探究“汉味”作为一种城市文学风格的存在时，似乎总离不了以京味或海派文学这些写得比较成熟而又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地域性城市文学来加以参照，比如要界定怎样的小说才算体现出了“汉味”，若是套用京味小说的基本书写特征，那就是要以方言汉腔写老武汉的人或事，写出具有武汉地域特点的习俗风情，人情世态等，突出它的世俗品味。但若是以此来框定，便会发现这类叙写在武汉地域化的文学中只占了一部分。而那些虽不用方言书写，但同样选择了地域化的文学视角来表现武汉历史与现实的小说，其所表现出的文学审美的特定的地理空问价值，似乎也该圈入“汉味”文学范畴。不用方言来渲染汉味，但外地读者却因其对武汉历史与现实的叙写而认定了它的汉味，反倒是用方言写就的小说更多地是写给汉地读者看的，只有他们更能领会汉腔的韵味。
若是将武汉作家对汉地地域空问的描摹进行一番考察，通过对小说题材、主题、人物、城市地理、民俗风情、方言表达等方面的梳理，从中去归纳就辨识汉味小说的基本特征，我们可能会对“汉味”这种文学风格的认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城市生长史的民俗世相化叙写
这类小说可能从表征上看最能体现出“汉味”，多用武汉方言写就，主要是在历史背景中表现城市的生长史，展示武汉地域空间的历史文化，以及民俗、世相风情等市民文化形态，因为这些多是在历史的记忆中得以保存。所以在已经消失了的城市往事中复原历史场景，刻意地去追求方言韵味与地域风物，以及民俗习惯的自然形态，就成为武汉许多作家创作的一种自觉。
武汉经历了从历史上古老的名镇、商埠到大都市的进化过程，城市文化的历史传承中也必然保留着着不同阶段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保持着其历史连贯性的城市生活传统和习俗，以及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和文化氛围。彭建新的《孕城》《招魂》《娩世》写了老汉口的生成史，把城市的生长史以最具象的方式，做了一次完整的展示。《孕城》以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问的自然现象“汉水改道”为开端，叙写了汉口这个中国内陆中心商埠的兴衰变迁的历史。正是这次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南成为汉阳，汉水之北则形成了“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确立了日后三镇鼎立的格局。《孕城》《招魂》《娩世》作为讲述城市历史的小说，注重揭示汉口文化的世俗性质，注重对民俗风味的展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网熟的汉口方言融入小说的叙事，突显出“汉味”的气息。二是着力表现世代习传下来的地域民俗、市民世相，以及具有不同文化个性的市民类型群，由此勾画出汉口的历史民俗长卷。何祚欢的《失踪的儿子》《舍命的儿子》等“儿子”系列小说，讲述了市民群落的迁徙与聚合。小说视点主要集中于旧汉口的市民群落，儿子们都由农而商，他们勤扒苦做，一点点地做大，是家族中第一代进城成为市民的人，他们的经历概括了市民的扎根史。小说用汉腔汉调，写了汉口的老街、老字号、茶楼酒肆、街巷码头等，有一股浓郁的大汉口的气息。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表现的是汉口的名人往事，叙写了汉剧名角“水上灯”的传奇人生。情节曲折的故事，命运跌宕起伏的人物，驳杂的城市历史，浓墨重彩的汉剧，都传达出她对武汉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人的透彻了解。小说虽不用方言叙事，但方方对那些流行于市井街巷的方言俗语的娴熟运用，对民俗形态细枝末节的熟知，大量相关城与街的知识典故、风俗民情、世态百相的展示等等，把一座城的深厚的市井文化积淀，举重若轻地铺排在作品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无以名之的市井氛围，加深和重建了读者对武汉这座城市文化性格的感知和识见。董宏猷的《汉口码头》既表现出武汉城市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码头文化的内涵，也借汉口码头叙写了武汉的历史轨迹。曾宪德的《老通城曾家》，勾画出武汉百年老字号老通城豆皮店的发展轮廓，表现了武汉传统风味小吃的世俗化的文化性格，以及汉口的市升传奇。姜燕鸣的《倾城》《大智门火车站》，从真实的城市历史背景中去发掘城市人的命运和个性色彩，将一些名不出间巷，难以进入史册的小人物的命运，放到武汉抗战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审视。
二、对市井与底层市民的书写
市井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外在表征物，不仅凝铸着武汉漫长的历史，也是市民文化传统最厚实的沉积层。从那些密集地拥塞于小街狭巷中的市民生态和心态上，能使我们从某种文化意义上洞察到该城市人所具有的深层心理特征，以及武汉市民文化的特殊品味。涉笔于市井领域的作家很多，包括我在上一节提到的几位，他们既熟悉武汉的城市生活，也熟谙表现对象的生存状态、文化背景、心态特质。因比他们很容易用文学的滤网，在四周生活中打捞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并在作品中得到最细致、最丰富的还原。这一类小说把观照视野主要集中于当代，描述城市人生态的具体过程和日常生活的烦恼，城市的地域文化作为社会的一种深层结构，沉潜在市井的日常形态中，也表现在市民生活和精神的文化模式中，具有稳固的生命力和传承性，体现具有共出性特征的市民文化形态和心理。
方方的《风景》对底层市民生存圈做了最深入最原色的描绘，从汉口的棚户家族的生存常态中，透视出底层市井杜会的真相和底层市民真实的人生境况。《落日》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市民群落多层面生存困厄和文化心理现状，有着深刻的体察和把握。但方方不只是简单地描述儿孙们如何把“妨碍”自己生存的七旬老母送入火葬场的都市传奇故事，而是以真切、细致的笔触，将读者引入到了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极日常化的生存现象层面上，在对他们生存的本真景况的展示中，体现出方方对市民阶层多层面生存困厄和文化心理的深刻体察和把握。《万箭穿心》写了汉正街女扁担李宝莉的生活经历，她的举手投足和行事风格，把武汉女性泼辣好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方方用武汉方言写的《出门寻死》《中北路空无一人》的着眼点是下岗的市民，写活了武汉人的日常生活常态。而《琴断口》则是将武汉的地名直接作为演绎故事的切入点。
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流动着汉口芸芸众生日常琐细生活存在的本体形态，透达着都市的气息和都市的氛围，从人物语言到表达都体现着写实的特点。《汉口永远的浪漫》基本是用武汉方言写就，有很鲜明的武汉地域文化表征和风情，虽写了都市的一个小场景，但池莉以其敏锐的城市知觉度抓住了汉口那无时不在、无以名之的城市氛围和感受，尤其抓住了城市人心态中非自觉的方面，那种普遍沉潜着的武汉市民的群体无意识，不过这部作品可能只有带着自身生存体验基础的武汉读者去阅读，才能更深地品味其中的韵味。《水与火的缠绵》题目就很武汉化，水与火，从来就是相克相悖的存在，却是最具象地概括了武汉这座城市的特点，汉水和长江在这里交汇，两江簇拥，挽结起了武汉三镇。凶水缭绕的缘故，被人称为“江城”。而夏日的酷暑，又使这座城市成为“火炉之城”，正是水与火的交融，使这座城市，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质和市民性格。小说中那些散发着武汉市民气息的人物，有着城市环境和地域文化所赋予的城市子民独特的性格特征，体现出鲜明的武汉地域文化表征，自然地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汉味”。任常的《风流巨贾》主要采用了自然形态的汉地方言，描写了汉正街绵延百年的商业活力，和大量的日常民俗形态的细枝末节。鹏喜的《不远的木屋国》细致地描绘了在城市历史变迁过程中，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们的生活。小说运用武汉方言，表现了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凸显出底层生存的艰难。
这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是小街巷里的庸常之辈，突出的是它的世俗品味，在我们充分肯定其对底层普通人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一些作家过于沉入市井狭境，使得自己笔下的武汉城市生态、市民心态显得太直观化和本色化，不免流于身边琐事和平常印象。而描写过分本色化，使之与生活浑然一体，反倒是生活中人见多不怪，失去了审美趣味，而对外地读者来说，则如筑起了一道封闭的城墙，限制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市井的消失和底层市民的蜕变都会对这类文学的创作发展产生影响。
三、历史事件与地域文化标识的展现
以武汉的历史大事件作为蓝本的叙事，这类小说选择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去表现历史大事件。1911年的辛亥首义，对武汉这座城市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定格于辛亥起义，以一种民间酌话语形式关注着在这一历史线段中的个人所经历所感触的故事，透过一群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来表现辛亥革命这一纷繁复杂、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牛维佳的《武汉首义家》，从“改正朔，易服色”的时代规律出发，将叙事的重心移到了普通民众那里，围绕服装衣着这种最日常化的物件展开叙事，以此去观照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辛亥革命，重现了百年之前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普通百姓服饰和风俗的影响，表现了发生在服装上的“首义”革命，同时也艺术化地展现了最关切百姓民生的服装产业化的发展过程。
方方的《武昌城》写了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之战。持续了40天的残酷的围城战役让武昌曾经有过的雄伟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毁于一旦，灰飞烟灭。这部小说，以文学的笔触复原了一段几乎被武汉人自己遗忘的城市史。孙克西的《汉阳造》再现了由张之洞开创的近代军事制造业的历史，展示了武汉城市历史发展中重要的一页。
新中国建国后，武汉成为华中工业建设重镇，这在武汉的地域文学中也得到了表现，如余启新的《东方即白》以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为故事的主线，叙写了围绕这座大桥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董宏量正着手写的《红钢城》就拟从五十年代武钢建厂写起，至新世纪择地发展，时问跨度为60年，主要描写武钢早期建设、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米七引进工程、武钢今天的扩张发展等三次创业阶段，展示了红钢城的兴衰变化和几代人的命运轨迹。祝九红即出的《光谷首商》以武汉高新开发区光谷为背景，描写了一大批海外归来的高科技人才的创业史。
这类小说叙写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像辛亥首义、北伐战争、抗战、汉阳兵工厂、红钢城、武汉长江大桥、光谷高新开发区，它们本身就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标识，成为外地读者认知武汉的物化象征。但也就是这类小说，给我们认知“汉味”小说制造了许多疑惑，因为这些小说以武汉历史为叙事背景，以文学的想象追溯和复原着城市的历史，叙事中有最具武汉标志性的地域物证，所以外地读者很容易指认它的地域身份，认为这就是“汉味”小说，或是武汉的地域性小说。不过这类小说一般很少使用武汉方言来状物，也不会刻意地去描摹市井世相、民风遗俗，突显对民问市井社会中的市民，以及对传统文化形态的艺术表现，本地的读者可能觉得“汉味”不浓，因为“汉味”最吸引人的便是它的世俗化气息。由此，我们也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是否可以归入汉味小说。假如将这类作品归入更看重地域性色彩的“汉味”小说，是否又忽视了其大气的一面。
一般认为“汉味”小说必须强调小说的地域性特点，在作品中寻求表现“汉味”的标记，去刻意表现和渲染方言的韵味与地域风物，民俗习惯的自然形态。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时候过分地在作品中寻求“汉味”的标记，反倒并不能达到在中国文坛树立起汉味文学这一显目旗帜的目的。就如文学中地域风味的自然形态描写过分的本色化，使之与生活浑然一体，反倒使生活中的人见多不怪，失去了审美趣味，尤其是要对小说的方言叙事做大量的注释，这对外地读者来说，则像筑起了一道封闭的城郭，在区分了与其他城市文学界限的同时，也阻止了读者顺利进入。这无疑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过分标记化也表现出创作上的一种肤浅。因此，“汉味”作为一种城市文学的风格，这一文学目标能否最终实现还得由创作实践去证实，由读者的接受去评判。